“正家之法”与赵宋的“祖宗家法”
》中，叶适对于赵宋朝政也有类似的批评。
朱熹曾经说，“祖宗于古制虽不能守，然守得家法却极谨。”[1] (《朱子语类》 卷一二八《本朝二·法制》)赵宋的“祖宗家法”，自其“不容轻议”之日起，即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它的反面 [10] 。南宋时，一方面有陈亮、叶适等人针对“祖宗家法”的反思与批评；一方面朝廷长期充斥着诸如“自汉唐以来，家法之美，无如我宋”[14](《南轩集》卷八《经筵讲义》)、“圣朝家法，宏远深长，质诸三代而无愧”[21] (《宋会要辑稿》帝系七之二三)、“我宋立国大体，兵力虽不及于汉唐，而家法实无愧于三代”[22](《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九《齐家》)一类说法。这种凝滞僵化的认识，一直伴随赵宋走完了最后的历程。
后代自总结治国经验教训的角度出发，对于宋代的“祖宗家法”有过许多评议。
明代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陈邦瞻在其《宋史纪事本末》叙言中说：
大抵宋三百年间，其家法严，故吕、武之变不生于肘腋；其国体顺，故莽、卓之祸不作于朝廷。……其制世定俗，实有汉唐之所不能臻者。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作《日知录》，在其阐论礼制部分专门议论到《宋朝家法》：
宋世典常不立，政事丛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其过于前人者数事：如人君宫中自行三年之丧，一也；外言不入于梱，二也；未及末命即立族子为皇嗣，三也；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四也。此皆汉唐之所不及，故得继世享国至三百馀年。若其职官军旅食货之制，冗杂无纪，后之为国者并当取以为戒。
尽管顾炎武谈论“宋朝家法”时，似乎与当时的“典常”、“政事”以及“一代之制”隔离开来，但他所提到的内容，实际上既有皇室的服丧、立嗣及内外规禁等方面，也涉及到君臣关系问题。
与顾炎武大致同时的王夫之，在其《宋论》中将北宋前期与汉代文景、唐代贞观并列为治世，而且归其功于宋代的“家法”与“政教”：
三代以下称治者三：文景之世，再传而止；贞观之治，及子而乱；宋自建隆息五季之凶危，登民于衽席，迨熙宁而后，法以斁，民以不康。由此言之，宋其裕矣。夫非其子孙之克绍、多士之赞襄也。即其子孙之令，抑家法为之檠括；即其多士之忠，抑其政教为之薰陶也。[23](《宋论》卷一《太祖一五》)
《宋论》中一方面肯定了赵宋“祖宗家法”的轨范作用，一方面也曾指斥其狭隘性：“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23](《宋论》卷十《高宗二》)事实上，这不仅是在批评宋代的政治机制及其运作，也在暗中隐寓着王夫之对于明代政治的反思。
五
循故事、沿祖制治国，在帝制社会是自然习见之事。早在西汉中期，汉宣帝即曾经训谕崇信儒生的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并且担心“乱我家者，太子也”。[24]( 《汉书》卷九《元帝纪第九》)在这里，宣帝将“汉家”特有的“以霸王道杂之”的制度，与“纯任德教”的“周政”作了区分。所谓“汉家自有”的“制度”，若不予执守，则会“乱我家”，究其根本，这或许可以称之为当时世代相传赖以治国的“汉家家法”。
东汉中期，班固作《典引》，阐释了“表相祖宗”之要义，进呈章帝。
其中称颂了“陛下仰监唐典，中述祖则，俯蹈宗轨”的德行[25](《文选》卷四十八), 以“唐典”、“祖则”、“宗轨”作为帝王奉行不辍的轨范典则。
后世帝王对于“祖宗”的尊崇奉承，一方面体现为祗畏敬穆的心态，另方面也反映在对于“祖宗之世”治道的总结继承努力中。
对祖宗祗畏敬穆的心态，集中反映在当时涉及到皇位继承等重大问题的诸多制敕中。唐代肃宗以后，在新皇帝即位的册文中，最为常见的结束语是：“无忝我祖宗之休烈（或曰“丕烈”、“丕训”）！”代宗以后，帝王的遗诏，也是言必称祖宗。此外，在一些改元、大礼、册尊号等大赦制书中，也经常可以见到诸如“乃圣乃文，祖宗大烈，恭维缵服，必在钦承”[4](《唐大诏令集》卷九《帝王·册尊号赦上》“开元二十七年册尊号赦”)或是“纂业垂统，严奉于祖宗”以及“君天下者，受命于天地，继业于祖宗”“立国之道，始于亲亲，所以厚骨肉之恩，明教化之本”[26](《陆宣公集》卷二《制诰·赦宥中》“贞元元年冬至大礼大赦制”)之类文字。
在一些更为贴近当时社会现实的材料中，我们注意到祖宗教谕所可能起到的实际典范作用。
记载唐太宗时期之“良法善政”的《贞观政要》，成书于唐代玄宗开元前期。其编撰进呈，事实上是半个世纪中朝臣们对于贞观前后之政治现实进行比较反思的结果。撰著者吴兢在其序文中特别提及此书的编纂目的：
庶乎有国有家者可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
正是为“有国有家者可遵前轨”提供的效法依凭作用，使这部书成为“可资法鉴”的“历代宝传”[2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一《史部·杂史类·贞观政要》)。
唐代中期以后，纷繁跌宕的政治现实，使得渴望承平的君臣们经常忆及祖宗盛世，也促使他们更为经常地讨论“国朝故事”。对于“高祖太宗著法垂制”的追怀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官僚士大夫如陆贽、元稹、李翱、刘蕡等人的奏议或对策当中。
在赵宋之后，蒙元对于祖宗所传《大札撒》尊奉褒崇；元世祖忽必烈在其即位诏书中，一方面理直气壮地播告了“祖述变通”的统治方略，一方面宣称“祖训传国大典，于是乎在，孰敢不从”[28](《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一》)。明太祖朱元璋更是亲定《祖训》，明示以为“家法”：
朕观自古国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当时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于海内，民用平康。……故以所见所行，与群臣定为国法……至于开导后人，复为《祖训》一编，立为家法，大书揭于西庑，朝夕观览，以求至当。首尾六年，凡七誊稿，至今方定，岂非难哉！盖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采众长，即与果断，则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翰林编辑成书，礼部刊印，以传永久。[29](《皇明祖训（序）》)
在这里，与群臣共定的“国法”及“开导后人”的“家法”，既有关联，又有区别。《皇明祖训》十三章节，“多言亲藩体制”[27](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明祖训〉提要》)，主要是针对子孙须执守之礼法的告谕与要求。既为皇室后裔，其中自然包括“慎国政”之类的内容。在该《组训》的序文中，明太祖训诫后人说：
凡我子孙钦成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负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将孚佑于无穷矣！呜呼！其敬戒之哉！
西汉武帝时，酷吏杜周曾有所谓“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 [30](《史记》卷一二二《杜周传》)的说法。这在一定程度上道破了传统社会中律令的真实性质。所谓“前主”“后主”，并非简单的个人概念；任何律令法规，都与皇权联系在一起。由于带有根本性的法规以“前主所是”之“祖则”“宗轨”的神圣面目出现，因而对于宣称尊祖敬宗的嗣皇帝可能显示为某种约束力。
从广义上说，所谓“汉家制度”、“祖则”“宗轨”，所谓“祖宗休烈”“祖宗家法”乃至《皇明祖训》，这些前主、后主“所是”的整理与累积，都将帝王之家世代传承的“治家”与“治国”原则精神最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既是祗奉祖制的结果，又反映着历史发展的现实进程。
提及“祖宗”时，后世帝王们通常刻意突出所怀抱的“尊尊”“亲亲”的敬畏态度。“祖宗”对于他们来说，是祗奉仰承的先烈，是超越常世、降灵垂鉴的神异力量；祖宗的遗范、祖宗的鸿业，是感召他们效法弘扬的精神目标。“严奉祖宗”自然而然地与“立国之本”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尽管有成文法与判例法的互补，仍然难以全面涉及现实生活的各领域各层面。因此，具有“准法律规范”作用的家法族规遂在“家国同构”体制下得到统治者的默许，甚或公开支持，从而形成了家法补充国法、家法辅助国法的独特现象 [11] 。而帝王之家的“家法”， 与民间家法的关键区别 [12] 在于，它自根本精神上规定着、制约着“国法”的取向与施行。
所谓“家法”，本是一种基于亲缘关系之上的约束；而将帝王之家的“家法”与“国法”混融为一体，则反映出国家政治内在的宗法性。与作为宗族关系规范体系之组成部分的士大夫家法、《家训》、《家规》不同，作为赵宋治国之法的“祖宗家法”，似乎具有涵盖一切的性质。对于“祖宗家法”的适用范畴，宋人从未作出过明确排它的界定与回答。这种边缘模糊化的状况，正是其高度适应性所需求的。
宋代“祖宗家法”提法的出现，一方面，使现世的法度规则笼罩在礼制乃至道德伦理的体系之下，具有了双重的权威；同时也使“祖宗”的意旨与现实政治联系在一起，使其形象更为鲜明生动，并因而在现世获得了“永生”。另一方面，这一说法又将已经进入彼界的“祖宗”与用以处置世俗政务的“法度”固定联系起来，从而使“祖宗”不再是“高处不胜寒”的神灵，在拉近了距离、保存了亲切感的同时，事实上也降低了祖宗们的超越度与凌驾度。
总的讲，赵宋的所谓“祖宗家法”，可以说沟通着当时的“正家”与“治国”方式，也体现着“人治”与“法治”的互补与折衷。它的立足点 《“正家之法”与赵宋的“祖宗家法”(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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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曾经说，“祖宗于古制虽不能守，然守得家法却极谨。”[1] (《朱子语类》 卷一二八《本朝二·法制》)赵宋的“祖宗家法”，自其“不容轻议”之日起，即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它的反面 [10] 。南宋时，一方面有陈亮、叶适等人针对“祖宗家法”的反思与批评；一方面朝廷长期充斥着诸如“自汉唐以来，家法之美，无如我宋”[14](《南轩集》卷八《经筵讲义》)、“圣朝家法，宏远深长，质诸三代而无愧”[21] (《宋会要辑稿》帝系七之二三)、“我宋立国大体，兵力虽不及于汉唐，而家法实无愧于三代”[22](《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九《齐家》)一类说法。这种凝滞僵化的认识，一直伴随赵宋走完了最后的历程。
后代自总结治国经验教训的角度出发，对于宋代的“祖宗家法”有过许多评议。
明代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陈邦瞻在其《宋史纪事本末》叙言中说：
大抵宋三百年间，其家法严，故吕、武之变不生于肘腋；其国体顺，故莽、卓之祸不作于朝廷。……其制世定俗，实有汉唐之所不能臻者。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作《日知录》，在其阐论礼制部分专门议论到《宋朝家法》：
宋世典常不立，政事丛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其过于前人者数事：如人君宫中自行三年之丧，一也；外言不入于梱，二也；未及末命即立族子为皇嗣，三也；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四也。此皆汉唐之所不及，故得继世享国至三百馀年。若其职官军旅食货之制，冗杂无纪，后之为国者并当取以为戒。
尽管顾炎武谈论“宋朝家法”时，似乎与当时的“典常”、“政事”以及“一代之制”隔离开来，但他所提到的内容，实际上既有皇室的服丧、立嗣及内外规禁等方面，也涉及到君臣关系问题。
与顾炎武大致同时的王夫之，在其《宋论》中将北宋前期与汉代文景、唐代贞观并列为治世，而且归其功于宋代的“家法”与“政教”：
三代以下称治者三：文景之世，再传而止；贞观之治，及子而乱；宋自建隆息五季之凶危，登民于衽席，迨熙宁而后，法以斁，民以不康。由此言之，宋其裕矣。夫非其子孙之克绍、多士之赞襄也。即其子孙之令，抑家法为之檠括；即其多士之忠，抑其政教为之薰陶也。[23](《宋论》卷一《太祖一五》)
《宋论》中一方面肯定了赵宋“祖宗家法”的轨范作用，一方面也曾指斥其狭隘性：“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23](《宋论》卷十《高宗二》)事实上，这不仅是在批评宋代的政治机制及其运作，也在暗中隐寓着王夫之对于明代政治的反思。
五
循故事、沿祖制治国，在帝制社会是自然习见之事。早在西汉中期，汉宣帝即曾经训谕崇信儒生的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并且担心“乱我家者，太子也”。[24]( 《汉书》卷九《元帝纪第九》)在这里，宣帝将“汉家”特有的“以霸王道杂之”的制度，与“纯任德教”的“周政”作了区分。所谓“汉家自有”的“制度”，若不予执守，则会“乱我家”，究其根本，这或许可以称之为当时世代相传赖以治国的“汉家家法”。
东汉中期，班固作《典引》，阐释了“表相祖宗”之要义，进呈章帝。
其中称颂了“陛下仰监唐典，中述祖则，俯蹈宗轨”的德行[25](《文选》卷四十八), 以“唐典”、“祖则”、“宗轨”作为帝王奉行不辍的轨范典则。
后世帝王对于“祖宗”的尊崇奉承，一方面体现为祗畏敬穆的心态，另方面也反映在对于“祖宗之世”治道的总结继承努力中。
对祖宗祗畏敬穆的心态，集中反映在当时涉及到皇位继承等重大问题的诸多制敕中。唐代肃宗以后，在新皇帝即位的册文中，最为常见的结束语是：“无忝我祖宗之休烈（或曰“丕烈”、“丕训”）！”代宗以后，帝王的遗诏，也是言必称祖宗。此外，在一些改元、大礼、册尊号等大赦制书中，也经常可以见到诸如“乃圣乃文，祖宗大烈，恭维缵服，必在钦承”[4](《唐大诏令集》卷九《帝王·册尊号赦上》“开元二十七年册尊号赦”)或是“纂业垂统，严奉于祖宗”以及“君天下者，受命于天地，继业于祖宗”“立国之道，始于亲亲，所以厚骨肉之恩，明教化之本”[26](《陆宣公集》卷二《制诰·赦宥中》“贞元元年冬至大礼大赦制”)之类文字。
在一些更为贴近当时社会现实的材料中，我们注意到祖宗教谕所可能起到的实际典范作用。
记载唐太宗时期之“良法善政”的《贞观政要》，成书于唐代玄宗开元前期。其编撰进呈，事实上是半个世纪中朝臣们对于贞观前后之政治现实进行比较反思的结果。撰著者吴兢在其序文中特别提及此书的编纂目的：
庶乎有国有家者可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
正是为“有国有家者可遵前轨”提供的效法依凭作用，使这部书成为“可资法鉴”的“历代宝传”[2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一《史部·杂史类·贞观政要》)。
唐代中期以后，纷繁跌宕的政治现实，使得渴望承平的君臣们经常忆及祖宗盛世，也促使他们更为经常地讨论“国朝故事”。对于“高祖太宗著法垂制”的追怀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官僚士大夫如陆贽、元稹、李翱、刘蕡等人的奏议或对策当中。
在赵宋之后，蒙元对于祖宗所传《大札撒》尊奉褒崇；元世祖忽必烈在其即位诏书中，一方面理直气壮地播告了“祖述变通”的统治方略，一方面宣称“祖训传国大典，于是乎在，孰敢不从”[28](《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一》)。明太祖朱元璋更是亲定《祖训》，明示以为“家法”：
朕观自古国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当时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于海内，民用平康。……故以所见所行，与群臣定为国法……至于开导后人，复为《祖训》一编，立为家法，大书揭于西庑，朝夕观览，以求至当。首尾六年，凡七誊稿，至今方定，岂非难哉！盖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采众长，即与果断，则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翰林编辑成书，礼部刊印，以传永久。[29](《皇明祖训（序）》)
在这里，与群臣共定的“国法”及“开导后人”的“家法”，既有关联，又有区别。《皇明祖训》十三章节，“多言亲藩体制”[27](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明祖训〉提要》)，主要是针对子孙须执守之礼法的告谕与要求。既为皇室后裔，其中自然包括“慎国政”之类的内容。在该《组训》的序文中，明太祖训诫后人说：
凡我子孙钦成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负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将孚佑于无穷矣！呜呼！其敬戒之哉！
西汉武帝时，酷吏杜周曾有所谓“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 [30](《史记》卷一二二《杜周传》)的说法。这在一定程度上道破了传统社会中律令的真实性质。所谓“前主”“后主”，并非简单的个人概念；任何律令法规，都与皇权联系在一起。由于带有根本性的法规以“前主所是”之“祖则”“宗轨”的神圣面目出现，因而对于宣称尊祖敬宗的嗣皇帝可能显示为某种约束力。
从广义上说，所谓“汉家制度”、“祖则”“宗轨”，所谓“祖宗休烈”“祖宗家法”乃至《皇明祖训》，这些前主、后主“所是”的整理与累积，都将帝王之家世代传承的“治家”与“治国”原则精神最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既是祗奉祖制的结果，又反映着历史发展的现实进程。
提及“祖宗”时，后世帝王们通常刻意突出所怀抱的“尊尊”“亲亲”的敬畏态度。“祖宗”对于他们来说，是祗奉仰承的先烈，是超越常世、降灵垂鉴的神异力量；祖宗的遗范、祖宗的鸿业，是感召他们效法弘扬的精神目标。“严奉祖宗”自然而然地与“立国之本”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尽管有成文法与判例法的互补，仍然难以全面涉及现实生活的各领域各层面。因此，具有“准法律规范”作用的家法族规遂在“家国同构”体制下得到统治者的默许，甚或公开支持，从而形成了家法补充国法、家法辅助国法的独特现象 [11] 。而帝王之家的“家法”， 与民间家法的关键区别 [12] 在于，它自根本精神上规定着、制约着“国法”的取向与施行。
所谓“家法”，本是一种基于亲缘关系之上的约束；而将帝王之家的“家法”与“国法”混融为一体，则反映出国家政治内在的宗法性。与作为宗族关系规范体系之组成部分的士大夫家法、《家训》、《家规》不同，作为赵宋治国之法的“祖宗家法”，似乎具有涵盖一切的性质。对于“祖宗家法”的适用范畴，宋人从未作出过明确排它的界定与回答。这种边缘模糊化的状况，正是其高度适应性所需求的。
宋代“祖宗家法”提法的出现，一方面，使现世的法度规则笼罩在礼制乃至道德伦理的体系之下，具有了双重的权威；同时也使“祖宗”的意旨与现实政治联系在一起，使其形象更为鲜明生动，并因而在现世获得了“永生”。另一方面，这一说法又将已经进入彼界的“祖宗”与用以处置世俗政务的“法度”固定联系起来，从而使“祖宗”不再是“高处不胜寒”的神灵，在拉近了距离、保存了亲切感的同时，事实上也降低了祖宗们的超越度与凌驾度。
总的讲，赵宋的所谓“祖宗家法”，可以说沟通着当时的“正家”与“治国”方式，也体现着“人治”与“法治”的互补与折衷。它的立足点 《“正家之法”与赵宋的“祖宗家法”(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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