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
图军政权力有所制衡的意向。
枢密院职能的演变，是与它自内廷向外廷机构转化的过程同步进行的。枢密院转为外朝中枢机构的格局，自后唐以来即逐渐显露端倪；后晋时期的反复，恰恰证明了这一格局在当时已被接受；后周已着手“引中书以分枢权” [２１] ；北宋初期则在经历了一段曲折之后正式确立了中书与枢密院对持文武二柄的体制。
二
赵宋代周，太祖并不急于调整中书门下领导成员。当然，留用旧朝宰相的情形，五代以来并不少见。在动荡的时局中，这给无奈的人们带来政策延续方面的某种稳定感，从而亦有利于新政权的立足。
留用旧朝宰相这种作法的背后，还有另外一层原因，这就是作为总领行政事务的权力机构，中书门下在当时所起作用有限。宰相作为中书门下的首长，实际上是政务领导，既不是帝王的腹心，也不是决策的主导。
据《宋史》卷二四九《范质传》：
先是，宰相见天子议大政事，必命坐面议之，从容赐茶而退，唐及五代犹遵此制。及质等惮帝英睿，每事辄具札子进呈，具言曰：“如此庶尽禀承之方，免妄庸之失。”帝从之。由是奏御浸多，始废坐论之礼。
“坐论之礼”之废，实际上是趋势发展至此之必然。这里有助于人们理解当时情势的关键，或许不仅仅在于是否“命坐”、“赐茶”，而更在于“每事辄具札子进呈”。唐代中期以后，随着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的转变，中央决策机制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宰相决策权的实务化即宰相职权的政务化趋向” [２２] 。晚唐五代时期则在体制转变因素之外更有政治上对于宰相权力的排抑，宰相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王朝礼仪秩序的象征，能够“见天子议大政事”的机会与范围相当有限。这种状况，直至乾德二年（964）赵普代范质、王溥、魏仁浦任相后才有所变化。
与宋初数年中书门下班子大体未动形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对枢密院长官次第渐进的调整。周世宗临终前特地安排“参知枢密院事”的宰相范质、王溥，赵宋开国即不再参知枢密院事。留任的两位枢密使，魏仁浦兼任，吴廷祚专任；而开国皇帝的亲信赵普，首任枢密直学士，继而踏进密院长官的序列，成为宋代第一位枢密副使。建隆三年（962），宋太祖以“均劳逸”为由，将周世宗以来“掌枢务，有年于兹”的吴廷祚调为藩镇节度 [２３] ，赵普则升任枢密使。
太祖乾德年间，政权重心发生了明显的转移。随着赵宋政权的初步稳定与制度设施陆续走上正轨，宋初三相（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后周三相”）去职而赵普出任宰相，中书门下摆脱了尴尬与微妙的处境，转而成为朝廷议政的核心机构。伴随这一过程同时展开的，是枢密院进进退退、步履蹒跚地摆脱了“内廷”“私人”的性质，逐渐成为与中书对掌文武大政的部门。.
北宋初期枢密院机构性质的过渡，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的过程。
研究者通常指出，“宋太祖设置枢密院，究其用意，显然是为了与中书门下对掌军、民大政，所谓‘势均中书，号为两府’，以枢密院的长官来分割宰相的掌兵之权。” [２４] “边事兵机，多用枢密言。” [２５] 其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枢密院长官的职责并不限于参议军事、除授武官及内职，也不限于运筹兵机，而包括着参与种种帷幄之谋。可以说“参谋议，备事变”一直是其主要职能。《文献通考》卷五八《职官考十二·枢密院》中，马端临有段按语说：“祖宗时枢密院官虽曰掌兵，亦未尝不兼任宰相之事。”他所说“宰相之事”，是指除授、文史等具体事项；事实上，当“祖宗时”，特别是太祖、太宗之时，枢密院的职责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来防范肘腋之变的 [２６] 。这一性质决定着枢密院运作方式的走向，也决定着枢密使人选的确定。
关于这一点，可以自宋初诸位枢密使的除授制书中看出一些迹象。
据《宋宰辅编年录》卷一，建隆三年（962）十月辛丑条，任赵普为枢密使之制书中说道：“王者端居九重，驭朽敢忘于大业；躬决万务，坐筹思得于良臣”；进而勉励赵普：“尔其佐佑冲人，缉熙庶绩，无忝股肱之寄，勉伸帷幄之谋。往其钦哉，服我光宠。”两年之后，在赵普拜相的制书中，又称赞他“洎赞枢机之务，屡陈帷幄之谋。” [２７] 同日，李崇矩拜枢密使，制书中也要求他“参予帷幄之谋，罄尔弥纶之效。” [２８]
太平兴国六年（981）任命石熙载为枢密使的制书中，开篇即称“文昌之设，益重于六官；温室之任，聿参于万务”；并且说“职兹宥密，以奉论思。” [２９] 所谓“文昌”、“温室”，实际上都是指汉代以来相对于“外朝”而言的“中朝”。将枢密比作“文昌”、“温室”，其中的寓意是十分清楚的。这种借喻，在当时并非偶见，因而不能理解为行词学士误用典故。
《宋宰辅编年录》卷二，太平兴国八年六月己亥“王显枢密使”条载其除拜制书曰：
汉以尚书平章奏议，魏以中书参掌机密。邦国之务，率系于枢衡；军旅之谋，多出于帷幄。授受之际，厥惟艰哉！具官王显，器量恢宏，襟灵秀拔。尝事藩邸，备极公忠；累践荣班，遂膺显用。……
将枢密使的职责与汉之尚书、魏之中书相提并论，正反映出在时人心目中，这一职任特殊的“中朝”“密迩”性质。正因为如此，宋初安排在这一职任之上的官员，不论文武，或系帝王“故旧”，或系“纯诚谨厚”之人。所谓“萧曹故人”，“尝事藩邸，备极公忠”者，成为选任范围中的主要对象。
太宗雍熙北伐失败后，枢密院的长官选用乃至其机构性质逐渐发生变化。淳化元年（990）十二月，采纳左正言谢泌建议，“自今凡政事送中书，机事送枢密院，财货送三司，覆奏而后行。”从此成为定制 [３０] 。这一决定，使得中书、枢密、三司的职能分工（或曰分割）明确化。这一方面使枢密院的执掌确定了范围因而有所限制；另一方面，其表述方式也使我们注意到，枢密院所负责的事务，仍然被称之为“机事”。事实上，枢密院既以处理“机事”为主，其近迩私密程度尽管随官僚机制的健全而逐渐有所淡化，将其视为“密勿之地”的认识，却一直延续到后世。大中祥符五年（1012）九月，王钦若、陈尧叟并拜枢密使，制书中既称“任总枢机，事兼军国”，又说“密勿之地，事机颇烦” [３１] 。直至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周必大除枢密使制中，也还沿袭用典，说“雅积经纶之望，进毗密勿之谟” [３２] 。
三
与枢密院自“中朝”向“外朝”转化过程相应的，是枢密院长官选用原则的调整。宋太祖、太宗朝，与后人通常的理解不同，并没有最终确立以文臣任枢密的制度；或许可以说，以文臣任枢密的趋势，是自太宗后期开始明显的。而宋初对于枢密使的任用原则，其实仍然是文资武资兼用，而以亲随为主。当时战事相对频仍，这自然是枢密院长官中武资官员较多的原因之一；但仅仅指出这一点，尚未能够点透问题的关键。
太祖时期的五位枢密使中，魏仁浦、吴廷祚系原后周枢密使。其中魏仁浦为刀笔吏出身；吴廷祚 “少颇读书，事周祖，为亲校” [３３] ， 出自武资。
太祖亲擢的三位枢密使，即赵普、李崇矩、曹彬。其中，赵普自太祖“潜龙”之时即与其结成的密切关系自不必说，建隆三年（962）任命他作枢密使的制书中即称：“俾膺重任，用奖元勋”；制书指出了赵普的识见与才能，更突出了对于“萧曹故人”“佐命元勋”的“畴庸” [３４] 。李崇矩后周时亦“与太祖同府厚善” [３５] 。只有曹彬，当后周时，“太祖典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尝造门” [３６] 。
太祖时期的几位枢密副使中，李处耘，原系“太祖帐下都押牙” [３７] ；王仁赡，当后周时“太祖素知其名，请于世宗，以隶帐下” [３８] ；沈义伦，“太祖辟在幕府” [３９] ；楚昭辅，“事太祖，隶麾下，以才干称” [４０] 。可以说个个是太祖称帝之前的亲随。而在这些枢密使、副使之中，真正称得上属于文资的，其实只有赵普和沈义伦。
太宗时期的枢密院长官，名称屡有变易，既有使、副使，又有知院事、同知院事，还有签署、同签署。枢密使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和同知枢密院事开始交错设置 [４１] 。这种状况的出现，与担任枢密使者位望较前朝有所降低相关。尽管官称与其“资格”有关，但究其选任倾向，仍然不在于“资”而重在于“亲”。
在当时的枢密院长官中，很少真正历经战阵、懂得兵事者。不仅文资官如此，武资官也很少出自军旅；不仅承平时如此，即使在边事紧张之际，也很少以曾经带兵作战、冲锋陷阵的武将去掌握枢机。得到重用者，多系亲随——这实质上是对于五代遗风的继承。个中原因非常明显，即：“枢机重地，密勿近司；倚注所先，无加于此。” [４２]
南宋时期，将所谓“祖宗成宪”抬举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宋宰辅编年录》卷十八载有宋孝宗对于周必大辞拜枢密使的批答文字，其中说：
国家建右府以总戎，昭命儒臣而崇使领。盖自太平兴国以来成宪俱在，迄于今兹必以闳才硕学见闻殚洽者任之，岂非兼文武之用、明政事之体乎？
太平兴国时期的情形，其实既不完全是“建右府以总戎”，也不是“命儒臣而崇使领”。太宗前期在枢密院职掌及其长官使用问题上，比周世宗、宋太祖时期有所倒退。他作为太祖的继任人，担心政权不稳的猜疑心理比其兄长严重得多 [４３] 。
太宗所用枢密使前后四人，即曹彬、楚昭辅、石熙载与王显。其中 《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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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密院职能的演变，是与它自内廷向外廷机构转化的过程同步进行的。枢密院转为外朝中枢机构的格局，自后唐以来即逐渐显露端倪；后晋时期的反复，恰恰证明了这一格局在当时已被接受；后周已着手“引中书以分枢权” [２１] ；北宋初期则在经历了一段曲折之后正式确立了中书与枢密院对持文武二柄的体制。
二
赵宋代周，太祖并不急于调整中书门下领导成员。当然，留用旧朝宰相的情形，五代以来并不少见。在动荡的时局中，这给无奈的人们带来政策延续方面的某种稳定感，从而亦有利于新政权的立足。
留用旧朝宰相这种作法的背后，还有另外一层原因，这就是作为总领行政事务的权力机构，中书门下在当时所起作用有限。宰相作为中书门下的首长，实际上是政务领导，既不是帝王的腹心，也不是决策的主导。
据《宋史》卷二四九《范质传》：
先是，宰相见天子议大政事，必命坐面议之，从容赐茶而退，唐及五代犹遵此制。及质等惮帝英睿，每事辄具札子进呈，具言曰：“如此庶尽禀承之方，免妄庸之失。”帝从之。由是奏御浸多，始废坐论之礼。
“坐论之礼”之废，实际上是趋势发展至此之必然。这里有助于人们理解当时情势的关键，或许不仅仅在于是否“命坐”、“赐茶”，而更在于“每事辄具札子进呈”。唐代中期以后，随着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的转变，中央决策机制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宰相决策权的实务化即宰相职权的政务化趋向” [２２] 。晚唐五代时期则在体制转变因素之外更有政治上对于宰相权力的排抑，宰相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王朝礼仪秩序的象征，能够“见天子议大政事”的机会与范围相当有限。这种状况，直至乾德二年（964）赵普代范质、王溥、魏仁浦任相后才有所变化。
与宋初数年中书门下班子大体未动形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对枢密院长官次第渐进的调整。周世宗临终前特地安排“参知枢密院事”的宰相范质、王溥，赵宋开国即不再参知枢密院事。留任的两位枢密使，魏仁浦兼任，吴廷祚专任；而开国皇帝的亲信赵普，首任枢密直学士，继而踏进密院长官的序列，成为宋代第一位枢密副使。建隆三年（962），宋太祖以“均劳逸”为由，将周世宗以来“掌枢务，有年于兹”的吴廷祚调为藩镇节度 [２３] ，赵普则升任枢密使。
太祖乾德年间，政权重心发生了明显的转移。随着赵宋政权的初步稳定与制度设施陆续走上正轨，宋初三相（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后周三相”）去职而赵普出任宰相，中书门下摆脱了尴尬与微妙的处境，转而成为朝廷议政的核心机构。伴随这一过程同时展开的，是枢密院进进退退、步履蹒跚地摆脱了“内廷”“私人”的性质，逐渐成为与中书对掌文武大政的部门。.
北宋初期枢密院机构性质的过渡，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的过程。
研究者通常指出，“宋太祖设置枢密院，究其用意，显然是为了与中书门下对掌军、民大政，所谓‘势均中书，号为两府’，以枢密院的长官来分割宰相的掌兵之权。” [２４] “边事兵机，多用枢密言。” [２５] 其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枢密院长官的职责并不限于参议军事、除授武官及内职，也不限于运筹兵机，而包括着参与种种帷幄之谋。可以说“参谋议，备事变”一直是其主要职能。《文献通考》卷五八《职官考十二·枢密院》中，马端临有段按语说：“祖宗时枢密院官虽曰掌兵，亦未尝不兼任宰相之事。”他所说“宰相之事”，是指除授、文史等具体事项；事实上，当“祖宗时”，特别是太祖、太宗之时，枢密院的职责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来防范肘腋之变的 [２６] 。这一性质决定着枢密院运作方式的走向，也决定着枢密使人选的确定。
关于这一点，可以自宋初诸位枢密使的除授制书中看出一些迹象。
据《宋宰辅编年录》卷一，建隆三年（962）十月辛丑条，任赵普为枢密使之制书中说道：“王者端居九重，驭朽敢忘于大业；躬决万务，坐筹思得于良臣”；进而勉励赵普：“尔其佐佑冲人，缉熙庶绩，无忝股肱之寄，勉伸帷幄之谋。往其钦哉，服我光宠。”两年之后，在赵普拜相的制书中，又称赞他“洎赞枢机之务，屡陈帷幄之谋。” [２７] 同日，李崇矩拜枢密使，制书中也要求他“参予帷幄之谋，罄尔弥纶之效。” [２８]
太平兴国六年（981）任命石熙载为枢密使的制书中，开篇即称“文昌之设，益重于六官；温室之任，聿参于万务”；并且说“职兹宥密，以奉论思。” [２９] 所谓“文昌”、“温室”，实际上都是指汉代以来相对于“外朝”而言的“中朝”。将枢密比作“文昌”、“温室”，其中的寓意是十分清楚的。这种借喻，在当时并非偶见，因而不能理解为行词学士误用典故。
《宋宰辅编年录》卷二，太平兴国八年六月己亥“王显枢密使”条载其除拜制书曰：
汉以尚书平章奏议，魏以中书参掌机密。邦国之务，率系于枢衡；军旅之谋，多出于帷幄。授受之际，厥惟艰哉！具官王显，器量恢宏，襟灵秀拔。尝事藩邸，备极公忠；累践荣班，遂膺显用。……
将枢密使的职责与汉之尚书、魏之中书相提并论，正反映出在时人心目中，这一职任特殊的“中朝”“密迩”性质。正因为如此，宋初安排在这一职任之上的官员，不论文武，或系帝王“故旧”，或系“纯诚谨厚”之人。所谓“萧曹故人”，“尝事藩邸，备极公忠”者，成为选任范围中的主要对象。
太宗雍熙北伐失败后，枢密院的长官选用乃至其机构性质逐渐发生变化。淳化元年（990）十二月，采纳左正言谢泌建议，“自今凡政事送中书，机事送枢密院，财货送三司，覆奏而后行。”从此成为定制 [３０] 。这一决定，使得中书、枢密、三司的职能分工（或曰分割）明确化。这一方面使枢密院的执掌确定了范围因而有所限制；另一方面，其表述方式也使我们注意到，枢密院所负责的事务，仍然被称之为“机事”。事实上，枢密院既以处理“机事”为主，其近迩私密程度尽管随官僚机制的健全而逐渐有所淡化，将其视为“密勿之地”的认识，却一直延续到后世。大中祥符五年（1012）九月，王钦若、陈尧叟并拜枢密使，制书中既称“任总枢机，事兼军国”，又说“密勿之地，事机颇烦” [３１] 。直至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周必大除枢密使制中，也还沿袭用典，说“雅积经纶之望，进毗密勿之谟” [３２] 。
三
与枢密院自“中朝”向“外朝”转化过程相应的，是枢密院长官选用原则的调整。宋太祖、太宗朝，与后人通常的理解不同，并没有最终确立以文臣任枢密的制度；或许可以说，以文臣任枢密的趋势，是自太宗后期开始明显的。而宋初对于枢密使的任用原则，其实仍然是文资武资兼用，而以亲随为主。当时战事相对频仍，这自然是枢密院长官中武资官员较多的原因之一；但仅仅指出这一点，尚未能够点透问题的关键。
太祖时期的五位枢密使中，魏仁浦、吴廷祚系原后周枢密使。其中魏仁浦为刀笔吏出身；吴廷祚 “少颇读书，事周祖，为亲校” [３３] ， 出自武资。
太祖亲擢的三位枢密使，即赵普、李崇矩、曹彬。其中，赵普自太祖“潜龙”之时即与其结成的密切关系自不必说，建隆三年（962）任命他作枢密使的制书中即称：“俾膺重任，用奖元勋”；制书指出了赵普的识见与才能，更突出了对于“萧曹故人”“佐命元勋”的“畴庸” [３４] 。李崇矩后周时亦“与太祖同府厚善” [３５] 。只有曹彬，当后周时，“太祖典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尝造门” [３６] 。
太祖时期的几位枢密副使中，李处耘，原系“太祖帐下都押牙” [３７] ；王仁赡，当后周时“太祖素知其名，请于世宗，以隶帐下” [３８] ；沈义伦，“太祖辟在幕府” [３９] ；楚昭辅，“事太祖，隶麾下，以才干称” [４０] 。可以说个个是太祖称帝之前的亲随。而在这些枢密使、副使之中，真正称得上属于文资的，其实只有赵普和沈义伦。
太宗时期的枢密院长官，名称屡有变易，既有使、副使，又有知院事、同知院事，还有签署、同签署。枢密使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和同知枢密院事开始交错设置 [４１] 。这种状况的出现，与担任枢密使者位望较前朝有所降低相关。尽管官称与其“资格”有关，但究其选任倾向，仍然不在于“资”而重在于“亲”。
在当时的枢密院长官中，很少真正历经战阵、懂得兵事者。不仅文资官如此，武资官也很少出自军旅；不仅承平时如此，即使在边事紧张之际，也很少以曾经带兵作战、冲锋陷阵的武将去掌握枢机。得到重用者，多系亲随——这实质上是对于五代遗风的继承。个中原因非常明显，即：“枢机重地，密勿近司；倚注所先，无加于此。” [４２]
南宋时期，将所谓“祖宗成宪”抬举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宋宰辅编年录》卷十八载有宋孝宗对于周必大辞拜枢密使的批答文字，其中说：
国家建右府以总戎，昭命儒臣而崇使领。盖自太平兴国以来成宪俱在，迄于今兹必以闳才硕学见闻殚洽者任之，岂非兼文武之用、明政事之体乎？
太平兴国时期的情形，其实既不完全是“建右府以总戎”，也不是“命儒臣而崇使领”。太宗前期在枢密院职掌及其长官使用问题上，比周世宗、宋太祖时期有所倒退。他作为太祖的继任人，担心政权不稳的猜疑心理比其兄长严重得多 [４３] 。
太宗所用枢密使前后四人，即曹彬、楚昭辅、石熙载与王显。其中 《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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