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
称得上“儒臣”的，只有石熙载一人。
开宝九年（976）十月，太宗初即位，便一改乾德以来独员枢密使 [４４] 的格局，提升楚昭辅与太祖生前任用的曹彬同任枢密使。这一寓有制衡之意的搭配维持了五年，太平兴国六年以石熙载取代了楚昭辅。石熙载原系赵光义所辟泰宁军掌书记，光义尹京邑，又表为开封府推官；他自太平兴国四年正月签署枢密院事，后除副使，再除枢密使，在枢府凡五年。尽管李焘、徐自明都强调“用文资正官充枢密使，自熙载始” [４５] ，这一以“文资正官”身份担当枢密使的任命，也确实预示着文臣掌枢密的可能前景；但他之所以被重用，实质上是因为“早在初潜，实预宾佐”，“金石之诚，夷险如一” [４６] 。认清这一点，才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太平兴国八年（983）曹彬、石熙载相继罢任之后，会由王显独任枢密使八年。
太平兴国八年正月，枢密使曹彬被罢。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
先是，上念征戍劳苦，月赐缘边士卒白金，军中谓之“月头银”。镇州驻泊都监、酒坊使弥德超因乘间以急变闻于上云：“枢密使曹彬秉政岁久，能得士众心。臣适从塞上来，戍卒皆言‘月头钱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辈当馁死矣。’”又巧诬以它事，上颇疑之。参知政事郭贽极言救解，上不听。戊寅，彬罢为天平节度使兼侍中。
曹彬在枢密八年，“能得士众心”成为他被罢的主要原因。郭威代汉、赵匡胤代周的“前车之鉴”，使太宗备加提防。联想到宋仁宗“不豫”时首罢“得士卒心”的枢密使狄青出外的举措 [４７] ，使我们明显地体味到所谓“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先发制人”预设。
太宗朝曾经独任枢密使的只有一人，即王显。曹彬罢枢密使次日，王显受命为枢密副使，六月任枢密使，在枢府凡八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正月己卯条中说：
以东上閤门使开封王显为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显初隶殿前为小吏，性谨介，不狎同辈，不践酒食之肆。上爱之。
李焘在这里没有指明的一点是，王显之被任用，不仅仅是由于“性谨介”，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即他“少尝给事太宗于潜邸”，是倍受信任的旧僚。他“早自中涓，亟升近列；一掌枢务，十年于兹。”“自三班不数年正枢任，奖擢之速，无与为比” [４８] 。对于这位藩邸旧僚，太宗曾经寄予莫大的期望。据《太宗皇帝实录》，在任命王显为枢密副使时，
上召谓显曰：“卿代非儒门，少罹兵乱，必寡学问。今在朕左右典掌万机，固无暇博览群书。”命左右取《军戒》三篇赐显曰：“读此亦可免于面墙矣。” [４９]
雍熙三年（986），太宗决意北伐幽蓟。“初议兴兵，上独与枢密院计议，一日至六召，中书不预闻。”北伐全面失败后，领兵将帅因“违诏失律”被黜，枢密使王显等密院长官却并未承担北伐失利的责任：
及败，召枢密院使王显，副使张齐贤、王沔，谓曰：“卿等共视朕，自今复作如此事否？”上既推诚悔过，显等咸愧惧，若无所容。
在这段记载之后，李焘有注文曰：“推诚悔过事，更当考。” [５０] 太宗如何“推诚悔过”尽管待考，而他并未归咎于参与计议的枢密院长官却是事实。这里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当初的决策实际上是太宗一人作出的；二，当时的枢密院首长是太宗倚信之人，尽管参与谋议失误，却并未遭致疑忌。这种情形恰恰说明，当时的枢密院在很大程度上不过被皇帝当作协助处理机政的私人参谋班子，而很难说是负责国家军政决策的最高机构。
枢密使王显的任内表现，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据《宋宰辅编年录》卷二，淳化二年九月己卯条，“王显罢枢密使”制书称他：
参帏幄之筹，曾无补职之效；居负乘之地，实有致寇之虞。
徐自明接着说：
属蕃戎寇边，河决近郡，机务烦急，朝夕咨访，显无谋略，不任职，太宗切责之。显再拜谢过，遂有是命。
制文事实上指出了枢密使之规定职责所在。令人诧异的是，乏善可陈的王显居然能够占据这一职任达八年之久。这位久于其任的枢密使与皇帝的特殊关系反转来揭示出这一职任的实际性质。
太宗时曾任枢密副使者，有石熙载、柴禹锡、王显、弥德超、王沔、张宏、赵昌言、张齐贤、张逊、温仲舒、寇准等人。其中，石熙载如前所述，是太宗潜邸宾佐。柴禹锡原系“晋邸给事”，“藩府旧僚”；因告秦王廷美阴谋，擢枢密副使 [５１] 。弥德超与王显一样，曾经“给事太宗于藩邸”，此时因侦伺臣僚而“骤被委遇” [５２] ；在罢免他的制书中，提到了任用他的原因：
朕昔在藩府，尝齿中涓。洎入纂于丕图，亦累迁于近职；录其尺寸之效，升于宥密之司。 [５３]
这种典型状况，是很具代表性的。张逊受到重用，也是因为“太宗在藩邸，（逊）得隶帐下，及即位，遂擢用焉。” [５４]
此外，在签署枢密院事的行列中，杨守一虽然“稍通《周易》及《左氏春秋》”，但仍属武资 [５５] ，他被提拔的真正原因是：“初为晋邸涓人，太宗即位，遂擢用之” [５６] ；知枢密院事赵镕被任用的背景之一，也是曾经“以刀笔事太宗于藩邸”，“委质晋邸，以勤谨被眷” [５７] 。
在帝制时代，帝王重用私人亲信、“潜邸”旧僚本不可避免。赵宋自然不会例外。但宋初与其后诸代的不同之处在于，承五代之后，太祖太宗直至真宗前期信用的旧僚以原幕职系统的武资僚属居多。这些人与后世为皇子选择的辅导师傅截然不同，他们通常不是由于自己的才业、学识入选，而主要是凭藉治事经验特别是对于皇帝个人的竭忠、由于其比较容易控制而被委任的。这在当时尚非安定的政治环境中，可以说是自然合理的选择。
淳化以后枢密院机构性质的变化，促使其长官任用原则逐步发生变化。亲随近密之不适应，日益凸现出来；但戒惧之心极盛的太宗并没有马上放弃信用故旧的原则。淳化二年九月王显被罢，其后枢密使空阙达六年之久。而在此期间被任用为枢密院首长的张逊、柴禹锡、赵镕，仍然是太宗早年的亲从。不过，枢密院辅贰序列之中，出自科举的文臣已经站住了脚跟。
至道三年（997）太宗去世前，留下的枢密院长贰班底为：赵镕知枢密院事，向敏中、钱若水、李惟清同知枢密院事。其中，赵镕是太宗藩邸旧僚，李惟清“以俗吏进” [５８] ，向敏中、钱若水则分别是太平兴国及淳化进士。
宋真宗即位后，罢赵镕 [５９] 、李惟清；首用六十七岁高龄的曹彬任枢密使，而以向敏中、夏侯峤副之。这种以武资官出任枢密院首长，而以文资副之的格局，一直持续到景德末年，也就是赵宋王朝建立近五十年之际。
曹彬除枢密使的制文中开篇即云：
朕夤恭守位，寤寐求贤，逖怀三代之英，用济万几之务。咨诹旧德，夹辅皇家。 [６０]
对于这一人事安排，真宗显然是很动过一番脑筋的。他曾经阐明自己的考虑说：
近密之司，典领尤重，必素有名望、端亮谨厚者处之，乃可镇静而责成。彬以耆旧冠枢衡之首，敏中及峤佽助之，兵机边要，有所望矣。 [６１]
真宗不比太祖、太宗，他初即位，需要借助于“素有名望”且“端亮谨厚”的重臣为其典领“近密之司”。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中接着解释说，“敏中明辨有才略，遇事敏速”，而“峤仕藩府最旧，故首加擢用焉”。首长为“耆旧”，两位辅贰一个有谋略，一个是襄邸密僚，三人共掌机要，应该说是构成互补的“理想”组合。
此时的枢密院，掌管“兵机边要”的职责已经比较明确；但其“近密之司”的性质却没有改变。咸平二年，曹彬去世后，“谋略非长”的王显再度出任枢密使 [６２] ；当时的制书中称“图任旧人，冀成元化” [６３] 。
继王显之后担任枢密院长官的，是知枢密院事周莹与王继英。据《宋史》卷二六八《周莹传》，“太宗潜邸时，莹得给事左右”；咸平三年（1000）知枢密院事。周莹“庸懦不智”，“居枢近，无他谋略，及莅军旅，历藩镇，功业无大过人者”。
景德元年（1004）八月，以原宣徽南院使、知枢密院事王继英为枢密使。时值契丹纵游骑南下剽掠，但作为武资官的王继英被提拔的真正原因却并不在于历经战阵。他“少从赵普给笔札”，“真宗在藩邸，选为导吏兼内知客事”，《宋史》卷二六八其本传中称之为“趋走左右者”。他与周莹同知枢密院事，“小心谨靖，以勤敏称，上倚爱之” [６４]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七，景德元年九月丁酉条载：
上每得边奏，必先送中书，谓毕士安、寇准曰：“军旅之事，虽属枢密院，然中书总文武大政，号令所从出。……卿等当详阅边奏，共参利害，勿以事干枢密院而有所隐也。”
对于当时的边机形势，对于王继英其人，真宗都并非不了解。皇帝对宰相们的这番嘱咐，使人隐约感到他对主管军旅的枢密院长官处置边事的能力似乎信心不足。
是年闰九月，契丹大举南下，宰相寇准建议真宗北上亲征，而参知政事王钦若、签署枢密院事陈尧叟建议南逃避敌。在此关键时刻，看不到枢密使王继英的态度。在其后的北进过程中，军事亦多经寇准处分。《续资治通鉴长编》在王继英出任枢密使之后一年（景德元年八月至次年七月）的记事中，王继英仅四见，或被命或进奏之事务，一系翰林医官除授事，一系告发雷有终事，另两件 《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第3页)》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64378.html
开宝九年（976）十月，太宗初即位，便一改乾德以来独员枢密使 [４４] 的格局，提升楚昭辅与太祖生前任用的曹彬同任枢密使。这一寓有制衡之意的搭配维持了五年，太平兴国六年以石熙载取代了楚昭辅。石熙载原系赵光义所辟泰宁军掌书记，光义尹京邑，又表为开封府推官；他自太平兴国四年正月签署枢密院事，后除副使，再除枢密使，在枢府凡五年。尽管李焘、徐自明都强调“用文资正官充枢密使，自熙载始” [４５] ，这一以“文资正官”身份担当枢密使的任命，也确实预示着文臣掌枢密的可能前景；但他之所以被重用，实质上是因为“早在初潜，实预宾佐”，“金石之诚，夷险如一” [４６] 。认清这一点，才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太平兴国八年（983）曹彬、石熙载相继罢任之后，会由王显独任枢密使八年。
太平兴国八年正月，枢密使曹彬被罢。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
先是，上念征戍劳苦，月赐缘边士卒白金，军中谓之“月头银”。镇州驻泊都监、酒坊使弥德超因乘间以急变闻于上云：“枢密使曹彬秉政岁久，能得士众心。臣适从塞上来，戍卒皆言‘月头钱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辈当馁死矣。’”又巧诬以它事，上颇疑之。参知政事郭贽极言救解，上不听。戊寅，彬罢为天平节度使兼侍中。
曹彬在枢密八年，“能得士众心”成为他被罢的主要原因。郭威代汉、赵匡胤代周的“前车之鉴”，使太宗备加提防。联想到宋仁宗“不豫”时首罢“得士卒心”的枢密使狄青出外的举措 [４７] ，使我们明显地体味到所谓“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先发制人”预设。
太宗朝曾经独任枢密使的只有一人，即王显。曹彬罢枢密使次日，王显受命为枢密副使，六月任枢密使，在枢府凡八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正月己卯条中说：
以东上閤门使开封王显为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显初隶殿前为小吏，性谨介，不狎同辈，不践酒食之肆。上爱之。
李焘在这里没有指明的一点是，王显之被任用，不仅仅是由于“性谨介”，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即他“少尝给事太宗于潜邸”，是倍受信任的旧僚。他“早自中涓，亟升近列；一掌枢务，十年于兹。”“自三班不数年正枢任，奖擢之速，无与为比” [４８] 。对于这位藩邸旧僚，太宗曾经寄予莫大的期望。据《太宗皇帝实录》，在任命王显为枢密副使时，
上召谓显曰：“卿代非儒门，少罹兵乱，必寡学问。今在朕左右典掌万机，固无暇博览群书。”命左右取《军戒》三篇赐显曰：“读此亦可免于面墙矣。” [４９]
雍熙三年（986），太宗决意北伐幽蓟。“初议兴兵，上独与枢密院计议，一日至六召，中书不预闻。”北伐全面失败后，领兵将帅因“违诏失律”被黜，枢密使王显等密院长官却并未承担北伐失利的责任：
及败，召枢密院使王显，副使张齐贤、王沔，谓曰：“卿等共视朕，自今复作如此事否？”上既推诚悔过，显等咸愧惧，若无所容。
在这段记载之后，李焘有注文曰：“推诚悔过事，更当考。” [５０] 太宗如何“推诚悔过”尽管待考，而他并未归咎于参与计议的枢密院长官却是事实。这里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当初的决策实际上是太宗一人作出的；二，当时的枢密院首长是太宗倚信之人，尽管参与谋议失误，却并未遭致疑忌。这种情形恰恰说明，当时的枢密院在很大程度上不过被皇帝当作协助处理机政的私人参谋班子，而很难说是负责国家军政决策的最高机构。
枢密使王显的任内表现，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据《宋宰辅编年录》卷二，淳化二年九月己卯条，“王显罢枢密使”制书称他：
参帏幄之筹，曾无补职之效；居负乘之地，实有致寇之虞。
徐自明接着说：
属蕃戎寇边，河决近郡，机务烦急，朝夕咨访，显无谋略，不任职，太宗切责之。显再拜谢过，遂有是命。
制文事实上指出了枢密使之规定职责所在。令人诧异的是，乏善可陈的王显居然能够占据这一职任达八年之久。这位久于其任的枢密使与皇帝的特殊关系反转来揭示出这一职任的实际性质。
太宗时曾任枢密副使者，有石熙载、柴禹锡、王显、弥德超、王沔、张宏、赵昌言、张齐贤、张逊、温仲舒、寇准等人。其中，石熙载如前所述，是太宗潜邸宾佐。柴禹锡原系“晋邸给事”，“藩府旧僚”；因告秦王廷美阴谋，擢枢密副使 [５１] 。弥德超与王显一样，曾经“给事太宗于藩邸”，此时因侦伺臣僚而“骤被委遇” [５２] ；在罢免他的制书中，提到了任用他的原因：
朕昔在藩府，尝齿中涓。洎入纂于丕图，亦累迁于近职；录其尺寸之效，升于宥密之司。 [５３]
这种典型状况，是很具代表性的。张逊受到重用，也是因为“太宗在藩邸，（逊）得隶帐下，及即位，遂擢用焉。” [５４]
此外，在签署枢密院事的行列中，杨守一虽然“稍通《周易》及《左氏春秋》”，但仍属武资 [５５] ，他被提拔的真正原因是：“初为晋邸涓人，太宗即位，遂擢用之” [５６] ；知枢密院事赵镕被任用的背景之一，也是曾经“以刀笔事太宗于藩邸”，“委质晋邸，以勤谨被眷” [５７] 。
在帝制时代，帝王重用私人亲信、“潜邸”旧僚本不可避免。赵宋自然不会例外。但宋初与其后诸代的不同之处在于，承五代之后，太祖太宗直至真宗前期信用的旧僚以原幕职系统的武资僚属居多。这些人与后世为皇子选择的辅导师傅截然不同，他们通常不是由于自己的才业、学识入选，而主要是凭藉治事经验特别是对于皇帝个人的竭忠、由于其比较容易控制而被委任的。这在当时尚非安定的政治环境中，可以说是自然合理的选择。
淳化以后枢密院机构性质的变化，促使其长官任用原则逐步发生变化。亲随近密之不适应，日益凸现出来；但戒惧之心极盛的太宗并没有马上放弃信用故旧的原则。淳化二年九月王显被罢，其后枢密使空阙达六年之久。而在此期间被任用为枢密院首长的张逊、柴禹锡、赵镕，仍然是太宗早年的亲从。不过，枢密院辅贰序列之中，出自科举的文臣已经站住了脚跟。
至道三年（997）太宗去世前，留下的枢密院长贰班底为：赵镕知枢密院事，向敏中、钱若水、李惟清同知枢密院事。其中，赵镕是太宗藩邸旧僚，李惟清“以俗吏进” [５８] ，向敏中、钱若水则分别是太平兴国及淳化进士。
宋真宗即位后，罢赵镕 [５９] 、李惟清；首用六十七岁高龄的曹彬任枢密使，而以向敏中、夏侯峤副之。这种以武资官出任枢密院首长，而以文资副之的格局，一直持续到景德末年，也就是赵宋王朝建立近五十年之际。
曹彬除枢密使的制文中开篇即云：
朕夤恭守位，寤寐求贤，逖怀三代之英，用济万几之务。咨诹旧德，夹辅皇家。 [６０]
对于这一人事安排，真宗显然是很动过一番脑筋的。他曾经阐明自己的考虑说：
近密之司，典领尤重，必素有名望、端亮谨厚者处之，乃可镇静而责成。彬以耆旧冠枢衡之首，敏中及峤佽助之，兵机边要，有所望矣。 [６１]
真宗不比太祖、太宗，他初即位，需要借助于“素有名望”且“端亮谨厚”的重臣为其典领“近密之司”。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中接着解释说，“敏中明辨有才略，遇事敏速”，而“峤仕藩府最旧，故首加擢用焉”。首长为“耆旧”，两位辅贰一个有谋略，一个是襄邸密僚，三人共掌机要，应该说是构成互补的“理想”组合。
此时的枢密院，掌管“兵机边要”的职责已经比较明确；但其“近密之司”的性质却没有改变。咸平二年，曹彬去世后，“谋略非长”的王显再度出任枢密使 [６２] ；当时的制书中称“图任旧人，冀成元化” [６３] 。
继王显之后担任枢密院长官的，是知枢密院事周莹与王继英。据《宋史》卷二六八《周莹传》，“太宗潜邸时，莹得给事左右”；咸平三年（1000）知枢密院事。周莹“庸懦不智”，“居枢近，无他谋略，及莅军旅，历藩镇，功业无大过人者”。
景德元年（1004）八月，以原宣徽南院使、知枢密院事王继英为枢密使。时值契丹纵游骑南下剽掠，但作为武资官的王继英被提拔的真正原因却并不在于历经战阵。他“少从赵普给笔札”，“真宗在藩邸，选为导吏兼内知客事”，《宋史》卷二六八其本传中称之为“趋走左右者”。他与周莹同知枢密院事，“小心谨靖，以勤敏称，上倚爱之” [６４]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七，景德元年九月丁酉条载：
上每得边奏，必先送中书，谓毕士安、寇准曰：“军旅之事，虽属枢密院，然中书总文武大政，号令所从出。……卿等当详阅边奏，共参利害，勿以事干枢密院而有所隐也。”
对于当时的边机形势，对于王继英其人，真宗都并非不了解。皇帝对宰相们的这番嘱咐，使人隐约感到他对主管军旅的枢密院长官处置边事的能力似乎信心不足。
是年闰九月，契丹大举南下，宰相寇准建议真宗北上亲征，而参知政事王钦若、签署枢密院事陈尧叟建议南逃避敌。在此关键时刻，看不到枢密使王继英的态度。在其后的北进过程中，军事亦多经寇准处分。《续资治通鉴长编》在王继英出任枢密使之后一年（景德元年八月至次年七月）的记事中，王继英仅四见，或被命或进奏之事务，一系翰林医官除授事，一系告发雷有终事，另两件 《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第3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