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之际与“秩序”格局：兼谈宋代士大夫对于《周易·家人》的阐发
间似无根本分歧。教化自社会的基本单位起始，“男女内外家道大正，足以化成天下” [６０] 。推治家之法以临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正是士大夫心目中自内向外推展伦理教化的必由途径，也就是元丰年间程颐与吕大临所说的“治体”：
谈经论道则有之，少有及治体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 [６１]
在谈及“二南之诗”时，程颐说：
二南之诗，盖圣人取之以为天下国家之法，使邦家乡人皆得歌咏之也。有天下国家者，未有不自齐家始。 [６２]
龚原在解释《家人》卦时，曾经将其与“二南之风”相提并论：“男女正而父母严，则父子有仁，兄弟有义，夫妇有礼而家道正。家道正而天下定矣。二南之风所以具仁义礼智，由是道也。” [６３]
元祐年间，范祖禹向准备纳后的哲宗进《周易·家人卦》解义 [６４] ，集中详尽地阐述了“正家而天下定”的道理：
谨按《周易·家人》之卦，乃圣人所以定天下之端本。
家人之道，以内为主。女正则家正矣，故其利在女之正。……男子居外，女子居内；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男女之正莫大于此。此天地之义，阴阳之分也。……如此然后家道正，推而行之以治天下，故正家而天下定矣。
圣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故视天下如家，视百姓如身，爱人如爱身，治天下如治家。……修身所以治人，正家所以治天下也。……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此以家道治天下，而四海之内，莫不交相爱也。……先王欲正天下，必自家始，此《家人》之盛也。
推治家之法以治天下，首先是帝王之家的事。但以天下为己任的宋代士大夫们将“正家——治国”模式视为建立良好的整体社会秩序的必然取径，这正如《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卷四《家训》目小序中所表述的：
人有常言：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故《大学》之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必以齐家为本也。天子不能齐其家，则不可以化天下，……士庶人不能齐其家，则不能以化诲其子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齐家为第一义。
南宋大儒吕祖谦在其《杂说》中也强调说：
今人须是就治家上理会。这里不治，如何是为学？尧称舜，让以天下，如何止说“刑于二女”；四岳举舜，不及其他，止言“克谐以孝”。若是今人，须说舜有经纶大业、治世安民之事。 [６５]
只有把“正家”置于“天下国家”的大背景之下，才能看清它在宋代士大夫的心目中的真正意义。而男女两性被要求“正位”，从根本上讲，是由被认作天经地义的“正家——治国——化天下”的社会义务与整体格局决定的。
（三）
或许可以说，决定墓志铭所书写之内容的首先不是墓主本人的处世态度与行为，而是墓志撰述者心目中认为应予肯定的女性品行。读到以女性（特别是主持家事的女性）为传主的宋代墓志，我们经常感觉到，其中所勾勒的形象并不仅仅“婉娩听从”，而往往严明肃正。
例如，《李觏集》卷三十《郑助教母陈氏墓铭（并序）》：
归于郑氏，生二男裁数岁而寡。姑老子弱，门内外事，一介必委于其躬。性严正，处之有宜。请谢姻戚，意厚谆谆。用福其家，以不失旧。
《王文公集》卷九九《河东县太君曾氏墓志铭》：
夫人于财无所蓄，于物无所玩，自司马氏以下史所记世治乱、人贤不肖，无所不读。盖其明辨智识，当世游谈学问知名之士有不能如也。虽内外族亲之悍强顽鄙者，犹知严惮其为贤；而夫人拊循应接，亲疏小大，皆有礼焉。
《彭城集》卷三六《林氏母黄氏夫人墓表》：
……林氏殆将绝，夫人悲哀戚忧，以礼自卫纲纪，其门户屹然不替。……其所以维持左右，莫不有常法度。
《陶山集》卷十五《王氏夫人墓志铭》：
能以礼赞其夫，以义成其子。夫称老成，子云令器。平居有远虑达识， 恶阿谀，喜忠鲠，胸中白黑明甚。
宣示“正女以男” [６６] 的杨万里，在为刘蕴妻董氏所作墓志铭中，称这位女性
虽未尝习知图史，而天性敏悟，言行中于义，承宾祭、穆姻族、交乡邻、待奴隶，诚敬恩义，无不曲尽。事有是非，立语可决。人有善，为之喜悦；不善，多面折之。有烈丈夫所不如者。 [６７]
以上显然不是一群卑弱的形象。而对于“相其夫以正而顺，诲其子以义而慈” [６８] 、“于家内外，靡不规正” [６９] 的女子品行的赞许与推崇，无疑来自于“正家”的需要。程颐曾经说，“以柔顺处中正，妇人之道也。” [７０] “柔顺”是要求于女性的态度，而“中正然后贯天下之道” [７１] ，是“治家之道”所要达到的目标。与此相应的，是宋代墓志中对于主妇们“治家有法”的强调。
在唐代女性墓志铭中，除雕琢的辞藻及华赡的用典外，有关主妇们的“治家”行为，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如“言辞可则，举措成规”、“闺门有序，阃政无违”；以及“奉采蘩之职，修中馈之道，而能勤敬精洁，动循礼法”一类说法 [７２] ；即便是主持家政的女性，也不过是“贞孝慈睦，动必准礼，理家训子，奉上恤下，勤俭节用，无所苟求” [７３] 。
而宋代“主内”的女性们，在以法度规矩治家方面，似乎有了更值得一提的表现。在欧阳修为梅尧臣的妻子谢氏所做墓志铭中，称她
治其家有常法：其饮食器皿虽不及丰侈，而必精以旨；其衣无故新，而浣濯缝纫必洁以完。所至官舍虽卑陋，而庭宇洒扫必肃以严；其平居语言容止必怡以和。 [７４]
在《居士集》卷三七《东莱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志铭》中，欧阳修又说
夫人将家子，有贤行。东莱之亡，诸孤尚幼，夫人治家训子皆有法。
李觏称道一位聂夫人王氏，说：
（聂君）族大以蕃，而夫人宜之。为妇孝，为妻顺，为母爱而不弛。事姑三十年，未尝蒂芥。既自治其家，举有法度。……教厥子必以礼义荣辱，故克有成。 [７５]
王安石曾经称一位乐氏夫人“治诸子有节法，诲厉教督，造次必于文学” [７６] ；又称另一位蒋夫人治家能使“子妇化服，循其法” [７７] 。苏颂则称其外祖母高氏不仅“恭静和顺，能成君子之志”，而且“奉上率下，举动有法” [７８] 。
更有意思的是，《华阳集》卷四十集中收载着王珪所作的一些墓志铭，其中郑戬夫人李氏的墓志铭，说“文肃（按指郑戬）既贵，筦枢密，提将钺，夫人治家益有法” [７９] ；王覃妻吕氏的墓志铭，说“少卿（按指王覃）临事素严，夫人治家亦有法，阃内肃然如官廷” [８０] ；赵宗旦妻贾氏的墓志铭，说她“柔明德量，抚内外姻族，恩义灿然，治家尤有法” [８１] ；辜氏墓志铭，则藉其子之口，说她“在乡里时，治家最为有法” [８２] 。对于所谓“益有法”、“亦有法”、“尤有法”、“最为有法”，读者当然难以据之比较判断，这种表述毋宁说是反映着作者本人对于治家“有法”的重视与提倡。
宋代封赠“具官某母某氏”的制词中，常常表彰她们“法度自将，矩仪兼劭” [８３] ；“法度雍柔，禀有贤德，善祥之滀，哲嗣其兴” [８４] ；“法度雍穆，作配名门；母仪之贤，范于当世” [８５] ；或是“生钟爱慈，躬履法度。齐家以礼，仰风徽之若存；有子立朝，知善庆之获助” [８６] 等等。在封赠“具官某妻某氏”的制词中，也称她们“法度雍和，言容靓顺” [８７] ；“少以女士，秀于闺门；来嫔德人，动以礼法” [８８] 云云。
吕祖谦《东莱易说》下《家人》中解释“利女贞”说：
大抵正于己，其正尚未至；惟及于人，方谓之正。……正不独身，而能及人，则家道成矣。
正己正人，女性在“正家之法”中，既被动亦主动。她们可能发挥的作用，受到士大夫们前所未有的重视。
对于《家人》卦中“初九，闲有家，悔亡”的解释，自王弼、孔颖达至程颐，实际上是层层递进的。注文指出：“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渎而后严之，志变而后治之，则悔矣。”疏中重申：“治家之道，在初即须严正立法防闲。若黩乱之后方始治之，即有悔矣。”注疏已经提出了治家之法度的问题。基于“家之患常在礼法不足而渎漫【慢】生”的认识，程颐强调了“防闲法度”之针对性在于防范“失长幼之序，乱男女之别，伤恩义，害伦理”：
初，家道之始也。闲，谓防闲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为之防闲，则不至于悔矣。治家者，治乎众人也；苟不闲之以法度，则人情流放，必至于有悔。失长幼之序，乱男女之别，伤恩义，害伦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闲之于始，则无是矣。故悔亡也。
他指出，“虽一家之小，无尊严则孝敬衰，无君长则法度废。有严君而后家道正”；并且在解释“家人嗃嗃”时说：“盖严谨之过，虽于人情不能无伤，然苟法度立，伦理正，乃恩义之所存也。” [８９] 这样的正家“法度”，显然是为维系伦序有常的理想状态服务的。
四、馀语
（一）
《周易》本身，有着无限的解释空间。这或许正是古往今来一 《“内外”之际与“秩序”格局：兼谈宋代士大夫对于《周易·家人》的阐发(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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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经论道则有之，少有及治体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 [６１]
在谈及“二南之诗”时，程颐说：
二南之诗，盖圣人取之以为天下国家之法，使邦家乡人皆得歌咏之也。有天下国家者，未有不自齐家始。 [６２]
龚原在解释《家人》卦时，曾经将其与“二南之风”相提并论：“男女正而父母严，则父子有仁，兄弟有义，夫妇有礼而家道正。家道正而天下定矣。二南之风所以具仁义礼智，由是道也。” [６３]
元祐年间，范祖禹向准备纳后的哲宗进《周易·家人卦》解义 [６４] ，集中详尽地阐述了“正家而天下定”的道理：
谨按《周易·家人》之卦，乃圣人所以定天下之端本。
家人之道，以内为主。女正则家正矣，故其利在女之正。……男子居外，女子居内；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男女之正莫大于此。此天地之义，阴阳之分也。……如此然后家道正，推而行之以治天下，故正家而天下定矣。
圣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故视天下如家，视百姓如身，爱人如爱身，治天下如治家。……修身所以治人，正家所以治天下也。……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此以家道治天下，而四海之内，莫不交相爱也。……先王欲正天下，必自家始，此《家人》之盛也。
推治家之法以治天下，首先是帝王之家的事。但以天下为己任的宋代士大夫们将“正家——治国”模式视为建立良好的整体社会秩序的必然取径，这正如《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卷四《家训》目小序中所表述的：
人有常言：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故《大学》之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必以齐家为本也。天子不能齐其家，则不可以化天下，……士庶人不能齐其家，则不能以化诲其子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齐家为第一义。
南宋大儒吕祖谦在其《杂说》中也强调说：
今人须是就治家上理会。这里不治，如何是为学？尧称舜，让以天下，如何止说“刑于二女”；四岳举舜，不及其他，止言“克谐以孝”。若是今人，须说舜有经纶大业、治世安民之事。 [６５]
只有把“正家”置于“天下国家”的大背景之下，才能看清它在宋代士大夫的心目中的真正意义。而男女两性被要求“正位”，从根本上讲，是由被认作天经地义的“正家——治国——化天下”的社会义务与整体格局决定的。
（三）
或许可以说，决定墓志铭所书写之内容的首先不是墓主本人的处世态度与行为，而是墓志撰述者心目中认为应予肯定的女性品行。读到以女性（特别是主持家事的女性）为传主的宋代墓志，我们经常感觉到，其中所勾勒的形象并不仅仅“婉娩听从”，而往往严明肃正。
例如，《李觏集》卷三十《郑助教母陈氏墓铭（并序）》：
归于郑氏，生二男裁数岁而寡。姑老子弱，门内外事，一介必委于其躬。性严正，处之有宜。请谢姻戚，意厚谆谆。用福其家，以不失旧。
《王文公集》卷九九《河东县太君曾氏墓志铭》：
夫人于财无所蓄，于物无所玩，自司马氏以下史所记世治乱、人贤不肖，无所不读。盖其明辨智识，当世游谈学问知名之士有不能如也。虽内外族亲之悍强顽鄙者，犹知严惮其为贤；而夫人拊循应接，亲疏小大，皆有礼焉。
《彭城集》卷三六《林氏母黄氏夫人墓表》：
……林氏殆将绝，夫人悲哀戚忧，以礼自卫纲纪，其门户屹然不替。……其所以维持左右，莫不有常法度。
《陶山集》卷十五《王氏夫人墓志铭》：
能以礼赞其夫，以义成其子。夫称老成，子云令器。平居有远虑达识， 恶阿谀，喜忠鲠，胸中白黑明甚。
宣示“正女以男” [６６] 的杨万里，在为刘蕴妻董氏所作墓志铭中，称这位女性
虽未尝习知图史，而天性敏悟，言行中于义，承宾祭、穆姻族、交乡邻、待奴隶，诚敬恩义，无不曲尽。事有是非，立语可决。人有善，为之喜悦；不善，多面折之。有烈丈夫所不如者。 [６７]
以上显然不是一群卑弱的形象。而对于“相其夫以正而顺，诲其子以义而慈” [６８] 、“于家内外，靡不规正” [６９] 的女子品行的赞许与推崇，无疑来自于“正家”的需要。程颐曾经说，“以柔顺处中正，妇人之道也。” [７０] “柔顺”是要求于女性的态度，而“中正然后贯天下之道” [７１] ，是“治家之道”所要达到的目标。与此相应的，是宋代墓志中对于主妇们“治家有法”的强调。
在唐代女性墓志铭中，除雕琢的辞藻及华赡的用典外，有关主妇们的“治家”行为，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如“言辞可则，举措成规”、“闺门有序，阃政无违”；以及“奉采蘩之职，修中馈之道，而能勤敬精洁，动循礼法”一类说法 [７２] ；即便是主持家政的女性，也不过是“贞孝慈睦，动必准礼，理家训子，奉上恤下，勤俭节用，无所苟求” [７３] 。
而宋代“主内”的女性们，在以法度规矩治家方面，似乎有了更值得一提的表现。在欧阳修为梅尧臣的妻子谢氏所做墓志铭中，称她
治其家有常法：其饮食器皿虽不及丰侈，而必精以旨；其衣无故新，而浣濯缝纫必洁以完。所至官舍虽卑陋，而庭宇洒扫必肃以严；其平居语言容止必怡以和。 [７４]
在《居士集》卷三七《东莱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志铭》中，欧阳修又说
夫人将家子，有贤行。东莱之亡，诸孤尚幼，夫人治家训子皆有法。
李觏称道一位聂夫人王氏，说：
（聂君）族大以蕃，而夫人宜之。为妇孝，为妻顺，为母爱而不弛。事姑三十年，未尝蒂芥。既自治其家，举有法度。……教厥子必以礼义荣辱，故克有成。 [７５]
王安石曾经称一位乐氏夫人“治诸子有节法，诲厉教督，造次必于文学” [７６] ；又称另一位蒋夫人治家能使“子妇化服，循其法” [７７] 。苏颂则称其外祖母高氏不仅“恭静和顺，能成君子之志”，而且“奉上率下，举动有法” [７８] 。
更有意思的是，《华阳集》卷四十集中收载着王珪所作的一些墓志铭，其中郑戬夫人李氏的墓志铭，说“文肃（按指郑戬）既贵，筦枢密，提将钺，夫人治家益有法” [７９] ；王覃妻吕氏的墓志铭，说“少卿（按指王覃）临事素严，夫人治家亦有法，阃内肃然如官廷” [８０] ；赵宗旦妻贾氏的墓志铭，说她“柔明德量，抚内外姻族，恩义灿然，治家尤有法” [８１] ；辜氏墓志铭，则藉其子之口，说她“在乡里时，治家最为有法” [８２] 。对于所谓“益有法”、“亦有法”、“尤有法”、“最为有法”，读者当然难以据之比较判断，这种表述毋宁说是反映着作者本人对于治家“有法”的重视与提倡。
宋代封赠“具官某母某氏”的制词中，常常表彰她们“法度自将，矩仪兼劭” [８３] ；“法度雍柔，禀有贤德，善祥之滀，哲嗣其兴” [８４] ；“法度雍穆，作配名门；母仪之贤，范于当世” [８５] ；或是“生钟爱慈，躬履法度。齐家以礼，仰风徽之若存；有子立朝，知善庆之获助” [８６] 等等。在封赠“具官某妻某氏”的制词中，也称她们“法度雍和，言容靓顺” [８７] ；“少以女士，秀于闺门；来嫔德人，动以礼法” [８８] 云云。
吕祖谦《东莱易说》下《家人》中解释“利女贞”说：
大抵正于己，其正尚未至；惟及于人，方谓之正。……正不独身，而能及人，则家道成矣。
正己正人，女性在“正家之法”中，既被动亦主动。她们可能发挥的作用，受到士大夫们前所未有的重视。
对于《家人》卦中“初九，闲有家，悔亡”的解释，自王弼、孔颖达至程颐，实际上是层层递进的。注文指出：“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渎而后严之，志变而后治之，则悔矣。”疏中重申：“治家之道，在初即须严正立法防闲。若黩乱之后方始治之，即有悔矣。”注疏已经提出了治家之法度的问题。基于“家之患常在礼法不足而渎漫【慢】生”的认识，程颐强调了“防闲法度”之针对性在于防范“失长幼之序，乱男女之别，伤恩义，害伦理”：
初，家道之始也。闲，谓防闲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为之防闲，则不至于悔矣。治家者，治乎众人也；苟不闲之以法度，则人情流放，必至于有悔。失长幼之序，乱男女之别，伤恩义，害伦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闲之于始，则无是矣。故悔亡也。
他指出，“虽一家之小，无尊严则孝敬衰，无君长则法度废。有严君而后家道正”；并且在解释“家人嗃嗃”时说：“盖严谨之过，虽于人情不能无伤，然苟法度立，伦理正，乃恩义之所存也。” [８９] 这样的正家“法度”，显然是为维系伦序有常的理想状态服务的。
四、馀语
（一）
《周易》本身，有着无限的解释空间。这或许正是古往今来一 《“内外”之际与“秩序”格局：兼谈宋代士大夫对于《周易·家人》的阐发(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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