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赌博管窥
尤以徽宗赵佶为甚，并且用擅长的瘦金体御书棋子，对今天的中国象棋的影响颇深。
当然，蹴鞠和象棋有游戏娱乐的成分，但这种带“博”意，论输赢的游戏，本身就很难同“赌”分开，二者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里的蹴鞠是否是赌博，虽没有明确记载，但宋元时期人用蹴鞠赌博则是史实，南宋时陈元靓所著的《事林广记·戊集》中就有对蹴鞠的赌法有详细记载。皇帝的垂青，无疑推动了这一赌戏的发展。至于民间传说太祖赵匡胤与道士陈抟赌棋输了华山，虽非史实，但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人们认为奕棋就是一种赌博方式。而《李师师外传》载，宋徽宗“与师师双陆不胜，围棋又不胜，赐白金二千金” [9] ，此则为可信。吕祖谦《紫薇杂记》的记载则更为明确：“熙宁间，神宗与二王禁中打球子，止（疑为‘上’）问二王欲赌何物。徐王曰：‘臣不别赌物，若赢时只告罢了新法’。” [10] 《太平治绩统类》对此事亦有记载：“上尝与二王击球，戏赌玉带。頵曰：‘若臣胜，不用玉带，只乞罢青苗市易法。’上不悦。” [11] 这里用的是球类赌无疑。神宗在此毫不隐讳地向大臣挑赌，大臣也立即应允。可见当时皇帝赌博乃常事。且帝王赌博，不仅赌钱、赌物，甚至可赌国家法令政策。
辽、金、元在引进中原文化的同时，也引进了这种赌博文化。据《辽史·罗衣轻传》载：辽兴宗与其弟耶律重元“因双陆赌以居民城邑。帝屡不竟，前后已偿数城。”真是赌得天昏地暗。不久两人再赌，伶官罗衣轻出面制止：“双陆休痴，和你都输去也！” [12] 兴宗这才罢手。居民城邑均可作为帝王的赌资，这种赌博真可谓惊天动地，绝非一般赌徒所能为之。而更有甚者，辽道宗“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择，令各掷骰子，以彩胜者官之。”可见道宗的赌兴也太大，竟然命大臣在朝堂上掷色子比大小，来决定官员的升迁。这次耶律俨最幸运，“得胜彩”，而兴宗也真的兑现，曰：“上相之征也。” [13] 于是迁知枢密院事。此举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至于宋元时期皇帝怂恿大臣赌博的记载更是不绝于史。这一点将在帝王纵赌中论述。
２、士大夫文人贪赌
正所谓“上之所尚，民必尚之”。有皇帝带头赌博，臣民们就无所顾忌了。
关于宋元时期士大夫贪赌的记载频出史端。宋安国军节度使郭进，“倜傥任气，结豪侠，嗜酒蒱博。” [14] 而“李煜子仲寓雅好蒱博饮宴，（张）洎因切谏之，仲寓谢过。复数月，人有言仲寓蒱博如故，泊随与之绝。” [15] 知错不改，可见其恶习之深。因为嗜赌之人犹如吸食毒品，往往本性难移。即使是在悠关大宋命运的澶州之战中，作为阵前总指挥的宰相寇准亦未忘记“与杨亿饮博” [16] 。而杨亿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赌棍。据《宋史·章得象传》载“得象尝与杨亿戏博李宗谔家，一夕负钱三十万，而酣睡自如。他日博胜，得宗谔金一奁。数日博又负，即反奁与宗谔，封识未尝发也。” [17] 对这种豪赌，《宋史》作者却以一种夸耀的口气赞叹道：“其度量宏阔如此”，由此足见当时社会风气之一斑。再如《宋史·刘审琼传》，“审琼尝给事外诸侯，雅善酒令、博鞠。” [18]
如若把寇准的行为和东晋宰相谢安在淝水之战的关口“围棋赌墅”相提并论，说成是有“庙堂之量”。那么南宋奸相贾似道则是个无可争议的赌徒。《宋史·贾似道传》：“似道，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以至执掌中枢后，仍迷恋斗蟀。元兵南下，赵宋王朝岌岌可危，“时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纵博。”国家大事、军国重任，全忘到了脑后。若赌友们一时不能凑齐，则“尝与群妾居地斗蟋蟀。所狎客人戏之曰：‘此军国重事邪’。” [19] 时人讥之为“蟋蟀宰相”。因为贾似道不仅嗜其斗戏，而且对蟋蟀作了深入的“研究”，著有《促织经》一书。该书从蟋蟀种类、形状、体质、斗志、颜色以至到头、脸、腿、肉均作了一一论述，至于对那些优质品种如何捕捉、饲养、医治，以及斗蟋蟀的技巧等，更是详之有加。此书成为中国调教蟋蟀之祖本，为中国调教蟋蟀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基础，也是对世界昆虫学的一个贡献。这些调教蟋蟀的基本常识和基本方法甚至在今天仍然被人所遵循。但可惜它并不是作为一部生物学著作出现，而是作为一部劝赌的著作出现的。从而使斗蟋蟀一度盛行。
这些官僚士大夫之赌，往往又都是一掷千金。《宋史·寇准传》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 [20] 此语也正是成语“孤注一掷”的出处。另据《陈辅之诗话》载：冯衮牧苏州日，多纵饮博。因大胜，以所得均于坐客。吟云：“八尺台盘照面新，千金一掷斗精神；合是赌时须赌物，不堪回首乞闲人。” [21] 此均可谓当时士大夫豪赌之佐证。由此可见宋元时期的赌风之盛。
中原官吏炽热的赌风，也为辽金所效仿。以致金王朝甚至制定了一条专门针对士大夫的禁赌律令，（金世宗）“大定八年，制品官犯赌博法。” [22] 可见其官吏赌博现象之严重。
由于赌博在当时常被一些文人视之为雅戏，故宋元时期文人贪赌者亦不乏其人。如前所述的宋初诗人杨亿嗜赌成性，常和文武大臣们赌博，有时赌得身无分文，甚至拿笔墨纸砚充数。而欧阳修等亦对赌博情有独钟。女词人李清照则更是坦言：“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书画，每忘寝食。但平生随多寡，未尝不进者何？精而已。” [23] 正因为有这样丰富的实践经验作基础，李清照对历代博戏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予以发展，故有《打马图》一书传世。打马在士大夫阶层中也曾盛行一时。陆游在《乌夜啼》中曾吟道：“冷落秋千伴侣，阑珊打马心情。”当然，文人墨客亦不乏借博戏消遣者。据载宋初徐铉曾和刘奂奕棋赌诗，徐铉输后赋有《赌棋赋诗刘起居奂》：“刻烛知无取，争先素未精。本图忘物我，何必记输赢。赌墅终归利，焚囊亦近名。不如相视笑，高咏两三声。” [24] 此举可谓地道的雅事，但亦罕见，绝非一般赌徒所能为之，故而一般赌徒则必然是“每赌必记输赢”了。
受官场上赌风的影响，一些应试举子也东施效颦，甚至公开招赌。据《春渚纪闻》载：棋待诏刘仲甫，北宋末年人，“自江西入都，行次钱塘，…… 一日晨起，忽于邸前悬一帜云：江南棋客刘仲甫，奉饶天下棋先。”这可不是一般的切磋棋艺，因为刘仲甫“并出银盆酒器等三百星”云：“以此偿搏负也。” 而当地嗜赌之人既不服输。“翌日，数土豪集善棋者会城北紫霄宫，且出银如其数，推一棋品最高者与之对手。” 以至一时“观者如堵。” [25] 在钱塘这样的繁华市区，公然挑旗相赌，足可见当时社会风尚之一斑。
士大夫文人贪赌嗜赌成风，自然会对整个社会的风气产生重大影响。
３、百姓爱赌
有关宋元时期民间赌博的记载，翻开宋元时期的笔记小说可谓比比皆是，且赌风炽盛。当时不仅出现了“穷富赌钱社” [26] 这样的专门组织，而且出现专门的赌场棗“柜坊”。苏轼在其奏议中更是明确记载仅一个汴京城就有“柜坊（赌场）百余户”，“招军民赌博”。《松漠纪闻》亦载，当时“燕京茶肆，设双陆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 [27] 遍布各大城镇的茶肆，也成了变相的赌场。宋西湖老人曾为我们详细描述了当时杭州城赌风昌盛的情景。“城外有二十座瓦子，……中作夜场，……赌赛输赢……每日如此。宽阔处踢球，放胡哮，斗鹌鹑。” [28]
由于蹴鞠、双陆、彩选、打马、除红、响屟等手续繁杂或赌时需用图谱，故一般流行于
上流社会。民间更盛行的则是各类斗戏及关朴等。
斗戏主要有斗鹌鹑、斗鸭、斗鹅、斗鸡等。《岭外代答》称“番禺人酷好斗鸡，诸番人尤甚。” 这些斗戏自然多同赌赌博相结合，而且有时“注以黄金，观如堵墙”。 [29] 而始于唐代的斗促织，在此时则尤为盛行。《西湖老人繁盛录》载：“促织盛出，都民好养，或以银丝为笼，或作楼台为笼，……。”这些蟋蟀当然不光是为了观赏，更多的是用来赌博。“常有三五十火斗者。乡民争捉入城货卖，斗赢三两个，便望卖一两贯钱。苕生得大，更会斗，便有一两银买。每日如此。”这种赌博方式，每年直至“九月尽，天寒方休。” [30] 一些人更是对之痴之若迷，斗蟀“依稀乎命帅出征，仿佛乎拜将登坛。赌以王尘，注以金钱。” [31] 而贾似道《促织经》的问世，更是把此赌戏推向繁盛。
但民间最为流行的赌博方式为“关扑”。由于这种赌博方式，简单易行，老少咸宜。故风行一时。为此，北宋政府亦只得“顺应民意”，下令每年的元旦、冬至、寒食这三大节日，纵民关朴。“正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士庶自早互相庆贺，坊巷以食物动使果实柴炭之类，歌叫关扑。如马行、潘楼街、州东宋门外、州西梁门外踊路、州北封丘门外，及州南一带，皆结彩棚，铺陈冠梳、珠翠、头面、衣着、花朵、领抹、靴鞋、玩好之类。”各种物品皆可关扑。 此时就连一般百姓也接踵而来，试一把运气。“小民虽贫者，亦须新洁衣服，把酒相酬尔。”此等热闹的场面，诱得那些一向深居简出的大家闺秀、名门妇女，也纷纷抛头露面，“向晚，贵家妇女纵赏关赌，入场观看，入市店饮宴，惯习成风，不相笑讶” [32] 。由此处记载可知，孟元老认为关扑就是赌博，且称之为“关赌”。为满足民间的关扑欲望，每年三月皇帝的金明池琼林苑也对民开放，由民关朴。请看“殿上下回廊皆关扑钱物饮食伎艺人作场，勾肆罗列左右。桥上两边用瓦盆，内掷头钱，关扑钱物、衣服、动使。游人还往，荷盖相望。” [33] 好一般热闹的景象。
《宋元时期的赌博管窥(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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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蹴鞠和象棋有游戏娱乐的成分，但这种带“博”意，论输赢的游戏，本身就很难同“赌”分开，二者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里的蹴鞠是否是赌博，虽没有明确记载，但宋元时期人用蹴鞠赌博则是史实，南宋时陈元靓所著的《事林广记·戊集》中就有对蹴鞠的赌法有详细记载。皇帝的垂青，无疑推动了这一赌戏的发展。至于民间传说太祖赵匡胤与道士陈抟赌棋输了华山，虽非史实，但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人们认为奕棋就是一种赌博方式。而《李师师外传》载，宋徽宗“与师师双陆不胜，围棋又不胜，赐白金二千金” [9] ，此则为可信。吕祖谦《紫薇杂记》的记载则更为明确：“熙宁间，神宗与二王禁中打球子，止（疑为‘上’）问二王欲赌何物。徐王曰：‘臣不别赌物，若赢时只告罢了新法’。” [10] 《太平治绩统类》对此事亦有记载：“上尝与二王击球，戏赌玉带。頵曰：‘若臣胜，不用玉带，只乞罢青苗市易法。’上不悦。” [11] 这里用的是球类赌无疑。神宗在此毫不隐讳地向大臣挑赌，大臣也立即应允。可见当时皇帝赌博乃常事。且帝王赌博，不仅赌钱、赌物，甚至可赌国家法令政策。
辽、金、元在引进中原文化的同时，也引进了这种赌博文化。据《辽史·罗衣轻传》载：辽兴宗与其弟耶律重元“因双陆赌以居民城邑。帝屡不竟，前后已偿数城。”真是赌得天昏地暗。不久两人再赌，伶官罗衣轻出面制止：“双陆休痴，和你都输去也！” [12] 兴宗这才罢手。居民城邑均可作为帝王的赌资，这种赌博真可谓惊天动地，绝非一般赌徒所能为之。而更有甚者，辽道宗“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择，令各掷骰子，以彩胜者官之。”可见道宗的赌兴也太大，竟然命大臣在朝堂上掷色子比大小，来决定官员的升迁。这次耶律俨最幸运，“得胜彩”，而兴宗也真的兑现，曰：“上相之征也。” [13] 于是迁知枢密院事。此举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至于宋元时期皇帝怂恿大臣赌博的记载更是不绝于史。这一点将在帝王纵赌中论述。
２、士大夫文人贪赌
正所谓“上之所尚，民必尚之”。有皇帝带头赌博，臣民们就无所顾忌了。
关于宋元时期士大夫贪赌的记载频出史端。宋安国军节度使郭进，“倜傥任气，结豪侠，嗜酒蒱博。” [14] 而“李煜子仲寓雅好蒱博饮宴，（张）洎因切谏之，仲寓谢过。复数月，人有言仲寓蒱博如故，泊随与之绝。” [15] 知错不改，可见其恶习之深。因为嗜赌之人犹如吸食毒品，往往本性难移。即使是在悠关大宋命运的澶州之战中，作为阵前总指挥的宰相寇准亦未忘记“与杨亿饮博” [16] 。而杨亿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赌棍。据《宋史·章得象传》载“得象尝与杨亿戏博李宗谔家，一夕负钱三十万，而酣睡自如。他日博胜，得宗谔金一奁。数日博又负，即反奁与宗谔，封识未尝发也。” [17] 对这种豪赌，《宋史》作者却以一种夸耀的口气赞叹道：“其度量宏阔如此”，由此足见当时社会风气之一斑。再如《宋史·刘审琼传》，“审琼尝给事外诸侯，雅善酒令、博鞠。” [18]
如若把寇准的行为和东晋宰相谢安在淝水之战的关口“围棋赌墅”相提并论，说成是有“庙堂之量”。那么南宋奸相贾似道则是个无可争议的赌徒。《宋史·贾似道传》：“似道，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以至执掌中枢后，仍迷恋斗蟀。元兵南下，赵宋王朝岌岌可危，“时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纵博。”国家大事、军国重任，全忘到了脑后。若赌友们一时不能凑齐，则“尝与群妾居地斗蟋蟀。所狎客人戏之曰：‘此军国重事邪’。” [19] 时人讥之为“蟋蟀宰相”。因为贾似道不仅嗜其斗戏，而且对蟋蟀作了深入的“研究”，著有《促织经》一书。该书从蟋蟀种类、形状、体质、斗志、颜色以至到头、脸、腿、肉均作了一一论述，至于对那些优质品种如何捕捉、饲养、医治，以及斗蟋蟀的技巧等，更是详之有加。此书成为中国调教蟋蟀之祖本，为中国调教蟋蟀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基础，也是对世界昆虫学的一个贡献。这些调教蟋蟀的基本常识和基本方法甚至在今天仍然被人所遵循。但可惜它并不是作为一部生物学著作出现，而是作为一部劝赌的著作出现的。从而使斗蟋蟀一度盛行。
这些官僚士大夫之赌，往往又都是一掷千金。《宋史·寇准传》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 [20] 此语也正是成语“孤注一掷”的出处。另据《陈辅之诗话》载：冯衮牧苏州日，多纵饮博。因大胜，以所得均于坐客。吟云：“八尺台盘照面新，千金一掷斗精神；合是赌时须赌物，不堪回首乞闲人。” [21] 此均可谓当时士大夫豪赌之佐证。由此可见宋元时期的赌风之盛。
中原官吏炽热的赌风，也为辽金所效仿。以致金王朝甚至制定了一条专门针对士大夫的禁赌律令，（金世宗）“大定八年，制品官犯赌博法。” [22] 可见其官吏赌博现象之严重。
由于赌博在当时常被一些文人视之为雅戏，故宋元时期文人贪赌者亦不乏其人。如前所述的宋初诗人杨亿嗜赌成性，常和文武大臣们赌博，有时赌得身无分文，甚至拿笔墨纸砚充数。而欧阳修等亦对赌博情有独钟。女词人李清照则更是坦言：“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书画，每忘寝食。但平生随多寡，未尝不进者何？精而已。” [23] 正因为有这样丰富的实践经验作基础，李清照对历代博戏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予以发展，故有《打马图》一书传世。打马在士大夫阶层中也曾盛行一时。陆游在《乌夜啼》中曾吟道：“冷落秋千伴侣，阑珊打马心情。”当然，文人墨客亦不乏借博戏消遣者。据载宋初徐铉曾和刘奂奕棋赌诗，徐铉输后赋有《赌棋赋诗刘起居奂》：“刻烛知无取，争先素未精。本图忘物我，何必记输赢。赌墅终归利，焚囊亦近名。不如相视笑，高咏两三声。” [24] 此举可谓地道的雅事，但亦罕见，绝非一般赌徒所能为之，故而一般赌徒则必然是“每赌必记输赢”了。
受官场上赌风的影响，一些应试举子也东施效颦，甚至公开招赌。据《春渚纪闻》载：棋待诏刘仲甫，北宋末年人，“自江西入都，行次钱塘，…… 一日晨起，忽于邸前悬一帜云：江南棋客刘仲甫，奉饶天下棋先。”这可不是一般的切磋棋艺，因为刘仲甫“并出银盆酒器等三百星”云：“以此偿搏负也。” 而当地嗜赌之人既不服输。“翌日，数土豪集善棋者会城北紫霄宫，且出银如其数，推一棋品最高者与之对手。” 以至一时“观者如堵。” [25] 在钱塘这样的繁华市区，公然挑旗相赌，足可见当时社会风尚之一斑。
士大夫文人贪赌嗜赌成风，自然会对整个社会的风气产生重大影响。
３、百姓爱赌
有关宋元时期民间赌博的记载，翻开宋元时期的笔记小说可谓比比皆是，且赌风炽盛。当时不仅出现了“穷富赌钱社” [26] 这样的专门组织，而且出现专门的赌场棗“柜坊”。苏轼在其奏议中更是明确记载仅一个汴京城就有“柜坊（赌场）百余户”，“招军民赌博”。《松漠纪闻》亦载，当时“燕京茶肆，设双陆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 [27] 遍布各大城镇的茶肆，也成了变相的赌场。宋西湖老人曾为我们详细描述了当时杭州城赌风昌盛的情景。“城外有二十座瓦子，……中作夜场，……赌赛输赢……每日如此。宽阔处踢球，放胡哮，斗鹌鹑。” [28]
由于蹴鞠、双陆、彩选、打马、除红、响屟等手续繁杂或赌时需用图谱，故一般流行于
上流社会。民间更盛行的则是各类斗戏及关朴等。
斗戏主要有斗鹌鹑、斗鸭、斗鹅、斗鸡等。《岭外代答》称“番禺人酷好斗鸡，诸番人尤甚。” 这些斗戏自然多同赌赌博相结合，而且有时“注以黄金，观如堵墙”。 [29] 而始于唐代的斗促织，在此时则尤为盛行。《西湖老人繁盛录》载：“促织盛出，都民好养，或以银丝为笼，或作楼台为笼，……。”这些蟋蟀当然不光是为了观赏，更多的是用来赌博。“常有三五十火斗者。乡民争捉入城货卖，斗赢三两个，便望卖一两贯钱。苕生得大，更会斗，便有一两银买。每日如此。”这种赌博方式，每年直至“九月尽，天寒方休。” [30] 一些人更是对之痴之若迷，斗蟀“依稀乎命帅出征，仿佛乎拜将登坛。赌以王尘，注以金钱。” [31] 而贾似道《促织经》的问世，更是把此赌戏推向繁盛。
但民间最为流行的赌博方式为“关扑”。由于这种赌博方式，简单易行，老少咸宜。故风行一时。为此，北宋政府亦只得“顺应民意”，下令每年的元旦、冬至、寒食这三大节日，纵民关朴。“正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士庶自早互相庆贺，坊巷以食物动使果实柴炭之类，歌叫关扑。如马行、潘楼街、州东宋门外、州西梁门外踊路、州北封丘门外，及州南一带，皆结彩棚，铺陈冠梳、珠翠、头面、衣着、花朵、领抹、靴鞋、玩好之类。”各种物品皆可关扑。 此时就连一般百姓也接踵而来，试一把运气。“小民虽贫者，亦须新洁衣服，把酒相酬尔。”此等热闹的场面，诱得那些一向深居简出的大家闺秀、名门妇女，也纷纷抛头露面，“向晚，贵家妇女纵赏关赌，入场观看，入市店饮宴，惯习成风，不相笑讶” [32] 。由此处记载可知，孟元老认为关扑就是赌博，且称之为“关赌”。为满足民间的关扑欲望，每年三月皇帝的金明池琼林苑也对民开放，由民关朴。请看“殿上下回廊皆关扑钱物饮食伎艺人作场，勾肆罗列左右。桥上两边用瓦盆，内掷头钱，关扑钱物、衣服、动使。游人还往，荷盖相望。” [33] 好一般热闹的景象。
《宋元时期的赌博管窥(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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