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赌博管窥

关扑之风到了南宋则更甚。据《云麓漫钞》载：“ 扑食物法有禁，唯元正、冬至、寒食三节，开封府出榜放三日。或以数十笏银，或以乐艺女人为一掷，其它百物无不然。非如今常得 扑也。” [34] 由此看来来，南宋关扑更是不受限制，并日渐兴盛，“其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惟中瓦前最盛，扑买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如遇元宵尤盛。” [35] 甚至还出现了流动赌场，“关扑船，亦不少。” [36] 故西湖老人有“扑卖盈市” [37] 之叹。就连大宋皇帝也为这种风气所感染。据《癸辛杂识》载“闻理宗朝春时，内苑效市井关朴之戏，皆小珰互为之，至御前。则与二三扑内供纯镘骰钱以供一笑。” [38] 这里的“珰”指宦官，“镘”通“幕”，即古铜钱无字的一面。由此，我们一方面可见宋理宗对关扑赌赌的热衷，另一方面亦可相信，在宋时的赌博中亦有“出老千”之举。

但是，有些关扑则非一般百姓所能为之。“有以一笏扑三十笏者。以至车马、地宅、歌姬、舞女，皆约以价而扑之。” [39] 可见关扑赌已浸染各个阶层。

这种炽热的赌风以至影响到周边地区和少数民族。陆游在《老学庵游记》中记载，他在叙州（今四川宜宾）无等佛殿西庑堂，曾见“群蛮聚博其上。骰子亦以骨为之，长寸余而扁，状若牌子，折竹为筹，以记胜负。” [40]

至于辽金元的民间赌博限资料有限，难以描绘其详情。但从下面所谈及当时政府禁赌律令之多，自可以断定赌风不亚于宋。

４、三教九流

随着赌风的昌盛，以至出现了一批以此为业的职业赌徒和社会无赖。如晏殊即有词云“家住西秦，赌博艺随身。”《老学庵笔记》中亦载“市人有以博戏取人财者，每博必大胜，号‘松子量’。” [41] 出九（赌头）、和合（撮合聚赌）也相继出现。而“出九和合有名者，任大头、快活三之类。” [42] 由于赌博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谋取对方钱财，于是赌场中不择手段、尔虞我诈的现象自然屡见不鲜。三教九流、地痞无赖自然混迹其中。此等人在宋人笔记中多称之为“闲人”、“游手”或“囊家”。《都城纪胜·闲人》篇载，所谓“闲人”即“以闲事而食于人者。”他们“又有专为棚头，又谓之习闲，凡擎鹰、架鹞、调鹁鸽、养鹌鹑、斗鸡、赌博、落生之类。” [43] 《梦粱录》中亦有《闲人》篇，“有专为棚头，斗黄虫、养百虫蚁、促织儿。又谓之懴泻簰，凡擎鹰、架鹞、调鹁鸽、斗鹌鹑、斗鸡、赌扑落生之类。” [44] 另外《麈史》称：“世之纠帅蒲博者，谓之懝?蛹覓，又谓之懩壹覓。” [45] 贾似道的另一部斗蟀专著《秋虫谱》则对此等人进行了细致的刻画：“有等好事君子，凡遇秋虫发动，则东闯西走，寻豪探富，说合两家，携虫赌赛，则从旁而赞之，假心虚意，挑拨成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或放钱，或抽头，或倒卸，百般用意，总是为己，而不为人。” [46] 正是在这种邪恶的赌风之下，一些江湖骗子也纷纷登台亮相。“柜放赌局，以游戏关扑结党手法骗钱。” [47] 另据《东坡志林》载：“绍圣二年五月九日，都下有道人坐相国寺，买诸禁方，缄题其一，曰卖赌钱不输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归发视其方，曰但止乞头。道人亦善鬻术焉，戏语得千金。” [48] 在这种炽热的赌风中，种种由此产生的社会阴暗面开始凸现。

三、赌博的社会危害与宋元禁赌

１、赌博之危害

赌博前提就是利己，而这种利己又是以损人为前提。宋元时期，因赌博盛行，由此而产生的种种社会弊端，亦相伴之而生。以至贪赃枉法、扰乱社会，甚至杀人越货等现象，在当时亦时有发生。

其中《宋史·王安石传》有载：“有少年得斗鹑，其侪求之不与，恃与之昵辄持去，少年追杀之。” [49] 而《燕翼诒谋录》则更明确记载：“世有恶少无赖之人，肆凶不逞。小则赌博，大则屠牛马销铜钱，公行不忌。其输钱无以偿，则为穿窬。若党类颇多，则为劫盗、纵火、行奸、杀人。” [50] 《武林旧事》中谓此等人为“白日贼”，他们“穿窬胠箧，各有称首。以至顽徒如拦街虎、九条龙之徒，尤为市井之害。” [51] 赌博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宋《名公书判清明集》记有这样一个案例：“支乙之妻阿王，娼家女也。支乙于衢州南市楼上，开置柜坊，楼下开置茶肆，以妻为饵。徐庆三、何曾一、王寿、余济皆与逾滥，与以钱物，群聚赌博，实为欺骗渊薮。”名为茶肆，实为妓院赌场。一次支乙、郑厨司诱陆震龙至，其同伙余济等“能将骰子两只，当留六面大采靠拢”，使陆震龙很快输光了身上的二百五十贯。二鼓时分，不愿服输，且不明究里的陆震龙，回家取来仅有的一百五十六贯，孤注一掷。余济等故伎重演棗出老千，“共骗赢陆震龙一人钱物”。陆震龙再次典当身上全部衣物来赌，但照样一去不回，且倒欠二十贯。以至他“深夜欲归，无衣可着”。但无赖支乙仍“急欲陆震龙赎当还钱”。因“取之既急，恐之又甚”，陆“在家自缢而死”。 [52] 大臣蔡久轩断此案曰：“财者民之膏血。膏血既竭，身其能存？是支乙、余济等虽不杀之，势实致之死地。”“奸猾之徒，动辄十数为群，以赌为名，欺骗取材，次等风俗，安可不辑！” [53]

其实， 赌博给社会造成的危害远不止此。由于柜放赌局公开招军民赌博，赌风也渗入军队。这不仅败坏军纪，影响战斗力，更增加社会不安的因素。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真宗时“巡卒三人，因寒食假质军装赌博，既不胜，遂谋以五鼓未尽伺击陌上行人，弃尸河流，取衣物贸易，以赎所质。” [54]

而一些官吏在嗜赌成瘾后，贪赃枉法者亦大有人在，此则危害更深。如北宋初年龙捷都虞候田绍斌，“尝盗官马，贸直尽偿博进。” [55] 而贾似道斗蟀误国，则更是罪及千秋。以至一些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不防其微，必为大患”。 [56]

由于赌博不是通过正当的劳动，而是仅凭“运气”，从而使得社会财富发生频繁转移。而这种转移丝毫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益处，反而养成一种侥幸和投机心理，增加了社会动荡和不安的因素。赌场中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寡廉鲜耻等一切社会丑恶现象，在这里一览无遗。礼仪和廉耻在这里不见了踪影，从而造成了社会风气的急剧败坏。而一些赌徒的孤注一掷，以致造成倾家荡产、卖妻鬻子，更是给社会带来遗患无穷。故此，自秦汉以来，历代政府均颁布了一系列禁赌措施。宋元亦不除外。

２、宋元时期的禁赌

宋立国之初制定的《宋刑统》中就规定“诸博戏财物者各杖一百，赃重者各依已分，准盗论。其停止主人及出九和合者，各如之。” [57] 对赌博按盗窃罪论处可谓处置亦严。鉴于赌风太盛， 太宗于淳化二年二月再下诏：“京城蒲博者，开封府捕之，犯者斩。” [58] 对此诏令，《宋会要辑稿·刑法志》记载更详：太宗淳化“二年闰二月十九日诏曰：京城先是无赖之辈相聚蒲博，开柜坊，屠牛马驴狗以食，私销铜钱为器用杂物。并令开封府严戒坊市捕之，犯者斩。隐匿而不以闻，及居人邸舍，僦与恶少为柜坊者，并其同罪。” [59] 对赌徒处以此等重刑，可谓历史罕见。而在宋真宗年间，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宋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丁酉，“上封者言，进士萧立之，本名琉，尝因赌博抵杖刑。今易名赴举登第，诏有司召立之诘问。立之引伏。命夺其敕，赎铜四十斤，遣之。” [60] 即使是登科进士，只要以前犯有赌博罪，除革除功名外，罚铜四十斤，还要处以流刑。这说明至少到宋真宗年间，对禁赌诏令的执行还是相当严格的。

与宋并立的辽金王朝，也颁布了相应的禁赌律令。（金世宗）“大定八年，制品官犯赌博法，赃不满五十贯者，其法杖，听赎。再犯者，杖之。” 而且金世宗还为之解释曰：“杖者，所以罚小人也。既为职官，当先廉耻。既无廉耻，故以小人之罚罚之。” [61] 世宗希望通过重点打击品官赌博来制止社会上的赌风。讲礼仪和廉耻，对嗜赌成性的赌徒来说，似乎是对牛弹琴，杖刑自然也无法遏制猖獗赌风。于是金世宗再次下诏：“犯赌博者，文官革职为民，武官革职随舍。余食粮差操亦此意也。”试图把对官吏赌博的处罚，同其政治和经济利益挂钩，可是同样收效甚微。但金朝这一品官犯赌博法的制定，开创了明令禁止官吏赌博的先河，为明清时期法律中禁止官员赌博律文的出现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元则在继承前代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更为详尽的禁赌法令。元世祖在至元十二年二月下诏：“禁民间赌博，犯者流之北地。” [62] 《元史·刑法志》更有具体律令：“诸赌博钱物者，杖七十，钱物没官，有官者罢现任，期年后杂职内叙。开张博房之家，罪亦如之。再犯加徒一年。应捕故纵，笞四十七，受财者同罪。有司纵令攀指平人，及在前同赌之人，罪及官吏。赌饮食者，不坐。诸赌博钱物，同赌之人自首者，勿论。诸赌博，因事发露，追到摊场，赌具脏证明白者，即以本法科论，不以展转攀至革拔。” [63]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从赌博罪行的认定、处罚的细节、职官的责任，均有详细的规定。由此从另一个侧面，亦反映出当时赌博现象之普遍。

面对社会这种赌博恶习，士大夫中一些有识之士和地方官吏，纷纷发出禁赌倡议并尝试禁赌措施。

《清波杂志》载：“苏东坡云：如人善博，日胜日负。王荆公改作：日胜日贫。坡之孙符云：本乃月（应为‘日’）胜日贫。吕正献尤不喜人博，有胜则伤仁，败则伤俭之语。” [64] 宋神宗年间，改革家王安石更明确提出，赌博废事失业，极力反对。据《拊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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