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赌博管窥

录》载：“叶涛好奕棋，王介甫作诗切责之，终不肯已。奕者多废事，不以贵贱，嗜之率皆失业。故人目棋枰为‘木野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 [65]

而地方官吏对赌博的危害则认识更深，并尝试禁赌。大臣方秋崖曰：“四民之所不收，百害之所必至。始而赌博，终而盗贼；始而嬉戏，终而斗殴；始而和同，终而必争。败事丧家，皆由此始，固官司之所必禁也。” [66] 于是，一些地方官吏在政府禁赌不力的情况下，尝试用自己的方式禁赌。“知平江府（今江苏苏州）胡颖（胡石壁）宣布：“本府严赌博之禁，与禁盗贼同，盖以赌博不已，必至为盗故也。” [67] 《宋史·薛季宣传》亦载，时患盗，季宣行保伍法，“禁蒱博杂戏，而许以武事角胜负。” [68]

四、宋元赌风昌盛的原因

一方面是政府严厉的禁赌措施愈来愈严，而另一方面却是社会上炽热赌风大有日渐昌盛之势，两者形成强烈的反差。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赌博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

赌博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有其悠久的历史背景 。

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在自身同自然界的长期博斗中，“博”的概念即逐步形成。但此时的“博”，主要是“争取”、“搏斗”之意。随着私有制产生，“博”也渐渐赋予了另一种新的概念，即“争取”、“搏斗”的方式可以是不择手段。一切看似不合礼仪，不符规章的现象，都在胜利者的威严下，显得合理合法，令人羡慕。而政治生活中的翻云覆雨和经济领域内的巨大变迁，必然让每一个人均会梦想棗有朝一日能拥有一切。“博”会给人带来巨大权力和财富的概念更是深入人心。争强好胜成了人的本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为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各种娱乐开始出现。但任何一种娱乐方式，均来源于生活，同时又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博”的概念自然也渗入其中。能博而胜者，更是为人们所推崇。而博胜者往往又不满足于精神上慰藉，于是带有一定物质奖励的娱乐亦随之出现，古人称之为“博戏”，后人称之为“赌博”或“博彩”。而这种带有物质刺激的博戏，又反过来又促进其迅速发展。赌和人争强好胜的本性是那么巧妙的吻合。于是。有关人们爱赌、好赌的记载频见史端。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就有记载“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为之博，令人不行，天神不胜，乃辱僇之。” [69] 而谢安的“围棋赌墅”更是成了人间佳话。于是赌自诞生后，在历史上似乎就从未中断过，这种历史的惯性在宋元时期自然有所反映。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经济活动的急剧变化，亦使人们产生一种病态心理棗人生好比一场赌博。此种心态表现为希望一夜之间能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奢望转眼之间能拥有万贯家产。在欲壑难填时，往往通过这种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赌博来得到暂时慰藉。而宋代流行的一种赌博“彩选”，又称“升官图”，正是这一现象的绝妙写照。博者在一张列有各种官职的纸或棋盘上掷骰，博前各出相同的银两作为赌资，每人根据自己所掷出彩数的贵贱，来决定升黜赏罚，最先达标者为赢家。也有的在纸上所列不是官位，而是仙位，便叫“选仙图”。升黜在一掷之间，胜负在弹指一刻，社会万象包罗其中。以至赵必璩在《沁园春·田作》中就说：“看做官来，只似儿时掷选官图。” [70] 蔡京做太师时，亦得意地称自己的升迁为“骰子选”：“今位极人臣，则亦可人，所谓骰子选尔。” [71] 这只是比喻，但辽道宗却干脆直接用这一方式来选官。赌徒们在这种呼卢喝雉声中完全陶醉。宋王珪有诗云：“尽日闲窗赌选仙，小娃争觅倒盆钱。上筹得占蓬莱岛，一掷乘鸾出洞天。” [72] 对这种现象，李清照看得比较透彻。她在《打马赋》中曰：“且好博人之常情，小艺者士之末技。说梅止渴，稍苏奔竟之心，画饼充饥，少谢腾让之志。”看来，李清照不仅对打马评价极高，而且对赌博可以暂时满足人们的升官发财欲望，使之心理多少取得平衡的社会功能亦极熟知。他甚至将打马图上的争竞与当时的抗金斗争联系起来，说“谁能致千里，但愿将相过淮水。” [73]

可见好赌是人之本性，且赌搏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故此，就连大圣人孔老夫子亦认为，赌是不好，有伤礼仪。但他又认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己。” [74] 孔子认为博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要好的多。史学家马迁亦在《货殖列传》中列举了大量先人致富的例证，欲“令后世得以观择”。其中就有一条“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并认为此乃“奇胜”。 [75]

于是信奉儒学的国人，似乎从中找到了借口和依据，以至上起帝王将相，中至文人士大夫，下讫贫民百姓，对之趋之若鹜。文人墨客们也纷纷为之填诗作赋，并且此类作品在文学宝库中占有相当的份额。以至即使在今天的一些国人眼中，赌博最多亦只能算是“不良嗜好”。我个人认为，这就是赌博盛行的深远的文化背景。

由此可知，赌博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有着其悠久的历史背景和深远的文化背景。其本身就是来源于生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和人类自身争强好胜的本性相吻合。历代政府均不能彻底根除赌博现象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宋元自不例外。

２、禁赌不力与帝王纵赌

但宋元时期赌风昌盛的进一步原因，就是帝王倡赌。纵观宋元时期的禁赌律令，均在王朝建立初期，不能善始善终。加上后来的帝王倡赌纵赌，使得原来的律令成了一纸空文，赌风更甚。

宋的禁赌律令主要集中在太祖、太宗时期，而且从《宋会要辑稿·刑法志》来看，主要针对的是京城开封府辖区。而宋王朝又号称“以文治国”，文网轻松，因此北宋中期以后，赌博不仅在市民阶层中广泛流行，即使文人、士大夫，也无不热衷于此，尤以南宋为甚。又由于帝王的带头赌博，以至“其后刑名浸轻，而法不足以惩奸。犯之者众。”士大夫们也把禁赌视之为“不急之务，知而不问者，十常七八。因诉到官，有不为受理者。” [76] 这自然使得本来就劣根难除的赌风，在这一时期更见兴盛。

金朝的品官犯赌博法也是金世宗朝制定，但金章宗就开始带头违反，并放纵大臣在朝堂上赌博。禁赌律令自然成了一纸空文。故时人曰“百人之中未有一人坐者，上下相容而法不行故也。” [77]

元朝较为详尽的禁赌法令也只限于元世祖年间。而且从《元史刑法志》和《元典章》中的案例来看，所谓犯赌博罪被流放者多为“汉人”和“南人”。禁赌法令变成了民族歧视和压迫的工具，其自然起不到禁赌的作用。

而宋元时期的帝王们不仅带头赌博，而且倡赌、纵赌，则更加推动了赌风的蔓延。

如流行于明清的牙牌又叫骨牌、宣和牌（即牌九），就是宋高宗诏令推广的。据清人陈云龙《格物镜原》载：（宋）宣和二年（1120）大臣建议：“设牙牌三十二扇，共计二百二十七点，以按星辰布列之位。譬天牌两扇二十四点，象天之二十四气；地牌两扇四点，象地之东西南北；人牌两扇十六点，象人之仁义礼智，发而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和牌两扇八点，象太和元气流行于八节之间。其它牌名，类皆合伦理庶务器用。”这种纯粹的赌具，在此变成上感天文地理，下合仁义礼智。于是高宗“诏如式颁行天下。” [78] 有皇帝的号召，臣民们自然是有恃无恐，乐此不比。

另据《武林旧事》载：“淳熙八年正月元日。……太上圣寿七十有五，……上侍太上于椤木堂香阁内说话，宣押棋待诏并小说人孙琦等十四人下棋两局，各赐银绢，供泛索讫。” [79] 这里的银绢，很明显是用作赌注。与其说这是皇帝是恩典，毋宁说是在提倡赌博。皇帝竟然能想出用赌来祝寿，并且提供赌资。这无疑又为臣僚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而且类似之举，绝不仅此。《武林旧事》又载：淳熙十一年六月初一日，“命小内侍宣张婉容至清心堂抚琴，并命棋童下棋，及令内侍投壶、赌赛、利物、则剧。” [80]
而《辽史·穆宗本纪》亦载，辽穆宗常“与群臣为叶子格戏。” [81] 辽圣宗“幸韩德让帐……命从臣分朋双陆以尽欢”。 [82] 而其后人辽道宗则更胜一筹，以掷骰量彩授官。此举无疑大涨赌博之风。

《金史·卢玑传》亦载：“上（金章宗）命玑与大臣握槊戏，玑获胜焉。从上秋山，赐名马。上曰：‘酬卿博直’。” [83] 由此可见皇帝对赌博的热衷，不仅命大臣在朝堂上公开赌博，并对博胜者予以嘉奖。这种官赌渐渐变成皇帝奖励臣下的一种手段。从而使得赌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之堂。赌风何忧不盛？

上行则下效，赌风自然日盛。先祖的禁赌律令早被丢之脑后，士大夫的禁赌言论，亦被赌徒们吆五喝六的狂呼声所淹没。赌风渐渐渗入各个阶层、各个领域。

３、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赌博的发展

宋元时期快速发展的商品经济，则是此间赌风昌盛的另一条原因。

宋元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商品经济迅速繁荣，商业中心大量出现，且突破了原来的坊、市概念，而且“买卖昼夜不绝”，尤以南宋为盛。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所带来的急剧膨胀的利润，又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贪欲。而商品经济自身极具投机性的特点，恰与赌性相吻合。因为赌博本身就是希望以最少的投资，凭机遇或技巧来赢得最大的回报。纵观古今，凡是禁赌不力的朝代，商品经济越发达，赌风越昌盛。宋元时期亦然。尤其是伴随当时蓬勃的商品经济而产生的关扑赌，更是印证了这一点。由此我们对当时汴京的“中作夜场”，“赌赛输赢”及钱塘的“朴卖盈市”的现象，既不难理解。而随着统治者后期禁赌律令的废弛，赌风更加昌盛。

《宋元时期的赌博管窥(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