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赌博管窥
４、文人的倡导
和隋唐一样，当时大批文人对赌博活动均持颂扬的观点来吟诗作赋,此例不胜枚举。仅就彩选赌一项，流传下来的就有王逢源的《彩选》、孔平仲的《选官图八口韵》、赵必璩的《沁园春·归田作》等诗词。为之作图谱的更有刘蒙叟等《彩选格》、杨亿的《文班彩选格》、赵明远的《皇宋进士彩选》、尹洙和张访的《宋朝文武彩选》、宋宝国的《元丰彩选》、王慎修等《宣和彩选》及刘邠的《汉宫仪》。
有关赌博的专著，在宋元时期更是频出，且多出于名家之手。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李清照的《打马图》。其次为司马光的《七国象戏》，《资治通鉴》的作者之一司马光的得力助手刘攽的《汉宫仪》、洪遵的《谱双》、杨无咎的《响屟谱》、贾似道的《促织经》、杨维桢的《除红谱》和元无名氏的《丸经》等。他（她）们煞费苦心地在对古人流传下来的博戏进行深入研究后，纷纷推陈出新，创造出新的博戏，并对这些赤裸裸的赌戏赋以文采，使其变得“雅味十足”。如《除红谱》中的彩名“满园春”、“碧牡丹”、“花心动”、“蝶恋花”、“凤归云”等等。另外，这些书中不仅详细介绍每种博戏的具体方法，而且还总结出许多理论和技巧。如李清照在《打马图序》中提出：“夫博者，无他，争先术耳。故专者能之。” [84] 她对于历史上赌博主要依赖于命运的习惯看法予以否定，认为才智和技巧更为重要。由于她自身嗜赌爱赌，此可谓“实践出真知”，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极大。至于元代《丸经》更是对不同阶层的参赌立了规章：“富不出微财，贫不出重货；富出微财则耻，贫出重货则竭。智者有方财不绝，愚者无方将恐竭。”并且作者试图对赌徒的心理作出分析，“不绝者必胜之基,(财不绝则心安，故胜。)将竭者必败之道。（财将尽心不安，愈怯愈输也。）” [85] 此语更可谓赌徒之经典。
这些诗词和专著及其相关理论的出现，无疑这对当时赌博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功效。
５、特殊的政治环境
宋元时期社会的急剧动荡，亦会使士风颓废，借赌来寻求刺激，消磨时光。如李清照就是在南渡的颠沛流离中开始创作他的赌博专著《打马图》的。“乍释轴楫，而见轩窗，意颇释然。更长烛明，奈此良夜何？于是乎博奕之事讲矣。” [86] 可见，李清照爱赌并作《打马图》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打发流亡途中的无聊日子。江山支离、异族入侵，社会动荡不安，朝廷却要粉饰太平。有识之士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只好用赌搏来麻痹自己。正如李清照所云： “谁能致敌千里，但愿将象过淮水” [87] 。把打马赌棋，看作是抗金。
又如，真宗朝寇准遭丁渭排挤被贬雷州，就沉湎于博饮。不久，丁渭亦遇贬，途经寇准住地。寇准的家丁欲报前仇，想趁机杀丁谓。为避免一场政治厮杀，寇准“乃杜门使纵博，毋得出，伺谓远行。乃罢。” [88] 似乎赌在这又增添了一种新的功能。
另外，由于宋“祖宗之法”重在防内患，故一些士大夫为避免皇帝的猜疑，违心地沉湎于赌博，以表自己胸无大志。如《宋史》载，郭崇在真定监军，陈思诲奏言：崇有异心, “太祖遣人觇之。还言崇方对宾属坐池潭小亭饮博，城中晏然。” [89] 郭崇由此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
另外，当时仍有人对赌博抱有迷信观点，用赌搏来占卜前程，亦是赌风不衰的原因之一。《宋史·王昭远传》载：王昭远形质魁伟，一日众祀里神，昭远适至，有以博骰授之，谓曰：“汝他日倘有节钺，试掷以卜之。” [90]
结语
总之，赌博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宋元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是政府严厉的禁赌措施，另一方面却是社会上日益昌盛的赌风。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赌博的产生有其悠久的历史背景和深远的文化背景，另一方面是宋元时期政府颁布的禁赌措施不能有始有终，而皇帝带头违反甚至纵赌，以及士大夫的嗜赌，文人墨客的吟唱，均大大推动了当时的赌风。加上宋元时期特有的历史环境，以至这种病态文化得以迅猛发展。由此给我们留下许多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
注释：
[1] 《苏东坡全集》下,《奏议十四·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中国书店 1994年版第573页。
[2] 《全宋词》第一册，晏殊《山亭柳·赠歌者》。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6页。
[3] （明）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第八册，卷101《打马图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45页 《宋元时期的赌博管窥(第5页)》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64574.html
和隋唐一样，当时大批文人对赌博活动均持颂扬的观点来吟诗作赋,此例不胜枚举。仅就彩选赌一项，流传下来的就有王逢源的《彩选》、孔平仲的《选官图八口韵》、赵必璩的《沁园春·归田作》等诗词。为之作图谱的更有刘蒙叟等《彩选格》、杨亿的《文班彩选格》、赵明远的《皇宋进士彩选》、尹洙和张访的《宋朝文武彩选》、宋宝国的《元丰彩选》、王慎修等《宣和彩选》及刘邠的《汉宫仪》。
有关赌博的专著，在宋元时期更是频出，且多出于名家之手。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李清照的《打马图》。其次为司马光的《七国象戏》，《资治通鉴》的作者之一司马光的得力助手刘攽的《汉宫仪》、洪遵的《谱双》、杨无咎的《响屟谱》、贾似道的《促织经》、杨维桢的《除红谱》和元无名氏的《丸经》等。他（她）们煞费苦心地在对古人流传下来的博戏进行深入研究后，纷纷推陈出新，创造出新的博戏，并对这些赤裸裸的赌戏赋以文采，使其变得“雅味十足”。如《除红谱》中的彩名“满园春”、“碧牡丹”、“花心动”、“蝶恋花”、“凤归云”等等。另外，这些书中不仅详细介绍每种博戏的具体方法，而且还总结出许多理论和技巧。如李清照在《打马图序》中提出：“夫博者，无他，争先术耳。故专者能之。” [84] 她对于历史上赌博主要依赖于命运的习惯看法予以否定，认为才智和技巧更为重要。由于她自身嗜赌爱赌，此可谓“实践出真知”，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极大。至于元代《丸经》更是对不同阶层的参赌立了规章：“富不出微财，贫不出重货；富出微财则耻，贫出重货则竭。智者有方财不绝，愚者无方将恐竭。”并且作者试图对赌徒的心理作出分析，“不绝者必胜之基,(财不绝则心安，故胜。)将竭者必败之道。（财将尽心不安，愈怯愈输也。）” [85] 此语更可谓赌徒之经典。
这些诗词和专著及其相关理论的出现，无疑这对当时赌博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功效。
５、特殊的政治环境
宋元时期社会的急剧动荡，亦会使士风颓废，借赌来寻求刺激，消磨时光。如李清照就是在南渡的颠沛流离中开始创作他的赌博专著《打马图》的。“乍释轴楫，而见轩窗，意颇释然。更长烛明，奈此良夜何？于是乎博奕之事讲矣。” [86] 可见，李清照爱赌并作《打马图》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打发流亡途中的无聊日子。江山支离、异族入侵，社会动荡不安，朝廷却要粉饰太平。有识之士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只好用赌搏来麻痹自己。正如李清照所云： “谁能致敌千里，但愿将象过淮水” [87] 。把打马赌棋，看作是抗金。
又如，真宗朝寇准遭丁渭排挤被贬雷州，就沉湎于博饮。不久，丁渭亦遇贬，途经寇准住地。寇准的家丁欲报前仇，想趁机杀丁谓。为避免一场政治厮杀，寇准“乃杜门使纵博，毋得出，伺谓远行。乃罢。” [88] 似乎赌在这又增添了一种新的功能。
另外，由于宋“祖宗之法”重在防内患，故一些士大夫为避免皇帝的猜疑，违心地沉湎于赌博，以表自己胸无大志。如《宋史》载，郭崇在真定监军，陈思诲奏言：崇有异心, “太祖遣人觇之。还言崇方对宾属坐池潭小亭饮博，城中晏然。” [89] 郭崇由此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
另外，当时仍有人对赌博抱有迷信观点，用赌搏来占卜前程，亦是赌风不衰的原因之一。《宋史·王昭远传》载：王昭远形质魁伟，一日众祀里神，昭远适至，有以博骰授之，谓曰：“汝他日倘有节钺，试掷以卜之。” [90]
结语
总之，赌博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宋元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是政府严厉的禁赌措施，另一方面却是社会上日益昌盛的赌风。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赌博的产生有其悠久的历史背景和深远的文化背景，另一方面是宋元时期政府颁布的禁赌措施不能有始有终，而皇帝带头违反甚至纵赌，以及士大夫的嗜赌，文人墨客的吟唱，均大大推动了当时的赌风。加上宋元时期特有的历史环境，以至这种病态文化得以迅猛发展。由此给我们留下许多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
注释：
[1] 《苏东坡全集》下,《奏议十四·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中国书店 1994年版第573页。
[2] 《全宋词》第一册，晏殊《山亭柳·赠歌者》。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6页。
[3] （明）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第八册，卷101《打马图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45页 《宋元时期的赌博管窥(第5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