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谏制度的运作看宋代的人治

何不听台谏入言！’”皇帝自感理亏，不愿接见，“寻诏宰相召台谏”。宰相吕夷简憎恨郭后，全力怂恿和支持皇帝废郭后，却在台谏官的责问下无言以对。最后皇帝和宰相只能采取霸道的办法，将孔道辅、范仲淹等黜责，“遣使押道辅及?仲淹亟出城，仍诏谏官、御史自今?须密具章疏，毋得相率请对，骇动中外”。④後一谏诤废后的事件，其影响远较前一反对荫补之滥的事件为大。

①《宋朝诸臣奏议》卷５１刘随《上仁宗论当今所切在於纳谏》。

②《宋会要》职官３之５６。

③《长编》卷１１０天圣九年十一月丁酉，《宋史》卷２９７《刘随传》，《曹修古传》，

《郭劝传》，《段少连传》，卷３００《杨偕传》。

④《长编》卷１１３明道二年十二月乙卯，《宋史》卷２４２《仁宗郭皇后传》，卷３１１《吕夷简传》。

４

谏诤废后事件就宋代政治史而言，算不得什么大事，而就古代监察制度史而论，却是大事，表明了台谏权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敢于旗帜鲜明地和皇权、相权作某种程度的对抗。正如南宋吕祖谦所说，“自孔道辅、?仲淹敢于抗（吕）夷简”，“台谏之权敢与宰相为抗矣”。“自庆?以来，台谏之职始振，自治平以来，台谏之权始盛”。①

从另一角度看，古代的儒家学说向来是崇尚名节的，名节是作为一种匡世济时的重要手段。但是，专制政治的本质，却又决然筛选和宠爱随风转舵之人，曲学阿世之士。两者是互相矛盾的，在某种意义上却也是相反相成的。由于儒家学说的强烈影响，以致君主们一般不会公开标榜自己就是喜欢没有名节之士。在这场抗争中，台谏官们，特别是?仲淹，事实上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胜利者，君相贬责他们，反而成全被贬责者的清誉。在不存在“文死谏”的条件下，特别是?仲淹本人，成了一面不计升沉祸福，只论是非曲直的大旗。《朱子语类》卷１２９说，“至?文正方厉廉耻，振作士气”，“至?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对天水一朝士大夫名节观的发展和振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有两句很有名的格言，一是人们熟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二是“作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②政治上不怕受罪，而个人操守，则务求清白，这正是合於古代儒家理想的台谏官的楷模。孔道辅的影响虽然远不如范仲淹，但身任御史中丞，距离升迁执政的高官不过是咫尺之近，而他宁愿牺牲前程，也足可称道。

另一个在倡导名节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的人，就是欧阳修，他不论在政治上和学问上，可以说是全才，是一代宗师。他所著的《五代史记》，如卷３２《死节传》，卷３３《死事传》，卷３４《一行传》等，批判了五代时“以苟生不去为当然”，“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此书卷５４又批判了冯道，“天下大乱，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悬，道方自号懗だ掷蠏，著书数百言，陈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事九君，未尝谏诤”，将这个曾“取称於世”的人置於儒家的天平上衡量。欧阳修在庆?三年（公元１１４３）出任知谏院後，③正如前引吕祖谦之说，“台谏之职始振”。

宋人名节观念的强调与台谏官的振职，大致上可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继?仲淹和欧阳修之后，如包拯等有骨气的台谏官辈出，无疑是书写了古代监察制度史上的辉煌篇章。宋仁宗懦弱无能，遇大事无主意，其实也是台谏官得以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人们早已指出，当时许多宰执是由台谏官论罢的。宋英宗时，台谏官围绕着濮议，与皇帝、宰执相抗，由於以前已发表研究成果，此处从略。

二、宋神宗时：宋神宗任用王安石，推行变法，变法涉及复杂的情况，此处且不论其是非功过，但不少台谏官明知皇帝的意向，却敢於公开表明自己的反对意见，这正是继承

①《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９《台谏》，卷１３《台谏》。此书说：“自仁宗即位，刘中丞（筠）令台属各举纠弹之职，而後台臣之职始振。”与正文所引之说自相　牾。按此?制度上的规定，本文主要还是从台谏制的运作考虑，可参见《宋史》卷３０５《刘筠传》。

②《晁氏客语》。

③《长编》卷１４０庆?三年三月癸巳。

５

了?仲淹和欧阳修的遗风馀烈。司马光为御史中丞吕诲写墓?铭说：“前後三逐，皆以迕犯大臣，所与敌者，莫非秉大权，天子所信向，气势轧天下，献可（吕诲字）视之若无睹，正色直辞，指数其非，不去不已，旁侧为之股栗，而献可处之自如。平居容貌语言，恂恂和易，使之不得位於朝，人不过以谨厚长者名之而已矣。及遇事，苟义所当为，疾趋径前，如救焚溺，所不当为，畏避远去，如顾陷阱，惟恐坠焉。”当时的宋朝确实需要整顿和振兴，而吕诲弹劾王安石说：“天下本无事，但庸人扰之。”①可知其政见是保守的。但吕诲不计较官位的得失，不做苟合取容的事，敢於直率地表述政见，还是足可称道，体现了儒家倡导的名节。

从宋神宗时开始，台谏官作为风宪之地，愈来愈深地卷入了新旧党争。宋神宗的用人方针与王安石不同，王安石主张“一道德”，认为“学?不一，异论纷然”，②“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即治道何由成”。“朝廷任事之臣，非同心同德，协于克一，即天下事无可为者”。③但宋神宗其实还是按宋朝的祖宗家法，适当地参用反变法派，以求“异论相搅”。不论是按宋朝的历史条件，还是按今天的民主政治标准看来，“一道德”就是一言堂，就是专制独裁，完全不足取。一方面，政令，特别是军令应当统一，另一方面，人们的思想和议论完全应当“异论相搅”。真理愈辩愈明，何须害怕异论。?管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主张打了若干的折扣，但由於反对变法的台谏官屡经贬逐或外任，台谏官的议论也就趋于清一色，甚至成为党同伐异的工具。

著名的苏轼“乌台诗案”，就是突出的一例。④乌台是御史台的别名。最初是监察御史?行何正臣揭发苏轼，御史中丞李定和御史舒　又继踵上奏，他们摭拾了苏轼若干诗文，说他“腾沮毁之论”，“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云云，“言伪而辨”，“行伪而坚”，将他比喻为孔子当年所斩的少正卯，宋神宗“诏知谏院张　、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闻”。按照宋制，就成了一起“承诏置推”的“诏狱”，而主持审讯的正是台谏官。“御史台既以轼具狱，上法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而李定、舒　等又上奏，“乞不以赦论”。“轼既下狱，众危之，莫敢正言者”。但王安石的弟弟、直舍人院王安礼却对宋神宗进言：“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谪人，按轼文士，本以才自奋，谓爵位可立取，顾碌碌如此，其中不能无觖望。今一旦致於法，恐後世谓不能容才。?陛下无庸竟其狱。”

①《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７６《右谏议大夫吕府君墓?铭》。吕诲弹劾之语，是司马光的概括，其原文见《宋朝诸臣奏议》卷１０９，没有如此露骨。

②《宋史》卷１５５《选举志》。

③《长编》卷２１３熙宁三年七月壬辰。

④关於乌台诗案，散文家牧惠《也来拍拍打打·想起了乌台诗案》一文，有比历史研究者更为精辟和透彻的论述。

６

宋神宗说：“朕固不深谴，特欲申言者路耳，行为卿贳之。”但他又告诫王安礼“勿漏言”。由此可见，按古代的“天必殛之”的迷信习俗，宋神宗还是不敢不遵守宋太祖的秘密誓约，只是要通过台谏官对苏轼薄示惩戒而已。尽管如此，苏轼出狱後，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这些都是宋时犯罪官员的待遇。受这次冤狱牵连而贬责的官员有王诜、苏辙和王巩，另有张方平、司马光等二十二人“罚铜”。①後来宋神宗死，苏轼重新进用，高太后对他说：“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懫娌牛?娌牛?但未及进用卿耳。”於是苏轼“不觉哭失声”。②一方面薄示惩戒，另一方面又打算日后进用，这当然也是帝王恩威兼施的南面之?。

古代帝王专制，尤其忌讳臣僚分朋植党。但按照儒家的理念，台谏官理应是充当政治反对派的角色。乌台诗案中的台谏官恰好反其道而行之，充当了讨伐异论的角色，作为这次冤案总导演的宋神宗，又是充分利用了台谏官作为天子耳目的职能，自称是“申言者路”。与前引?仲淹的事例相比，足以证明在古代人治的条件下，台谏制度只能是一柄双刃剑。

三、宋哲宗元?时：年幼的宋哲宗即位之初，祖母高太后主持所谓元?更化，起用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派。反变法派官员进入和控制了台谏部门，利用弹劾的手段，开始了宋朝第一次大规模的贬窜士大夫的运动，变法派深受打击。但从另一方面看，元?时的台谏官们往往还是按照儒家的理念行事，尽管大的政见相似，却也并不只是简单地充当高太后和宰执的应声虫，宰执们往往受到台谏官的攻击。不论是台谏官之间，还是台谏与宰执等政争，其实也无法按史料中流传的所谓洛、蜀、朔三党党争，加以归纳和概括。③

反变法派迫害变法派最突出的一例，就是前任宰相蔡确的车盖亭诗案。蔡确被贬後，“尝?车盖亭，赋诗十章，知汉阳军吴处厚上之，以为皆涉讥讪，其用郝处俊上元间谏高宗欲传位天后事，以斥东朝，语尤切害”。④吴处厚是一小人，挟私怨而上告，其实全是捕风捉影之事，与元丰时的乌台诗案相比，苏轼的诗文倒还是被抓住若干真凭实据。虽然高太后为之盛怒，但不论是宰执，或是台谏，却围绕着这件诗案，分成两派。当年吃文字狱官司的苏轼上密奏说：“朝廷若薄确之罪，则於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於太皇太后仁政为小

《从台谏制度的运作看宋代的人治(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