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清家训的发展及其教化实践

录整理的母训《温氏母训》、李氏与丈夫袁参坡（由其子记录整理）的《庭帏杂录》、诗人徐媛和黄氏的训子诗词等。除了女子撰写的家训外，还有专门写给女子的家训，如清代陆圻专门作为嫁妆送给女儿的《新妇谱》和后来陈确、查琪两人补作的《新妇谱补》、《补新妇谱》等。
　　（四）限制子弟不良行为的戒律增多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导致了人们交往的扩大，斗殴、赌博、酗酒、狎妓之风较之以前更为盛行。这在描写世俗社会生活的《金瓶梅》以及大量的明清艳情小说、方志等书中都有反映或记载。如有着悠久历史的狎妓陋习，明清时随着城市发展与贫富对立的加剧，娼妓大量增加，遍及酒肆茶楼、饭馆旅店乃至水运码头，以至于有人说是“娼妓多于良家”[18]（《王政附言疏》），不只是大中城市，即便小的集镇也是“倡（娼）优塞巷”[19]（《二十四桥风月》）。
　　鉴于这种世风，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戒书”，如明代＠③宏的《戒杀文》、曹鼐的《防淫篇》、孙念劬的《戒嗜酒文》，清代尤侗的《戒赌文》、姚廷杰的《戒淫录》等。这些读物力图净化世风，引导人们力戒恶习，避恶向善。与此相应，许多家长也都以家训、家规、家法的形式对子弟进行严格的管束。康熙皇帝《庭训格言》认为赌博与偷盗无异，应该严禁。高攀龙家训中说：“于毋作非为内，尤要痛戒嫖、赌、告状，此三者不读书人尤易犯，破家丧身尤速也。”[15]（卷1292《高子遗书》）庞尚鹏的《庞氏家训》中的“严约束”有十六则之多，大抵是说不许沾染博奕、斗殴、好打官司等不良习惯，不许从事私贩盐铁等违法行为。他怕子弟学坏，为防患于未然，甚至强行规定子孙不许到城市定居。
　　（五）强化宗子教育
　　宗子是宗族的正宗继承人。宋明以来，随着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宗法观念的强化，家长对宗子的教育也愈加重视。例如许相卿指出，家庭的治理依赖于家长的品德和行为的公正，宗子作为家长的继承人应“有君道”，“家声自重，强学历行，动必由礼，抗颜守则，以倡宗人。”[16]（第974册《许云ｃūｎ＠②贻谋》）对宗子的教育和修养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
　　（六）“家庭民主生活会”制度的创设
　　明代以来，家训教化中出现了一种新颖的家族聚谈制度，这种制度非常类似于今天的“民主生活会”（姑且以此称之），不少家训都有类似的规定。最早创设这种制度的庞尚鹏在其《庞氏家训》中对这种“家庭民主生活会”的举行时间、内容等作了具体的规定，提出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的明确宗旨。姚舜牧的《药言》也规定了利用家庭聚会的形式进行维护“家声”教育的具体做法。
　　（七）择业观念的变化与商贾家训的繁荣
　　从整体上看，与宋代倡导仕途经济不同，明清时期的家训对子弟的择业指导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一是不再单纯地要求子弟习举业，走仕途，而是实事求是，要求天性或资质不适合读书求仕的子弟早择一正当职业，自食其力；凡能够自立的职业都可以选择，农桑、商贾乃至于书画医卜均可。二是提倡学习经世济用之学，这在清代家训中尤为突出。康熙皇帝曾号召皇室子孙掌握一些技艺，认为“凡学一艺，必于自身有益”[20](P64)。他还要子孙学习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洋务派更是主张子弟学习科学知识和西方先进的文化技术，甚至将子弟送到国外学习深造。
　　商贾家训的繁荣，也是明清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从业观念转变的必然产物。中国自古以来有重农轻商、重农抑商的传统，然而到了明代，随着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工商业城镇逐渐兴起，商人数量大大增加。明中叶时，各行业各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相应地，在意识形态方面以前那种贱商贾、薄工技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家常业，不出农商”[16]（第976册《庞氏家训》），成了当时人们包括仕宦的共识。这就为商贾家训的兴起和繁荣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八）宗规族训和家法惩戒的加强
　　随着明清专制统治的加强和对程朱理学的推崇，道德法律化的特点更为突出。这不仅体现在封建统治者借助法律推行道德，而且体现在道德的家族化、宗法化。朱元璋时曾大力提倡族权对人们的统治，到明中叶，乡约组织、保甲连坐制度的实行更强化了家长和宗族的权力。这在家训发展上的表现就是家规、家法、宗规、族训的增多，以及对违反家规的惩罚性措施较之以前更为严厉，规定更为具体。家规、家法侧重于对家人子弟言行的规戒，着重于“规矩”、“约束”和“惩戒”。例如明代的《蒋氏家训》、清代石成金的《天基遗言》、刘德新的《馀庆堂十二戒》，以及太平《李氏家法》、麻城《鲍氏户规》和绍兴山阴《吴氏家法》等就是一些较有代表性的家法族规。这些家法族规规定，对违反家训族训、犯有过错的家族成员，轻者鞭打杖责，重者开除族籍、交官府治罪。需要指出的是，惩罚通常是在宗族祠堂中当众进行的，“子孙故违家训，会众拘至祠堂，告于祖宗，重加责治”[16]（第976册《庞氏家训》），这就更增加了家法、族规的威摄性。

　　（九）重视个人风操、民族气节的教育
　　这是明清时期家训教化的一个鲜明特点。明朝中叶以后，政治腐败，宦官、奸臣当道，一些刚正不阿的正义官吏，敢于同邪恶势力作不屈斗争，不惜慷慨赴义，如杨继盛、高攀龙等。与其高风亮节相对应，他们的家训也特别注意对子弟家人进行高尚节操的教育和熏陶，将节操与女子的“贞节”相提并论，强调做人就要讲究操守，满清王朝的建立，引起一些崇尚气节的思想家的义愤，他们一生念念不忘复国，反清失败后则隐居不仕，著书立说，启发民众思想。傅山、朱之瑜、顾炎武、王夫之等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思想家的家训，都贯穿着对子弟家人的民族气节和不忘故国的教育。可以说，崇尚民族气节是明清之际家训教化的一个鲜明特色。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抵御外侮、振兴中华、推翻满清封建王朝成为社会的主旋律。因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思想在许多志士仁人的家训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十）养生之道的训示增多和性教育的出现
　　注重养生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不少家训作者在有关治家教子的训示中，也涉及养生之道的教诲。明清以来，家训中有关养生理论的教育和养生方法的传授显著增多，这些论述中，既有“养身”之说也有“养心”之说，内容极为丰富。如姚舜牧家训中的夏至、冬至前后杜绝房事的养生法，孙奇逢家训中的息心养生法，汪辉祖家训中的疾病速治养生法，张英家训中的读书养心、眠食养生法等等。康熙的《庭训格言》以及纪昀、曾国藩、彭玉麟、吴汝纶、李鸿章、郑观应等人的家书中也都介绍了大量的养生、健身方法。
　　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家训出现了性教育的内容。中国古代历来对男女之事讳莫如深，反对对子弟谈及两性问题，如班固《白虎通德论·辟雍》在谈到父亲为何不能教育子女时说：“父所以不自教子何？为恐渎也。又授之道，当极说阴阳夫妇变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明清时期一些开明家长却一反这种传统禁忌，在家训中对子弟进行性知识的启蒙教育。除前面提到的姚舜牧之外，还有的家长甚至对子弟进行性技术的指导和性心理的调适[21](P359-361)。不仅普通百姓家训出现了性教育启蒙的内容，而且清代皇室子弟到达婚育年龄之后，也要接受专门的性知识的传授。与以前家训相比，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明清家训中不信天命鬼神、反对封建迷信的内容日渐增多。姚舜牧的《药言》、石成金的《天基遗言》、许汝霖的《德星堂家订》及曾国藩等人的家训中，这方面的内容尤为突出。
　　　　三、清后期传统家训衰落的原因
　　上文提到，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封建社会便走上了日益衰落的穷途末路。除了洋务派为中国传统家训教化带来一股“新风”之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和启蒙学者在批判封建纲常礼教、提倡西学的过程中，将西方的教育思想、家庭观念运用于对子弟家人的教育指导上，也给传统家训以局部的开新。然而，从总体上看，长达三千年之久的家训历史已由清前期的鼎盛逐渐呈现出衰落的趋势；而辛亥革命的爆发，则标志着中国传统家训已近尾声。导致这一发展趋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伴随着封建制度的日薄西山，封建官僚制度的败落，封建大家庭制度逐渐解体，代之而起的小家庭则逐渐增多，这就使得传统家训的规范和约束作用明显削弱。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封建统治者制订的法律中看得很清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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