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清家训的发展及其教化实践

　【内容提要】在中国传统家训发展史上，明清两代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主要表现为：封建社会转衰而家训发展呈现空前繁荣，并在清代前期达到鼎盛；清代后期，虽然传统家训走衰落，但其中又交织着局部的开新、变革。明清家训在其内容和教化方式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主要表现在贞节观念的强化、社会风俗教化内容增多、女子家训大量增加、强化宗子教育、商贾家训繁荣，重视个人风操和民族气节教育、宗规族训和家法惩戒的加强、性教育的出现等方面。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自宋代以来继续转衰的时期，但在中国传统家训教化发展史上，却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并在清代前期达到鼎盛，之后才逐步走向衰落。研究这一时期家训的发展及其变革，对于了解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家庭教育，并借鉴其中的经验教训为今天的家庭教育和道德建设服务，都是很有意义的。
　　　　一、明清时期家训发展的历程
　　明清时期，家训的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一）明初至清代前期：鼎盛时期
　　明清时期的家训数量无法确切知道，但有些材料可以参照。有人统计，《中国丛书综录》所列“家训”一类著作，公开印行的有117种，明清两代占89部，其中明代28部，清代61部[1](P70)，清代的大多集中于鸦片战争之前。而且，我国典籍中流传至今的家训，也以明清两代数量最多。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族谱的发展中得到佐证，因为族谱中大都附有本家族先人的族规族训、家法家诫之类的家训。据资料记载，直到宋代末年，族谱的编修尚不普遍，当时的学者欧阳守道说，现今“世家”，也少有族谱，虽是“大家”，但也“往往失其传”[2]（《黄师董族谱序》）。而宋以后族谱的编修才日益普遍，尤其是明清直到民国，无论是大家贵族，还是平民百姓，族谱的修撰一直盛行不衰。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明代和清代（前期）是中国家训发展的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的家训不仅体现在著作数量的增多，也体现在家训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领域更为扩大。内容上既有一般的家训，也有专门训诫商贾的家训；作者既有帝王显宦、学究宿儒，也有普通百姓；形式上既有长篇鸿作，也有箴言、歌诀、训词、铭文、碑刻；方式上既有循循善诱的说理激励，也有家规族法的惩罚条文。
　　明代及清朝前期家训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统治阶级加强思想文化专制统治的需要。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明清的统治者崇尚儒学，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并通过科举制度招揽人才、箝制思想，加强思想文化上的专制。明王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就将尊崇儒学定为基本国策，“以太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下诏招纳尊孔读经的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治理[3]（《太祖本纪二》），规定科举考试以《四书》出题，且只能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正如陈鼎在《东林列传》中所说：我太祖高皇帝“一宗朱子之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成祖文皇帝，益光而大之”[4]（卷二）。清代统治者对程朱之学更是推崇有加。清顺治和康熙皇帝都曾颁布诏书，封朱熹后裔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康熙五十一年(1712)，特下圣旨将朱熹配享孔子。康熙还命人编辑《朱子全书》并亲自作序，称朱熹是“续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虽圣人复起，必不能逾此。”
　　明清统治者之所以如此抬高程朱理学，主要是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和对封建纲常礼教的极力倡导，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强大精神支柱，因而深得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的常识。封建统治者加强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的专制统治的需要，相应地要求作为“国”之缩影的“家”的统治者——封建家长也要加强对子弟家人的管束和教化，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家训的发展。
　　其次，朝廷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明朝直至清代前期家训的空前繁荣，与封建皇帝的积极倡导和身体力行有很大的关系。基于“为治之要，教化为先”[5]的治国理念，朱元璋极为重视社会风俗教化。他说：“孝弟之行，虽曰天性，岂不赖有教化哉。自圣贤之道明，谊辟英君莫不汲汲以厚人伦、敦行义为正风俗之首务。旌劝之典，贲于闾阎，下逮委巷。”[3]（《孝义传一》）《明史》的编撰者评价朱元璋“礼致耆儒，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家恩胜国，澄清吏治，修人纪，崇风教”[3]（《太祖本记三》），这种评价应该不谬。朱元璋不仅树立家训教化成功的典型（下将论及），在全社会加以表彰，而且还亲自编撰家训训诫皇室子弟。他即位的第二年，就将其制订的制度、律令编为《祖训录》，供皇家子弟在国家治理中遵循。他还于洪武十一年(1378)撰写了一篇《诫诸子书》，教训皇室子孙。明成祖朱棣在为政之余，采辑圣贤格言，编为《圣学心法》，供皇子皇孙学习效法。
　　明仁孝文皇后亲自撰写的《内训》，是封建帝后撰写的最为全面的一部家训，在中国传统家训教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皇后的大力倡导，也是明代女教发达、女训读物特别丰富的重要原因。
　　清顺治皇帝也很注意官吏和民间的家庭教化。他甚至对那些优秀官吏的父母予以奖掖，以表彰他们教子有方。如顺治八年(1651)八月二十一日颁布圣旨（原件现藏徐州炎黄圣旨博物馆）给时任户部浙江清吏司主事王ｙīｎｇ＠①的父母，表扬他们“善积于身，详开厥后，教子著义方之训，传家裕堂构之遗”，并给以赐官等形式的奖励。康熙皇帝一生有皇子、公主50多人，作为一个在国家治理上很有建树的君主，他在公务繁忙之余没有放松对皇室子弟的教育。从他死后由其子雍正皇帝辑录整理而成的《庭训格言》这部皇室家训来看，康熙皇帝对皇家子弟的确是“随时示训，遇事立言”，时刻注意进行教育。
　　第三，官僚士大夫的积极传布。除了封建皇帝的倡导之外，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官僚士大夫的积极宣传也是明清家训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传播家训著作的官僚士大夫中，较为有影响的当数明代的儒士王相和清代的官吏陈宏谋、张师载。王相编辑的《女四书》，成为流传甚广的女教尤其是家庭女教读本。陈宏谋曾任陕西、湖南、江苏巡抚，两广、湖广总督，官至东阁大学士。在地方做官期间，他不仅关注百姓生活，而且重视社会教化，其中突出的是编辑刊印社会教化著作。陈宏谋编印的社会教化读物中，影响最大的是《五种遗规》。其中的《养正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都辑录有不少家训著作，流传甚广。他还将朱柏庐的《朱子治家格言》（又称《朱子家训》大量印行，广为传布。他曾谈及做这种事情的目的：教化之事，“不知者以为迂，而知者以此为根本功夫。我之本意，总望化得一人是一人耳”[6]（《寄四侄钟杰书》）。
　　清雍正年间做过扬州知府等职的张师载认为，家庭教育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基础。他将汉唐以来著名的“型家正俗之篇”编辑成册，题名《课子随笔》。这部书分上下两卷，续编一卷，共收有84篇家训、家规、信札。张师载在《课子随笔·序》中强调：“风俗之厚薄，不惟其巨，其端恒起于一身一家。”该书于乾隆年间出版后又多次刊印，在民间广为流传，影响甚大。除此之外，官僚士大夫编纂的影响较大的读物还有清代张承燮的《女儿书辑》等书，其中也包含不少家训篇目。

这些官僚士大夫们的编辑、刊行，使得家训著作在民间广为传布，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家训的发展。
　　第四，经朝廷表彰的郑氏家族及其家训的影响，也是明清家训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浙江浦江的郑氏家族，是一个一再受到封建统治者赏识的封建大家族，在宋、元、明史中均被列入孝义传或孝友传，然而极力对其进行培植、表彰，并将其树为社会楷模的帝王是明太祖朱元璋。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就亲自接见郑氏八世孙郑濂，问其治家长久之道，并欲赐官给郑濂。当朱元璋看到郑家的家训《郑氏规范》后，深有感慨地说：“人家有法守之，尚能长久，况国乎！”[7]（P230，《浙江浦江郑氏家族考述》）此后，朱元璋对郑家屡屡表彰：洪武十八年(1385)，称赞郑氏家族为“江南第一家”；洪武二十三年(1390)，亲笔题写“孝义家”三字赐之[7]（P212，《浦江“江南第一家”的人品意识》）；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聘请郑氏家族的郑济为皇家的家庭教师，专门为太孙讲授“家庭孝义雍睦之道”[7]（P230，《浙江浦江郑氏家族考述》）。
　　经明朝统治者树立的这个典型，对明代家训的空前繁荣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这种影响之深远，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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