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善与恶

灾人祸有时不请自来，这是秩序系统中的残缺，因此要有社会救济，老子因此说：“是以圣人常善救人，而无弃人。常善救物，而无弃物。”一个“救”字，说明了政治权力属于回应，是保守应对，不是敢为天下先的。争权夺利，也是暴乱的源头之一，源于人性中的争夺，要有国家安全，要有司法，所以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杀惧之？若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伤其手矣。”把百姓逼到不怕死的时候，杀戮已吓不倒百姓。如果政治清明，百姓爱惜生命，这时有人搞动乱，我就杀掉，谁敢？杀人，只能由司法部门定罪量刑来决定，君王的权力不能代替司法部门的权力。
     
    儒家认为政治权力是善的源头，所以强调政治家要敢为天下先，领导人民向前进。道家认为政治权力是恶的源头，所以强调不敢为天下先，政治权力只能跟着百姓走，抱残守缺，不让政治权力侵扰社会。
     
    如果道家政治价值观支配了社会价值，那么即便是专制皇权，也会走清静守法之路，不轻易侵犯个人非政治的自由和财产。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乾之治，即是如此。没有道家政治价值观为共识的宪政民主，也可能会侵犯个人自由和财产。在这个意义上，道家民主制要求压缩和隔离政治权力，不会给总统和议会多大的政治权力，而儒家民主制则会膨胀和放大政治权力，赋予总统和议会很大的政治权力。就我个人的价值而言，我认为迷信政治权力，就是迷信必然的恶，一定是灾难。无论是君主制还是民主制，只要走上政治权力迷信之路，都十分危险。 
     
    法家政治价值观——政治是利——以权力决定权利 
     
    法家从来不认为政治权力是神圣的，也不认为政治权力就是恶。法家认为，政治权力不过是实现权势和利益的手段。历史上，由于法家的政治价值中性，法家可与道家结合，也可与法家结合。法家与儒家结合的社会，表现在荀子和董仲舒的理论中，这是政治权力把笔杆子和枪杆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社会，是政治权力覆盖面最大，政治干预最为深入的社会。儒家的意识形态控制和细至入微的礼仪控制，加上法家的严刑峻法，残酷屠杀，百姓动辙得咎，无所措手足。中国古代将这种状态描述为“礼主刑辅”。法家与儒家结合，政治权力管制的重点，就是社会。因为相应政治即善，所以管得过宽。又因为管得过宽，所以遇到的麻烦就多，于是法家的严刑峻法就跟上，直到逼得民变四起。“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不治，以其上之有以为，是以不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中国古代留下来的法典，基本是王朝中后期修订完成，无不以“礼法”结合为原则。一切权利归权力。
     
    法家与道家的结合，表现在战国《管子》、《黄老帛书》、《慎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道家黄老著作中，这是一个基本放弃笔杆子，而将枪杆子集中在国防、国安、司法、救济领域的社会。将权力集中于政权要害部位，其余权利释放到社会中去。号称无为而治，其实是收缩战线，睁着眼晴，严酷镇压一切可能侵害政权的行为。这是一种不追求思想和日常生活控制的冷酷、自律、要点清晰、严格依法治国的治国状态。皇帝深居简出，高深莫测，治吏不治民，全然依靠军队、克格勃、中央情报局、法官治国，全国官吏战战兢兢，稍不留神就被处死。这种治国情况，历史上称之为“道法”，住往只会出现在历史王朝的开国之初。
     
    三、伟大政治家视政治权力为恶狗 
     
    伟大的政治家应当有什么样的标准？从上述分析来看，儒家、道家和法家设定的标准并不一致。儒家心中的伟大政治家，是道德的榜样，人民的救星。法家心中的伟大政治家，是依法治人的榜样，战无不胜的统治者。道家心中的伟大政治家，是依法治官的榜样，是能够控制政治之恶，给民间自主的政治家。
     
    从中国市场经济、工商业发展这样的历史背景来看，中国的现代政治转型，需要以政治权力为恶的价值共识，需要以制约政治权力为核心的制度构架，价值与制度，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来看，可以充分利用的，正是道家的政治权力价值观，辅之以法家的法律制度化手段。简略而言，“道本法用”。
     
    在道家的政治权力价值观中，政治权力是一只恶狗，可用于看家护院。但这只恶狗要用铁链子栓在院子里，不能随便放出来，不然就咬伤百姓。道家心中的伟大政治家，是手牵权力恶狗的政治家，将恶狗用于看家护院，却不放狗乱咬人。这个院子的范围，就是老子所说的国防、国安、司法和社会救济。但是，栓恶狗的铁链子是什么？道家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从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杀惧之”和“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这样的句子来看，大概指的是民众的造反和叛乱。这样的制约手段，成本高，牺牲大，这不是栓恶狗，而是将恶狗打死。总的来说，道家的政治权力价值观取向是正确的，但缺少良好的制度构架。
   &n

《政治的善与恶(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