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调研报告

临十分微妙的局面。     （1）村，乡、镇财政基本上破产。我们的调查组走过的乡村，几乎无一例外是这个情况。村负债基本在几十万元，乡、镇负债则在几百万元(李川：1998年的统计，南平乡一级平均负债399万，村级平均负债39万)。南平市624个下派村村集体负债在2亿元左右，相当于这些村三年的村集体收入。这些债务主要是欠农村信用社的，也有欠干部、农民或其他人的。     要解决村，乡、镇财政的困境，靠从农民手上收取更多的费用是不现实的，只能从村集体经济汲取，而村集体经济正面临著最后一次瓜分。这次最后的瓜分可以带来较大的一次性收入（反映在南平市624个下派村集体资产情况调查表上的数字是2001年这624个村的村集体收入比正常年景的6500万元左右突然多了1500万元左右），但此后怎么办？几乎是无法可想。     村集体经济必须分户经营。因为村集体经济控制在少数素质不高的村干部手中，造成经营无方、贪污腐败横行，成为党群、干群矛盾的焦点，是农民集体上访的主要原因。农民们希望尽快把村集体资产分户经营或拍卖后分钱。村集体经济的分户经营势在必行，但分掉之后，又产生了一系列的新问题。     首先，村提留和乡统筹实际上很难直接从农民手中收取，过去主要是依靠村集体经济垫付，或者靠粮站扣缴。现在村集体经济没有了，粮食购销办法也改变了，村提留和乡统筹就没有办法收取了。当我们的调查组问到这个问题将来怎么办时，基层干部们都说：没什么办法，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税费改革，即我们不再承担收取村提留和乡统筹的任务，改由穿制服的国家税务部门人员收税，然后返还给我们一部分，作为村，乡、镇财政的开支。这是基层干部的希望，但从国家的角度看，村，乡、镇基层政权收取这些费用尚且如此困难，由国家来直接面对千千万万的农户收税，恐怕成本会更高。     其次，农村基层干部的权威进一步降低，农村公益事业的开支现在必须以民主的方式，征得大多数农民的同意才有可能进行。     再次，村，乡、镇负债的偿还恐怕更无著落。这就又引出了一个农村信用社的问题：农村信用社吸收的存款来自于农户，如果农户要求提款，信用社如何偿还？这会不会成为新的群体性事件的缘由？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调查组所调查的福建省南平市，应该是全国农村中情况较好的。该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人口压力不大，有大量的集体山林可以用来搞“集体林改革”，即分户经营，使村财政得到最后的一次性较大收入。其他自然资源禀赋较差的地区恐怕连这个条件都没有。     （2）大量农民抛弃土地流入城市，土地迅速向大户手中集中。在目前中国农村，一般农户的小规模土地经营几乎无利可图。所以，农民们将土地流转出去，青壮年、有一点文化的人都流向城市谋生，农村只留下“389961部队”（即妇女、老人和儿童）。土地的大规模流转的必然结果是土地向大户手中迅速集中。在我们的调查组走访的一些村庄，村中几家大户经营的土地规模一般是每户几百亩。     有些农村问题的专家反对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认为土地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而且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但我们认为，如果农户的小规模土地经营无利可图，那么，土地也起不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作用；另一方面，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想依靠行政命令乃至法律手段来制止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是不现实的，农民们也不认为不让土地使用权流转是在帮助他们、保障他们，而认为这是在限制他们、妨碍他们；况且，土地的大规模经营确实带来了更高的效率。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所谓“先富带后富”仅仅一种理想而已：市场经济的逻辑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先富只有在带后富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才会带后富，这个前提却并不是总能够成立的，如果先富带后富对自己不利，先富当然就不会去带什么后富。在这里，任何道德说教，树榜样之类都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一般农民抛弃土地，土地向大户手中集中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农村人口，特别是有活力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这本是现代化的一个必然趋势，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现代化，但这个趋势的另一个含义就是农村的矛盾，将来有可能并不是直接在农村——留在农村的人们本来就没有指望务农能给他们带来什么生活保障，而是在城市爆发出来，由流入城市的一、两亿农民爆发出来——如果他们在城市的生存发生困难，他们的家乡农村并没有能够保障他们生存的生计在等著他们；而农村则由于前面所说的政权管理机制的“断层”，起著非体制力量的蓄水池、庇护所的作用。     （3）党在处理与大户的关系时面临十分微妙的局面。我们的调查组在与市、县、乡镇、村的干部们谈话时，感到这些党的基层干部对于大户有一种微妙的矛盾态度。一方面，我们访谈的几乎所有干部，坦率地说，都认为党建工作的基本点就在于团结大户、依靠大户。一位县委组织部长总结的三句话非常鲜明：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人，把致富能人培养成党员，把致富党员培养成干部。其他人没有作如此鲜明的总结，但基本都是同一个意思。另一方面，有些党的干部，特别是比较上层的党的干部，又感到大户对于党的基层组织来说，是一种异己的力量，按他们的话说：“农村的政治力量的演变也是经济利益的演变。在农村肯定不是赤贫的人在起作用，而是有经济利益在支撑的一股力量，在左右著基层的群众。”也就是说，真正有较大能量的非党异己力量，并非是赤贫的人，而是有经济实力的大户，他们才有左右和组织基层群众的力量。     作为党的基层干部，现在在农村做工作，不得不依靠大户，

《关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调研报告(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