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侨商吴锦堂的捐资办学思想及实践
踵而至，侵略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而落后的中国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中连续战败，使得民族危机不断的加深。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定，标志着中国完全论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面对这种现实，国人由惊叹技艺不如人，进而认识学问研究不如人。8中国有识之士的救国之路也开始从“言技”到“言教”。十九世纪末，中国社会掀起了教育救国的社会思潮，这使得大批的商人也积极地参与到捐资兴学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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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锦堂长期旅居日本，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海外同胞在异国他乡处处受到歧视、排斥，而昏庸无能的满清政府连领土的完整和国家的尊严都无法保护，华侨就更如离娘的孤儿，深陷在被侮辱和被迫害的深渊之中。9因而，他更加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吴锦堂在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也从日本明治维新中领悟到了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道路。他认为“日本富强，全靠教育”。他把教育看成是国家生存、争富强的手段，把它放在与兴修水利同等的位置上来考虑。101905年，他在第一次水利建设会议上就说：“近世列国争强，要在世界上立足，教养二事很重要，国民失养，就无以为生，国民失教，就难以争存。”因此，吴锦堂积极的投入到兴办教育事业中去，希望以此来达到富国强国的目的。
2．当时的客观形势为吴锦堂兴学创造了条件。
十九世纪末，在日华商已经成为日本商界一支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当时，大阪华侨经营日本杂货贸易已占一席之地，且由于大阪华侨贸易商都集中居住在川口一带，所以又有“川口贸易”之称。11但是，此时的华人贸易主要以经营杂货贸易为主，规模小、资金少、技术薄弱，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濒临破产。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实际上被取消。因而，领事对当地华侨社会的监督管理权开始大幅度受到限制，华侨公产的维持和运营只得靠华侨自己的努力。12特别是1899年，日本高扬国家主义，中国在日本国内的全部居留地被撤废，许多华侨工商业停产歇业。此次变故，反映出原始华侨工商业的一个严重缺陷，不能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经营水平，人才缺乏。吴锦堂深深地感到“中国商贾，积习识陋”，缺乏商业人才。在这种情况下，吴锦堂等华商决定创办自己的学校。
清末教育体制的改革为吴锦堂在国内办学创造了有利条件。甲午中日战争后，教育问题受到空前重视，大力兴办新式学校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被提到议事日程。13政府开始放宽对办学的限制，开始鼓励近代商人投资于教育。1898年光绪发布上谕：各省绅民如能捐建学堂或广为劝募，准各省督抚按照筹捐数目酌量奏请给奖，其有独立措捐巨款者，朕必予以破格之赏。在清政府颁布的《学务纲要》等条例中明确规定，私立学校学生待遇等同于公立学校学生。政府的这些举措为吴锦堂独资兴办学校创立了条件。
3．启迪民智，造福桑梓的故乡情结促使他投身近代教育事业。
“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闻，且具有坚强之魄力。”14这是孙中山先生期望于宁波的语录。从中可见宁波商人在外的实力。宁波商人凭“三把刀子闯天下”，含辛茹苦，依靠宁波人的勤劳和灵活的经营手腕，创造了不凡的业绩，演绎了一部部白手创大业的致富神话。15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的延续，安土重迁思想根深蒂固，落叶归根观念深入人心，使得宁波商人有报效桑梓、造福故土的传统思想。因而，当他们公成名就时，不忘家乡的建设。
吴锦堂在日本发家致富后，也同样不忘家乡人民的苦难和家乡的落后。“人情重怀土，飞鸟思故乡”，他以拳拳赤子之心，热心于家乡的教育事业，“慨故里之学校不足，水利不治，毅然引为己任”。吴锦堂在锦堂学校的校规中，明确规定学校所设是为培养桑梓子弟。在其为学校做的《立校兴学》诗云：“吾乡风土闲难开，目击顽童忧自来。最是出钱求买卖，学章和泪向优裁。”此诗鲜明地体现了吴锦堂捐资兴学的目的所在。
4．吴锦堂的个人经历促使他热心教育事业。
吴锦堂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由于人口多（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田亩少（全家只有七、八亩田），生活困苦。所以吴锦堂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他虽然酷爱学习，但不得已在读了两年私塾后就回家从事农业生产。辍学后的他仍渴望学习，不时的跟当过熟师的叔父读书。吴锦堂除早年饱尝失学之苦，在以后的创业中也深切地感受到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这为他致富后致力于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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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锦堂热心教育还受到康梁的 《论侨商吴锦堂的捐资办学思想及实践(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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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锦堂长期旅居日本，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海外同胞在异国他乡处处受到歧视、排斥，而昏庸无能的满清政府连领土的完整和国家的尊严都无法保护，华侨就更如离娘的孤儿，深陷在被侮辱和被迫害的深渊之中。9因而，他更加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吴锦堂在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也从日本明治维新中领悟到了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道路。他认为“日本富强，全靠教育”。他把教育看成是国家生存、争富强的手段，把它放在与兴修水利同等的位置上来考虑。101905年，他在第一次水利建设会议上就说：“近世列国争强，要在世界上立足，教养二事很重要，国民失养，就无以为生，国民失教，就难以争存。”因此，吴锦堂积极的投入到兴办教育事业中去，希望以此来达到富国强国的目的。
2．当时的客观形势为吴锦堂兴学创造了条件。
十九世纪末，在日华商已经成为日本商界一支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当时，大阪华侨经营日本杂货贸易已占一席之地，且由于大阪华侨贸易商都集中居住在川口一带，所以又有“川口贸易”之称。11但是，此时的华人贸易主要以经营杂货贸易为主，规模小、资金少、技术薄弱，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濒临破产。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实际上被取消。因而，领事对当地华侨社会的监督管理权开始大幅度受到限制，华侨公产的维持和运营只得靠华侨自己的努力。12特别是1899年，日本高扬国家主义，中国在日本国内的全部居留地被撤废，许多华侨工商业停产歇业。此次变故，反映出原始华侨工商业的一个严重缺陷，不能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经营水平，人才缺乏。吴锦堂深深地感到“中国商贾，积习识陋”，缺乏商业人才。在这种情况下，吴锦堂等华商决定创办自己的学校。
清末教育体制的改革为吴锦堂在国内办学创造了有利条件。甲午中日战争后，教育问题受到空前重视，大力兴办新式学校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被提到议事日程。13政府开始放宽对办学的限制，开始鼓励近代商人投资于教育。1898年光绪发布上谕：各省绅民如能捐建学堂或广为劝募，准各省督抚按照筹捐数目酌量奏请给奖，其有独立措捐巨款者，朕必予以破格之赏。在清政府颁布的《学务纲要》等条例中明确规定，私立学校学生待遇等同于公立学校学生。政府的这些举措为吴锦堂独资兴办学校创立了条件。
3．启迪民智，造福桑梓的故乡情结促使他投身近代教育事业。
“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闻，且具有坚强之魄力。”14这是孙中山先生期望于宁波的语录。从中可见宁波商人在外的实力。宁波商人凭“三把刀子闯天下”，含辛茹苦，依靠宁波人的勤劳和灵活的经营手腕，创造了不凡的业绩，演绎了一部部白手创大业的致富神话。15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的延续，安土重迁思想根深蒂固，落叶归根观念深入人心，使得宁波商人有报效桑梓、造福故土的传统思想。因而，当他们公成名就时，不忘家乡的建设。
吴锦堂在日本发家致富后，也同样不忘家乡人民的苦难和家乡的落后。“人情重怀土，飞鸟思故乡”，他以拳拳赤子之心，热心于家乡的教育事业，“慨故里之学校不足，水利不治，毅然引为己任”。吴锦堂在锦堂学校的校规中，明确规定学校所设是为培养桑梓子弟。在其为学校做的《立校兴学》诗云：“吾乡风土闲难开，目击顽童忧自来。最是出钱求买卖，学章和泪向优裁。”此诗鲜明地体现了吴锦堂捐资兴学的目的所在。
4．吴锦堂的个人经历促使他热心教育事业。
吴锦堂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由于人口多（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田亩少（全家只有七、八亩田），生活困苦。所以吴锦堂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他虽然酷爱学习，但不得已在读了两年私塾后就回家从事农业生产。辍学后的他仍渴望学习，不时的跟当过熟师的叔父读书。吴锦堂除早年饱尝失学之苦，在以后的创业中也深切地感受到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这为他致富后致力于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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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锦堂热心教育还受到康梁的 《论侨商吴锦堂的捐资办学思想及实践(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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