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共识的思想界——焦虑·异见·对策

纲领批判》就会明白，共产主义简直就是人间天堂。那里消灭了奴役人的私有制，人与人的所有身份界限都已消失。人克服了异化，自由成了人的真实存在。
　　
　　这些先哲们所描述的理想社会如此和谐，当然不会带来人的恐惧和焦虑：然而，理想毕竟不等于现实。即便是基于科学推断的共产主义，也一定是遥远未来的事。在邓小平看来，它的实现需要几十代人的努力。我们虽然不可能也没必要把先哲们的政治蓝图变为现实，但可以对他们的理论见微知著，找到他们构建和谐社会的逻辑前提。这种逻辑前提其实就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表述的国家的理由：即国家“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而“政治上的善即是公正，也就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近代思想家斯宾诺莎进一步把国家的理由界定为：“让每个人免于恐惧，使个人因此可以在没有安全顾虑下生活与行动，不会伤害自己与邻人，”也就是讲，建立没有恐惧，没有焦虑的社会是国家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建立公平、正义的制度和规则。也就是在这一意义上，温家宝总理强调：公平正义比太阳还光辉。
　　
　　在社会急剧转型的今天，如何构建公平正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对执政党来说，改革是唯一的出路。但关键是怎么改；单力‘面的改革肯定不行，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全方位改革势在必行。但政治体制改革又是关乎全局的敏感问题，如何改？实际上，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问题是明确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如果我们认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论述巴黎公社革命的著作，就会非常清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过渡时期及在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也就是列宁说的社会主义阶段，必须是政治上的高度民主；并且这种民主必须建立在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公正选举和可以随时撤换的基础上。因此，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路，我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一定是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它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积极成果肯定基础上的全面超越。因此，资产阶级民主有缺陷，但不能作为拒斥民主的理由，而只能作为超越它的原因。当然，政治体制改革还涉及到改革的动力问题，改革的依靠力量问题。这里，靠唤起亡灵的手段，借助于已死的政治力量而进行的改革，可能事与愿违。
　　
　

《缺乏共识的思想界——焦虑·异见·对策(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