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当上校长

 
初中毕业那年，我17岁。当时恰逢政府招募志愿者，到农村没有学校的地方办一些免费的短期学校。我就不知天高地厚地报了名。


动员了81个学生
所谓办学，是凭空起家，政府只是给你一点维持基本生活的津贴，提供一些教材，其余都靠你去创办。走了很多穷乡僻壤，在离我家乡不到100里的地方，我到了一个叫做白岩村的村庄，只有几十户人家，祖祖辈辈没有一所学校，没有一个人念过书。我挨家挨户地宣传动员，结果动员了81个学生来报名读书。
记得当时我最大的学生是18岁，最小的6岁。那个18岁的大姑娘，能够挣脱世俗偏见同小娃娃们一起来读书，是非常不容易的。只不过她的年纪比我还大，我很不好意思看她。上课时，她靠左边坐，我只敢往右边看。
学生有了，我开始找校舍。我和老乡商量，哪个地方可以上课。他们热心地出主意，有人提出，村后有个破庙，可以去看看。这个庙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到处都漂浮着蜘蛛网，柱子上灰尘很厚，地上还横七竖八地放了几口棺材，面积倒是够大的。我研究了一下，觉得打扫干净还是可以利用的。


“鸡蛋事件”
整个学校，校长是我，教师是我，打铃的也是我。白天，我教学生语文、数学、自然、体育、音乐。晚上，我的住所常常挤满年轻人，我和他们讲国家大事，讲抗日故事。我订了一份报纸，可以把新闻告诉他们，我的住所等于一个成人学校。
有一天，我在备课，有个学生捧着一大碗米面就进来了，说：“这是给老师的点心。”我说：“不要，老师不饿。”“不行的，妈妈说了，上学不收学费，烧饭给老师吃，老师也不吃，如果点心也不吃的话，妈妈要生气了。”小朋友怯生生的样子，很可爱。我就没有再拒绝，他高高兴兴地回家交差去了。可没想到，这个头一开，隔三差五就有学生送米面来。有时候，一天送来5大碗、6大碗，我一个礼拜也吃不完。我就在课上对他们说：“不要再送了，我吃不完，吃不完要浪费的。”他们终于答应不送。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想出花样，偷偷送鸡蛋给我，盛情难却，我没有追究。见我没吭声，学生以为我同意接受了。81个学生，家家都养鸡，每个学生送10个蛋，我就可收到800多个。我变着法子“解决”这些鸡蛋，炒鸡蛋、炖鸡蛋、茶叶蛋、水煮蛋，半个月下来，我什么蛋也不想吃了。再后来，我一看到鸡蛋就感到恶心。鸡蛋还在源源不断地送来。我坚持要学生把鸡蛋拿回去，我说：“老师吃怕了。”


威望最高的人
我成了村里威望最高的人。
无论哪家有大事，什么兄弟纠纷，什么婚丧嫁娶都来找我商量。旧中国，有“天、地、君、亲、师”一说，教师历来受人尊重、尊敬，地位之高，非同一般。从村民的态度中，我深深感觉到了这个职业的价值、意义和责任。在这种环境中，我成长得很快。
一年后，我离开了白岩村，战乱时期，学校的事情也就杳无音讯。直到60年之后的1996年，在上海电视台的安排下，我重返白岩小学。当年的那座破庙已经被火烧掉，现在的学校是几间茅草房，有两个教师。
我找到了当年的3个学生，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一个当年活泼可爱、六七岁的小丫头，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她使劲抓住我的手，老泪纵横，哽咽着讲了一句话：“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见到老师。”
我也感慨万千，一切都恍然如梦，前尘往事历历在目。我是他们的第一任老师，是我给了他们启蒙教育，让他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一个人，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是会被人记一辈子的。我虽然从没有想过有这么一天，但觉得人这样活着是很幸福的。
（文字由陈露协助整理）

如果从初中毕业17岁当上乡村小学校长算起，吕型伟从教至今已近70年。他当过教师，当过校长，担任过上海市教育局的领导工作，离休之后又在更大范围内开展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研究。可以说，他参与了新中国基础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全过程并参与领导了“文革”之后上海基础教育的拨乱反正和发展、改革。他戏称自己为教育界的“活化石”。
即将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吕型伟从教七十年散记》一书以故事形式记录了吕老从教的主要经历，从中可以看到一位老教育工作者的执着追求和其教育理念的形成过程。本刊特辟“吕型伟忆谈教育”专栏，连载书中的部分内容。 

《17岁当上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