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实践的失败和清学的兴起
正是这悲观的氛围唤出作为清学之宇宙观的王船山的世界模式――这是一幅色调阴郁的现实世界的画图，其中难以见到丝毫浪漫的想象。在船山学的系统中，没有离气之理亦无离理之气，对立的两极总是和谐地融为一体――太极纟因 缊之气正是由阴阳摩荡化生万有，从而使天地之间流行不息、变化日新。"理即是气之理，气当得如此便是理，理不先而气不后。"16久为"理"所压抑的"气"终于获得了平等的地位，而前者则相应地演变为某种类似"自然法则"的物事。蜕去道德内涵的"理"和"气"无非自然世界的一对矛盾――这个唯利是逐的世界此时早已掩没了"天理世界"并再度变得"自然"。"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17充满生机和欲望的宇宙在理想主义实践退潮之后终于呈现出它的真实面目――其生生不息的运动既没有确定的目标亦无任何规矩可循。王船山以晦涩的哲学语言传达了客观现实相对心性的无可争议的优势地位，由此否认完善人性进而超脱自然法则的可行性。他的形上学体系以"张横渠之正学"18为鹄的，明显意在颠覆朱子在新儒学中的正统地位并取而代之。船山虽然袭用理学名相构筑其思想系统，但在气质上却与传统的理学家大相径庭――后者高尚的志向和乐天的精神在他的狭隘的心灵中荡然无存。其阴郁的世界模式恰好为回归现实的清学铺设了全新的思想背景。
三
明清之际学术思潮的变迁一直被视为某种"由虚转实"的演化过程――"实学"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清学的别名。然而，我们应当切记虚实之"实"乃是一个与时俱迁的概念，其确切的内涵只有联系特定的思想背景方可昭彰著明。事实上正是宋儒首先标榜其政治取向的心性修养为"实学"，以为与虚玄的佛道工夫判然有别。问题是理学的政治实践并未兑现其"为万世开太平"的承诺，如此则作为其思想指南的形而上学也就自然而然地沦为空言心性之玄谈。同样的道理，注重实用性和客观标准的清学之所以为"实"亦与其时的社会思潮倾向将真理的准绳以及人生的目的移置于外部世界密切相关。这一特征由两位公认的清学创发者――顾炎武和黄宗羲――的思想路线得到了明晰而完整的展示。
作为无可争议的新思潮领袖，顾炎武在学问上的归趋对"由虚转实"作了最好的说明。顾氏认为宋明儒尤其是王门后学徒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结果致使"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19因其对"天理世界"在人世间的圆满成就早已不抱希望，所以在为学上特别留意象制度沿革、田功钱法、民情风俗、山川地理等理学家不屑一顾的"俗务"。"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为之禁；非惟弗禁，且从而恤之，建国亲侯，胙土命氏，画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20炎武的"理想国"乃是一个以现实人性为基石的富强的小康社会，在意境上始终不出陈亮的"汉唐盛世"。他真正关心的是如果在现实的世界中使一个社会繁荣昌盛，而非依据内心想象将其改造为理想的乐园。随着人类精神的萎缩，作为外在权威的儒家经典开始凌架心灵之上成为政治的指南。顾氏带着原教旨主义的狂热鼓吹"经术"与"治道"的统一，以为读经必自考文始而考文必自知音始。21他的"我注六经"式的研究风格使"经"由认识真理的途径升格为真理的本身，对经典的盲从在另一方面反映了知识分子自信心的沦丧。
比较而言，黄宗羲作为一个陆王派学者似乎更多地保留了旧思潮的影响。其大作《明夷待访录》所描绘的政治乌托邦可以视为"天理世界"的某种枯萎的变种。"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已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已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22在理想的黄金时代已是人欲横流，只有个别的"圣王"尚能做到仁民爱物、公而忘私。后之为人君者则不然，"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23宗羲发展了乃师刘宗周注重人性之消极面的思想以为其政治设计的背景，他的乌托邦也因而染上了明清之际的思想界比比可见的阴郁暗淡的流行色――只在有生之初个别的"圣王"那里才能一睹作为其思想原型的"天理世界"所残留的痕迹。这是一个典型的清学版本的乌托邦：仅以现实的不完善的人性为其基石，而无不切实际的浪漫的想象。制约权力的体制改革理所当然地取代了正心诚意的工夫践履成为头等的大事，而"治道"亦由高尚的哲学思想沦落为实际的政治技巧。虽然黄氏的政治蓝图烙有新兴的清学的印记，理学心性论的影响仍然隐约可见。从《明夷待访录》的书名我们知道作者依旧希望自私自利的统治者有朝一日会登门造访，自觉地接受他的权力制衡的主张。而"明夷"――《易经》中指示阳明潜伏的卦象――则非常委婉地暗示了一位倾向心外无物的陆王派学者的精神世界：仍然希冀学以致用，但在人欲横流的世界中每有力不从心之感。这也是新时代的知识分子普遍的内心感受。
"由虚
转实"的倾向同样反映在一批思想背景截然不同的士人的身上：视事功节义为理学之骨，陆王派学者孙奇逢在注经的过程中非常注重通人事以致用。而张履祥作为一个程朱派学者亦以当务经济之学为自立之道，他还主张耕读相兼以戒内省而生的妄想。厌恶理学心性修养的空虚，费密转而尊崇去古未远的汉唐注疏，以为舍经无所谓圣人之道。痛恨宋儒疑经改经之悖谬，毛奇龄强调诠解经义必以实据为凭他严格地遵循以经证经的论学之方，而且还兼采诸子百家以及后儒之说以为旁证。被同时之人看作怪迂的学者，颜元不遗余力地抨击宋明理学的工夫践履――其取代"天理世界"的方案乃是某种由"西周礼乐"包装的专家政治。在偏远的乡下，王船山正在编织一个包罗万象的伟大的形上学体系，其中抹灭了任何不切实际的想象的成分。他的世界模式――一幅现实世界的画图――为清学之"实"作了最好的哲学诠释。
显而易见，正是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根本变化驱使背景各异的清初学者同时走上了"由虚转实"的精神旅程，由此宣告了以"实事求是"为标榜的清学的兴起。规定这一思潮之本质的并非学术重心的移易或者问学方法的革新，而是由明清之际的思想氛围所塑造的全新的世界模式。
四
延绵六百年之久的新儒学运动揭开了中国思想史上一个"自我"极度膨胀的"英雄时代"。对于理学实践之前景的乐观情绪反映在朱子的世界模式之中，这是一幅玫瑰色的理想世界的画图。沉缅其中的新儒家信心百倍地以哲王自任，将中华帝国之航船引向他们心中灿烂辉煌的"唐虞三代"。这场伟大的理想主义实践可以视为人类尝试通过高尚的心性修养超越自然王国，但在其不可逾越的生理弱点面前节节退缩的过程。正是天崩地解的满洲征服重申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同样适用于得天独厚的万物之灵长，从而将耽于幻想的士人唤回冰冷的现实世界。来自外界的信息是如此的强烈以致在刹那
《理学实践的失败和清学的兴起(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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