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建设理论看梁漱溟的儒家理想
另一种形式。土地的自由买卖是一回事，能否人人都有资格参与达到“人人得而有之”是另一回事。事实上，参与土地买卖的都是官僚、地主。“直至宋以前，土地兼并一直不为国家认可”，(20)但中央集权出于安抚各级权力的需要，只能默许土地买卖和有限的俸禄制互补。尽管如此，兼并之势往往难以遏止，官僚及地主占有的土地份额不断上升，危及皇权，导致中央集权把危机转嫁给农民，对农民进行残酷盘剥。即使是拥有田产的自耕农也难逃一劫。名义上，他们有自己的田产，事实上，他们的劳动成果都被朝廷横征暴敛去了。仅以明朝《海瑞集》为例，其中所记自耕农负担的税项就不下几十条(21)。他们一旦被榨干，就不可避免的爆发农民起义。这个时候还如何让他们“向里用力”，“自责克己”？
再说商人。在梁漱溟眼里，商人也是能自奔前程的群体。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的商业运作全都围绕统治阶级的需要。以消费活动来看，“在消费结构内部，国家军事——行政消费大大超过社会个体成员消费，非生产人口的消费大大超过生产人口的消费，生活性消费大大超过生产性消费，奢侈性消费大大超过正当性消费。四大比例严重失调，消费重心严重倾斜，说明这是一种在大一统集权统治体制下才可能产生的，具有强烈政治军事色彩的，畸形病态的社会消费结构。”(22)其中非生产人口指统治者和官僚。他们的奢侈性消费“必须依赖于政治性的官僚俸禄与巨额的法外收入，亦即权力的支撑”。(23)在统治阶级高度集权的控制下，商人更多地体现出对政权的依附性，“既要与权力同流合污，也要时时受到政治权力强烈的干预”。(24)
中国传统社会如何没有垄断？如何没有阶级？统治者极其官僚机构不但是最大的垄断者，更是劳动的侵占者，是为统治阶级。温情的伦理，财产的均分只能在一家一族的特定利益集团内实现，不可能扩展至全社会。
2、 对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的分析
梁漱溟得出的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结论是为了说明当时的社会状况并引出自己的文化理想和乡村建设目标。但他的分析暴露出了很多矛盾的地方。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矛盾感受梁漱溟所处的紧张状态。
首先，他认为当时社会的特征是“旧社会构造的崩溃”，即“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构造崩溃，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伦理本位”的崩溃表现为伦理社会不复存在，而“如西洋人一样的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社会也未建立”。“职业分立”的崩溃表现为“受教育的机会”、“名誉面子”、“财利”等在以前分配得很均匀，而现在却趋于垄断；同时因为社会无秩序，又终不能形成垄断。“原来的循分自进之路既绝，而阶级革命之局也未成。”(25)从政治上看，“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破坏，让中国政治无办法；中国政治无办法，让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更加崩溃。”“所谓政治无办法，即国家权力不能建立，也即平常所说之不能统一。中国国家权力不能建立，是中国社会崩溃之因，也是中国社会崩溃之果。”(26)从经济上看，中国农业在“巧”、“大”的外国货的压力下，“完全变成了人家市场和原料的取给地，而落于被支配地位不能自立；同时则处处要仰赖外国，离他不得了。”(27)
梁漱溟将旧社会构造崩溃的原因归为中国文化的失败。具体表现为缺乏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团体组织正是西洋文化的长处。相比之下，“中国失败，就在其社会散漫、消极、和平、无力”。(28)究其根本，“尚不在中国与西洋相遇，我们应付不了他”，而是“在根本人生上我们有缺欠”。于是西洋风气引起我们对固有文化、人生理想的厌弃与反抗，而“引起这厌弃反抗的自身缺欠，是中国文化的真失败点”。(29)他的这一分析可理解为，在与西洋对比中，中国暴露出了自身的短处，这短处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缺欠，是中国文化失败的原因。
但他话锋一转，认为“短处正从长处来”。“中国今日的失败正从他过去的成功而来；中国人的短处，正从他的长处来；……飞得愈高，跌得愈重。”(30)梁漱溟认为中国“短于集团生活而散漫无力”的背后“隐伏着一种优越的精神在内，散漫的背后隐伏着一个人理性的申张，智慧的睿发”。(31)这种精神是儒家传统价值的集中体现，是非功利的，是天人合一的，是对生命智慧地体悟。(32)那么，梁漱溟的意思是不是说，中国文化的短处并非真正的缺欠，而是原来的长处在今日面对西洋文明的攻势下已不合适宜了呢？如果可以这样说，那么在今日失败的中国文化的长处还有什么资格称之为“长处”？还有什么值得梁漱溟留恋呢？
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一问题，而是话锋又一转——中国社会的破坏是由内力和外力共同造成的。外力指外交、军事和国际经济竞争上的失败。“惟自觉地破坏，我认为是更有力的。”“所谓自觉地破坏，那就是为外力破坏所引起之几十年来的民族自救运动。这里面包含对西洋的模仿追趋和对固有文化的厌弃反抗。”(33)梁漱溟认为当时的各种救国图强运动都没有认识到中西文化的根本不同，没有把握救国的正确方法，因此“自救适成为自乱”。西洋文化已由事实证明其强，固有文化已由事实证明其弱，那么为什么追趋模仿西洋，厌弃反抗固有文化不能达到救国的目的？西洋文化的长处该不该学？中国固有文化到底是长处还是短处？是否应厌弃和反抗？这些问题困扰着我们，也困扰着梁漱溟。但他仍未马上回答，话锋再一转。
最后，他否定了中国文化的短处是不合时宜的说法。他将中国文化之真缺陷归纳为“老衰性”、“幼稚性”。在这里，他认为“中国文化本来极富生趣”，“其社会中的组织及秩序原是极松软灵活的”。但后来，中国文化衍生出来的习惯制度漫漫机械化了、老衰化了，形成“吃人的礼教”，因此引起了厌弃与反抗。另外，“中国文化实是一种成熟了的文化，而幼稚形态未除。”“其所走之路，并不十分反德谟克拉西，转而长保其不德谟克拉西的
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的种种分析所暴露出来的矛盾表明他一直处于深深的紧张之中。他所提出的是“现代化”与“儒家价值”如何才能统一的问题。按照列文森的理论，就是一种历史认知与价值选择的矛盾。梁漱溟的这种紧张可分为三个方面：在分析西方文化时，梁漱溟一方面认同西方在现代化道路上所取得的成功，一方面又深刻地批判了西方“工具理性”的实质。不想让中国重蹈覆辙。在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时，梁漱溟一方面推崇“伦理本位、职业分立”中所体现的自力向上的儒家价值取向，一方面又清醒地认识到那并非儒家传统在中国历史上的真实面目。老衰性，即吃人的礼教才是儒家的历史形态。在面对中国的现代走向时，梁漱溟一会儿以西方的“科学民主”作为现代化方式的判断标准，指出中国文化缺乏使国家富强的现实功能，即“幼稚性”；一会儿又以在他看来体现了人类本质而具有普遍意义的儒家价值为判断标准，认为中国若为了富强而走西方式的现代化之路，也会导致人性毁蚀和价值失落的后果。梁漱溟左右摇摆、展转不定，竭力阐述得不偏不倚。最终他用实际行动选择了乡村建设作为解决以上矛盾的方法。实际上，他的乡村建设还是逃不出“中体西用”的模式。其根本原则是在“全盘承受”西方文化的 “民主、科学”的同时，根本的人生态度仍须以儒家准则来修正。梁漱溟相信，这样即可维系儒家的价值理念保持人性，又可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三、乡村建设的实质及评价
&n 《从乡村建设理论看梁漱溟的儒家理想(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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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商人。在梁漱溟眼里，商人也是能自奔前程的群体。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的商业运作全都围绕统治阶级的需要。以消费活动来看，“在消费结构内部，国家军事——行政消费大大超过社会个体成员消费，非生产人口的消费大大超过生产人口的消费，生活性消费大大超过生产性消费，奢侈性消费大大超过正当性消费。四大比例严重失调，消费重心严重倾斜，说明这是一种在大一统集权统治体制下才可能产生的，具有强烈政治军事色彩的，畸形病态的社会消费结构。”(22)其中非生产人口指统治者和官僚。他们的奢侈性消费“必须依赖于政治性的官僚俸禄与巨额的法外收入，亦即权力的支撑”。(23)在统治阶级高度集权的控制下，商人更多地体现出对政权的依附性，“既要与权力同流合污，也要时时受到政治权力强烈的干预”。(24)
中国传统社会如何没有垄断？如何没有阶级？统治者极其官僚机构不但是最大的垄断者，更是劳动的侵占者，是为统治阶级。温情的伦理，财产的均分只能在一家一族的特定利益集团内实现，不可能扩展至全社会。
2、 对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的分析
梁漱溟得出的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结论是为了说明当时的社会状况并引出自己的文化理想和乡村建设目标。但他的分析暴露出了很多矛盾的地方。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矛盾感受梁漱溟所处的紧张状态。
首先，他认为当时社会的特征是“旧社会构造的崩溃”，即“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构造崩溃，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伦理本位”的崩溃表现为伦理社会不复存在，而“如西洋人一样的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社会也未建立”。“职业分立”的崩溃表现为“受教育的机会”、“名誉面子”、“财利”等在以前分配得很均匀，而现在却趋于垄断；同时因为社会无秩序，又终不能形成垄断。“原来的循分自进之路既绝，而阶级革命之局也未成。”(25)从政治上看，“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破坏，让中国政治无办法；中国政治无办法，让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更加崩溃。”“所谓政治无办法，即国家权力不能建立，也即平常所说之不能统一。中国国家权力不能建立，是中国社会崩溃之因，也是中国社会崩溃之果。”(26)从经济上看，中国农业在“巧”、“大”的外国货的压力下，“完全变成了人家市场和原料的取给地，而落于被支配地位不能自立；同时则处处要仰赖外国，离他不得了。”(27)
梁漱溟将旧社会构造崩溃的原因归为中国文化的失败。具体表现为缺乏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团体组织正是西洋文化的长处。相比之下，“中国失败，就在其社会散漫、消极、和平、无力”。(28)究其根本，“尚不在中国与西洋相遇，我们应付不了他”，而是“在根本人生上我们有缺欠”。于是西洋风气引起我们对固有文化、人生理想的厌弃与反抗，而“引起这厌弃反抗的自身缺欠，是中国文化的真失败点”。(29)他的这一分析可理解为，在与西洋对比中，中国暴露出了自身的短处，这短处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缺欠，是中国文化失败的原因。
但他话锋一转，认为“短处正从长处来”。“中国今日的失败正从他过去的成功而来；中国人的短处，正从他的长处来；……飞得愈高，跌得愈重。”(30)梁漱溟认为中国“短于集团生活而散漫无力”的背后“隐伏着一种优越的精神在内，散漫的背后隐伏着一个人理性的申张，智慧的睿发”。(31)这种精神是儒家传统价值的集中体现，是非功利的，是天人合一的，是对生命智慧地体悟。(32)那么，梁漱溟的意思是不是说，中国文化的短处并非真正的缺欠，而是原来的长处在今日面对西洋文明的攻势下已不合适宜了呢？如果可以这样说，那么在今日失败的中国文化的长处还有什么资格称之为“长处”？还有什么值得梁漱溟留恋呢？
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一问题，而是话锋又一转——中国社会的破坏是由内力和外力共同造成的。外力指外交、军事和国际经济竞争上的失败。“惟自觉地破坏，我认为是更有力的。”“所谓自觉地破坏，那就是为外力破坏所引起之几十年来的民族自救运动。这里面包含对西洋的模仿追趋和对固有文化的厌弃反抗。”(33)梁漱溟认为当时的各种救国图强运动都没有认识到中西文化的根本不同，没有把握救国的正确方法，因此“自救适成为自乱”。西洋文化已由事实证明其强，固有文化已由事实证明其弱，那么为什么追趋模仿西洋，厌弃反抗固有文化不能达到救国的目的？西洋文化的长处该不该学？中国固有文化到底是长处还是短处？是否应厌弃和反抗？这些问题困扰着我们，也困扰着梁漱溟。但他仍未马上回答，话锋再一转。
最后，他否定了中国文化的短处是不合时宜的说法。他将中国文化之真缺陷归纳为“老衰性”、“幼稚性”。在这里，他认为“中国文化本来极富生趣”，“其社会中的组织及秩序原是极松软灵活的”。但后来，中国文化衍生出来的习惯制度漫漫机械化了、老衰化了，形成“吃人的礼教”，因此引起了厌弃与反抗。另外，“中国文化实是一种成熟了的文化，而幼稚形态未除。”“其所走之路，并不十分反德谟克拉西，转而长保其不德谟克拉西的
形迹。”如果中国文化“老衰性”成立，那么梁漱溟对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论断还站得住脚吗？中国传统社会到底是吃人礼教的社会，还是伦理和谐的社会？若机械的礼教是“后来”形成的，那么中国的哪一段历史属于“后来”呢？这一段历史在中国历史中所占的比重是否足以抹杀中国社会伦理和谐、自力向上的特点？梁漱溟将中国文化的成熟性定位于精神层面，幼稚性定位于现实的实用层面，“短处正从长处来”，一定程度上既为中国当时的落后找到了理由，又为中国文化保留了面子，可谓用心良苦。
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的种种分析所暴露出来的矛盾表明他一直处于深深的紧张之中。他所提出的是“现代化”与“儒家价值”如何才能统一的问题。按照列文森的理论，就是一种历史认知与价值选择的矛盾。梁漱溟的这种紧张可分为三个方面：在分析西方文化时，梁漱溟一方面认同西方在现代化道路上所取得的成功，一方面又深刻地批判了西方“工具理性”的实质。不想让中国重蹈覆辙。在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时，梁漱溟一方面推崇“伦理本位、职业分立”中所体现的自力向上的儒家价值取向，一方面又清醒地认识到那并非儒家传统在中国历史上的真实面目。老衰性，即吃人的礼教才是儒家的历史形态。在面对中国的现代走向时，梁漱溟一会儿以西方的“科学民主”作为现代化方式的判断标准，指出中国文化缺乏使国家富强的现实功能，即“幼稚性”；一会儿又以在他看来体现了人类本质而具有普遍意义的儒家价值为判断标准，认为中国若为了富强而走西方式的现代化之路，也会导致人性毁蚀和价值失落的后果。梁漱溟左右摇摆、展转不定，竭力阐述得不偏不倚。最终他用实际行动选择了乡村建设作为解决以上矛盾的方法。实际上，他的乡村建设还是逃不出“中体西用”的模式。其根本原则是在“全盘承受”西方文化的 “民主、科学”的同时，根本的人生态度仍须以儒家准则来修正。梁漱溟相信，这样即可维系儒家的价值理念保持人性，又可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三、乡村建设的实质及评价
&n 《从乡村建设理论看梁漱溟的儒家理想(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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