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建设理论看梁漱溟的儒家理想

bsp;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一个以社会为本位的建设方案。他将包括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在内的文化问题作为改革的对象。“中国人于其固有政治、固有经济，初未必到了不能安不能忍的分际；其所以成为问题，实有文化改良、文化提高之意义与不得不然之势在。”梁漱溟所说的“不得不然之势”是由他所分析的中国旧社会构造崩溃的原因得出的。西洋风气引起我们“厌弃反抗”固有文化，因此，提高内部文化使其“渐得挤于外而世界水平线的程度”，成为“不得不然之势”。“故我以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括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文化亦可概括政治经济在内。”(34)
    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以社会为本位走社会运动之路是由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决定的。从政治上说，“中国原来是不象国家的国家，没有政治的政治，国家权力是收起来不用的，政治是消极无为”。(35)所以中国建设不能走自上而下的路，只能从下面做起，从社会运动做起。另一方面，中国也不能走暴力革命的路。中国向来无阶级，即便在旧社会构造崩溃后，农民“散漫”，“工商业者的力量虽可见，而在中国大社会里还是太小”(36)，军人更不是阶级，他只是“无根的势力”。“中国没法子机械的不自觉地演成一个组织（即此一句已够）。因其缺乏阶级的集团的一个大势力；社会中如有那么一个大的机械力量，便可走机械的路。可是中国就找不出来一个大的机械的力量在哪里。”(37)暴力革命不仅缺乏革命力量，也没有革命对象。梁漱溟认为革命的对象是秩序，帝国主义属于国际问题，军阀是人，不是秩序。他们“只是消极的存在，完全有待于新的秩序的起来以代替之。”(38)从经济上说，中国的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两下纠缠的特别紧”，无论是“个人营利自由竞争”的经济模式还是“社会本位统制计划”的模式，都因国家权力建不起来而走不通。所以“解决都落到社会自身，而难靠政府”。(39)总之，“唯社会有权，国权乃立”。(40)
    乡村建设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所谓建设，不是建设旁的，是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建设新礼俗。”(41)梁漱溟所说的“新礼俗”正是以儒家人生态度为根本，“全盘承受”西方“民主、科学”的礼俗。它的可能性建立在中西文化的“沟通融合”上。概括说来，儒家人生态度有两点：“一是互以对方为重的伦理情谊；一是改过迁善的人生向上。”(42)西洋人的长处有四点：“一是团体组织，——此点矫正了我们的散漫；二是团体中的分子对团体的生活会有力的参加，——此点矫正了我们被动的毛病；三是尊重个人，——此点比较增进了以前个人的地位，完成个人的人格；四是财产社会化，——此点增进了社会关系。”(43)“沟通融合”后的结果是形成一种“人治的多数政治”或称“多数政治的人治”。根据这种新礼俗组织起来的社会“少数贤智之士的领导与多数人的主动二者可以调和，并不冲突。如能运用得越好的时候，越可以同时并有，完全不冲突。”(44)团体中的多数分子都“主动有力地参加”，对团体的事情，“能把力气用进去，能用心思智慧去想”，这样必能理解贤智之士的意图。如此，既照顾了“人生向上”，“伦理情谊”，又实现了团体组织。“虽不必取决多数，可是并不违背多数。 ”(45)这一点“沟通融合”了中国尚贤尊师精神与西方少数服从多数之意。“人治的多数政治”遵循“相对论的伦理主义”，即每一方推己及人，互以对方为重。社会成员应尊重社会团体，社会团体也应尊重每一个社会成员。这一点又“沟通融合”了中国伦理情谊和西方崇尚自由的精神。“一点是：自由是团体给你的，团体为尊重个人才给你自由，——自由是从对方而来的，此合乎伦理之义；一点是：团体给你自由是给你开出一个机会，让你发展你的个性，发挥你的长处，去创造新文化，此又合乎人生向上之意。”(46)
    乡村建设的具体组织形式是政教合一的乡学村学，达到领袖与农民的结合，政事与教育的结合，并以学包事，把人生向上之意放在里面。乡学、村学又称“乡农学校”，是一个政教结合体。由乡长、乡农学校、乡公所、乡民会议组成。乡长是乡中德高望重的人物，其作用是监督教训，联络、调解教员（知识分子）与乡民的关系。乡农学校是核心组织，由教员组成，设计乡村发展的具体方案并领导实施。教员提出方案后，大家都同意才算团体的意见。这就要求乡民的自觉领悟了，否则无法体现“人治的多数政治”。照梁漱溟的看法，乡民只要用心思去理解就必能体会领导者的良苦用心。同时，教员又不能强制乡民服从自己，应以教育、说服的方法循循善诱，从而引导他人生向上。乡公所是办事机关。乡民会议是协调领袖意见和乡民意见的场合。乡民应积极参加，体现人生向上的要求。乡民与教员若产生了矛盾应让乡长进行协调，不应当面顶撞。这正是伦理情谊的要求。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构想是一个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的混合体，充满了儒家的理想色彩。它的核心：以“人治的多数政治”为内容的新礼俗实为“圣王论”的翻版。在新

礼俗里，道统和政统纠葛在一起，政治组织中充满了伦理教化的色彩——教员和乡长似乎是现代“圣王”，对于乡民的“人生向上”的要求又属于“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大学》）。在中国历史上，除了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以外，“圣王”的理想几乎从未实现过。按照杜维明的观点，用道德理想转化政治以达到“圣王”是中国儒家的最高理想，“而实际上的表现，则是政治化的儒家，即不是用道德理想转化政治，而是在通过其他途径取得政治权力后，用政治来干预、歪曲学术，使‘道统’变为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47)既然儒家的这种理想在中国历史上从未产生过实际影响，那么又有什么理由相信它能在乡村建设中实现呢？既然儒家的人生态度从未开出过“科学民主”的精神，又有什么理由相信它在乡村建设中能保证形成民主政治制度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儒家（包括梁漱溟在内）所推崇的“内圣外王”的理想是一个假逻辑！“内圣”属伦理学的范畴，面对价值世界，处理价值判断；“外王”属于政治学范畴，面对现实世界，处理事实判断。前者回答应然问题，后者回答实然问题。两者分属两个领域，互不交融。而“人治的多数政治”、“政教合一”的模式正是伦理学与政治学混同的产物。它虽经过了民主政治组织形式的包装，内里却仍是一个伦理模式而非政体模式。梁漱溟所要唤起的乡民的主体意识是一种道德自觉而非政治主体的觉醒。
    梁漱溟试图通过乡村建设复兴儒家传统的实践失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失败恰恰由于自身的社会使命感太强。这样的心态在道德上十分值得尊敬，但往往导致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不能深入探究中西文化传统的多样性、复杂性。他所处的“现代化”与“传统价值”的两难选择其实是一个幻象。儒家价值和西方科学民主并不在一个层面。梁漱溟沿用了儒家以道统代替政统的思维，所以陷于困境。但，梁漱溟所提出的，现代社会如何接纳传统价值的命题依然值得我们深思——这不是一个如何选择与舍弃的问题而是怎么做的问题。我们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在现实结构中怎样架构传统优秀精神价值，即，怎样重新定位传统价值呢？走儒家“圣王”的老路肯定是不行了，现代化和传统的二元对立也应打破——“现代”应有足够的深度容纳“传统”的惠顾。

    注释
    （１）《梁漱溟问答录》汪东林，湖南出版社1991年p15-16
    （２）《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美]列文森 著  郑大华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p12
    （３）《梁漱溟全集》第二卷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p149 以下所引该书均为该社版本
    （４）《梁漱溟全集》第二卷p208
    （５）《梁漱溟全集》第二卷p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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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村建设理论看梁漱溟的儒家理想(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