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城区特殊青少年群落“街角青年”生态调查
天哥”很严肃地澄清说，与一些违法犯罪帮伙不同，他们的行为方式和运作规则决定了它是D社区“街角青年”自发形成的一个“灰色社会”。但是，“街角青年”这种相对主流社会而言的“灰色青年”，很有可能发展成为“黑色”，暴力和犯罪倾向愈发明显，暴力行为越来越多。如2002年，“天哥”为首的“DY群”打了3次群架，2003年则打了5次，“豆芽杆”为此丢了一只眼睛。(除黄海外，其余均为化名) 新报记者 朱浪
长沙城区特殊青少年群落“街角青年”生态调查(第2页)之对话
谁把我们撒落街角
对话专家
7月2日，记者与黄海相向而坐，话题很沉重。
平心而论，对于“街角青年”，社会，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谓的主流社会，是很难从心理上接受这帮青年人的。在常人眼中，他们不学无术，惹是生非，学校、家庭都容不下他们，他们的容身之所理所当然地也就狭窄得只剩下“街角”了。然而，这个群体里的并不都是坏孩子，他们渴望回归，渴望被容纳，如果一定要说他们坏，他们变坏的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变坏的原因更值得深究。
对话人物：湖南省社科院社会学法学所助理调研员黄海
对话内容：《“街角青年”与社区青年工作研究》的整个调查过程
新报：你第一次接触“街角青年”时，对他们是持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黄海：2003年4月的一天，在D社区居委会主任的陪同下，我与10个街角青年进行了第一次交谈。地点就在D社区居委会办公室。他们都只十几岁，除了染发、抽烟、衣着奇异等外部特征外，他们大部分人脸上还明显带着稚气。
交流前，我很坦诚地告诉了这10个人，自己正在做一调查，只是想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不会影响到他们的正常生活，更不会将其一些情况透露给他人。但是，他们仍有所顾忌，甚至有点羞涩。基本上是一问一答。
第一次见面，可以说，他们并未把我当做是朋友，而是敌人，有种防备心理与敌对心理。当时因为居委会主任在，他们才无奈配合我的工作。我当时就意识到了，要融入到他们这个群体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可是说实在的，当我申报这个研究课题时，我内心是歧视这个群体的。起初在与他们交流时，可以说是带着虚伪的面具，为的就是完成这个课题研究。
新报：那你又是怎么样逐步取得他们的信任的？
黄海：基于课题研究的原因，我不得不想尽办法去接近他们。我跟“天哥”他们说，你们原来每天干什么还是照常干什么，我只是一个无声的记录者，不会干扰到他们。但是，很明显，他们的生活没有了往日的放肆。比方他们有人提议去做件破坏性的事情，他们先是向我投来质疑的目光，然后就会被马上否决。
但是，我仍坚持着每天中午在小区广场等待他们的出现。通过观察，我发现，他们并没有我当初想的那么坏。只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同于我的罢了。那时，我的心理开始有点理解他们。我开始请他们吃饭，开始与他们交心、聊天，开始真正融入到他们的生活。
通过一个月，他们开始主动与我接触、聊天，主动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活动。慢慢的，我对他们有了更深的了解。“我们也想好好读书，好好工作，但是学校嫌我们成绩不好不要我，也没有单位肯要我。大家都在歧视我们。”这是天哥们跟我讲得最多的一句。
新报：“天哥”们认为大家都在歧视他们，但你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和他们接触，你对他们的看法是否发生了改变？
黄海：改变很大！外号“豆芽杆”在一次打架中弄瞎了一只眼睛。据说，当时他们几个人在烈士公园玩。在他们附近，有一男一女正在为何事而争吵，突然那男的打了那个女的一巴掌，“豆芽杆”他们看不过去，就前去指责那个男的不该如此对待女性。谁知发生冲突，“豆芽杆”拿着啤酒瓶砸过去，人没有打着，碎片却击中了自己的眼睛。由此可见，他们挺讲义气，挺有感情的。
当时，我很同情他们，觉得他们是被社会所抛弃的可怜人。后来，我发现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一种理解。他们不希望所有人都带着“有色眼镜”来看他们。
新报：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接触的这部分“街角青年”都将成家立业，这是否意味着“街角青年”将在D社区逐渐解体？
黄海：不会的。例如，我们调查的DY地区由仅一街之隔的L社区和D社区所组成。其中，D社区以“街角青年”居多，L社区由于拥有一个非重点小学和非重点中学，以问题学生和中途辍学学生居多。
两个社区的青少年尽管分属不同的社区和文化社会形态，但是他们之间却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事实上，L社区的问题学生和中途辍学学生由于受到对面D社区“街角青年”的强大作用力和吸引力，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街角社会”的隐性社会基础，源源不断地补充和继续维系对面这个“灰色社会”的稳定存在，成为D社区“街角青年”的外围组织和后备力量。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遇到了15岁的“小Z”(化名)。“小Z”是经常和“天哥”他们混在一起的人，但他的真实身份却是对面中学的初二在读学生。在“天哥”的帮助下，我们与“小Z”进行了数次交流。“小Z”认为，他的成绩不好，纪律也不好，肯定考不上大学，还不如早点加入社会。在小Z看来，觉得每天跟着‘天哥’走不会吃亏，他们都把他当兄弟，有什么事都罩着他。在“DY群”里，“小Z”认为找到了自己的群体归属，甚至还能在这个群体中找到满足自己社会地位流动的路径。
新报：那又是什么力量使L社区的问题学生成为D社区“街角青年”的外围组织和后备力量？
黄海：作为一个15岁左右年龄段的青少年，“小Z”根本就不会知道他自己认为的参加社会其实是一个边缘青年群落组成的“灰色社会”，更加不会知道这不是主流社会中的社会成功流动模式，而是在一个亚文化社会中的内部地位流动。作为同一个年龄段的接受他的“街角青年”群体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满足自己休闲玩乐的同时，也在吸引着对面问题
学生的羡慕和内心向往；更加不会意识到自己不自觉形成的“街角社会”在牢牢让他们保持“街角身份”忠诚的同时，也在对对面问题学生产生强大的吸引力，让他们不自觉地成为“街角社会”源源不断的后备生力军。
‘小Z’走的路子其实是在重复‘天哥’和‘DY群’
怪状循环
街角游戏规则固定 领头人“前赴后继”
老大“天哥”于2003年7月被抓后，并没有出现如社会期待的帮伙解体现象，相反，“DY群”还在继续运转，新的成员陆续加入，“武状元”也在实际上充任了新的老大角色，继续领导“DY群”的生存。
黄海说：“这说明，在‘街角青年’这个群体中，成员们除了因为共同的价值观念而聚集在一起，共同享有一种亚文化群的社会心理以外，还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拥有其社会结构、身份忠诚和成员基础的隐性社会。让人感兴趣的是，‘街角青年’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模式与我们的主流社会游戏规则制定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他们有对社会流动的欲求，在往上的动力被阻碍和限制时，他们会选择在“街角帮派”中以一种亚文化心理特征，竭力形成一个亚文化社会结构，并在这种结构中寻求领头人依赖、心理认同和流动欲求满足。
“天哥”在“DY群”其他成员的眼中的确是一位好领头人。“我已经不完全属于我自己了，大家认为我讲义气，有什么事情都找我，义气就是一面旗帜，所以很多兄弟都服我。再一个，我自己心里也清楚，手下这么多兄弟跟我，为的是什么，是有口饭吃，是不被人家欺负。”“天哥”说，“所以，只要我有好处，我就一定留一份给我兄弟们；不论我的兄弟遇上了什么麻烦，我肯定会帮他摆平的。”“天哥”作为领头人，并不意味着他应该比别人更有钱，但是他必须花钱很大方，这是他必须承担的个人义务。
除此之外，领头人和核心层成员必须在群体特别感兴趣和经常组织的某种 《长沙城区特殊青少年群落“街角青年”生态调查(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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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城区特殊青少年群落“街角青年”生态调查(第2页)之对话
谁把我们撒落街角
对话专家
7月2日，记者与黄海相向而坐，话题很沉重。
平心而论，对于“街角青年”，社会，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谓的主流社会，是很难从心理上接受这帮青年人的。在常人眼中，他们不学无术，惹是生非，学校、家庭都容不下他们，他们的容身之所理所当然地也就狭窄得只剩下“街角”了。然而，这个群体里的并不都是坏孩子，他们渴望回归，渴望被容纳，如果一定要说他们坏，他们变坏的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变坏的原因更值得深究。
对话人物：湖南省社科院社会学法学所助理调研员黄海
对话内容：《“街角青年”与社区青年工作研究》的整个调查过程
新报：你第一次接触“街角青年”时，对他们是持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黄海：2003年4月的一天，在D社区居委会主任的陪同下，我与10个街角青年进行了第一次交谈。地点就在D社区居委会办公室。他们都只十几岁，除了染发、抽烟、衣着奇异等外部特征外，他们大部分人脸上还明显带着稚气。
交流前，我很坦诚地告诉了这10个人，自己正在做一调查，只是想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不会影响到他们的正常生活，更不会将其一些情况透露给他人。但是，他们仍有所顾忌，甚至有点羞涩。基本上是一问一答。
第一次见面，可以说，他们并未把我当做是朋友，而是敌人，有种防备心理与敌对心理。当时因为居委会主任在，他们才无奈配合我的工作。我当时就意识到了，要融入到他们这个群体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可是说实在的，当我申报这个研究课题时，我内心是歧视这个群体的。起初在与他们交流时，可以说是带着虚伪的面具，为的就是完成这个课题研究。
新报：那你又是怎么样逐步取得他们的信任的？
黄海：基于课题研究的原因，我不得不想尽办法去接近他们。我跟“天哥”他们说，你们原来每天干什么还是照常干什么，我只是一个无声的记录者，不会干扰到他们。但是，很明显，他们的生活没有了往日的放肆。比方他们有人提议去做件破坏性的事情，他们先是向我投来质疑的目光，然后就会被马上否决。
但是，我仍坚持着每天中午在小区广场等待他们的出现。通过观察，我发现，他们并没有我当初想的那么坏。只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同于我的罢了。那时，我的心理开始有点理解他们。我开始请他们吃饭，开始与他们交心、聊天，开始真正融入到他们的生活。
通过一个月，他们开始主动与我接触、聊天，主动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活动。慢慢的，我对他们有了更深的了解。“我们也想好好读书，好好工作，但是学校嫌我们成绩不好不要我，也没有单位肯要我。大家都在歧视我们。”这是天哥们跟我讲得最多的一句。
新报：“天哥”们认为大家都在歧视他们，但你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和他们接触，你对他们的看法是否发生了改变？
黄海：改变很大！外号“豆芽杆”在一次打架中弄瞎了一只眼睛。据说，当时他们几个人在烈士公园玩。在他们附近，有一男一女正在为何事而争吵，突然那男的打了那个女的一巴掌，“豆芽杆”他们看不过去，就前去指责那个男的不该如此对待女性。谁知发生冲突，“豆芽杆”拿着啤酒瓶砸过去，人没有打着，碎片却击中了自己的眼睛。由此可见，他们挺讲义气，挺有感情的。
当时，我很同情他们，觉得他们是被社会所抛弃的可怜人。后来，我发现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一种理解。他们不希望所有人都带着“有色眼镜”来看他们。
新报：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接触的这部分“街角青年”都将成家立业，这是否意味着“街角青年”将在D社区逐渐解体？
黄海：不会的。例如，我们调查的DY地区由仅一街之隔的L社区和D社区所组成。其中，D社区以“街角青年”居多，L社区由于拥有一个非重点小学和非重点中学，以问题学生和中途辍学学生居多。
两个社区的青少年尽管分属不同的社区和文化社会形态，但是他们之间却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事实上，L社区的问题学生和中途辍学学生由于受到对面D社区“街角青年”的强大作用力和吸引力，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街角社会”的隐性社会基础，源源不断地补充和继续维系对面这个“灰色社会”的稳定存在，成为D社区“街角青年”的外围组织和后备力量。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遇到了15岁的“小Z”(化名)。“小Z”是经常和“天哥”他们混在一起的人，但他的真实身份却是对面中学的初二在读学生。在“天哥”的帮助下，我们与“小Z”进行了数次交流。“小Z”认为，他的成绩不好，纪律也不好，肯定考不上大学，还不如早点加入社会。在小Z看来，觉得每天跟着‘天哥’走不会吃亏，他们都把他当兄弟，有什么事都罩着他。在“DY群”里，“小Z”认为找到了自己的群体归属，甚至还能在这个群体中找到满足自己社会地位流动的路径。
新报：那又是什么力量使L社区的问题学生成为D社区“街角青年”的外围组织和后备力量？
黄海：作为一个15岁左右年龄段的青少年，“小Z”根本就不会知道他自己认为的参加社会其实是一个边缘青年群落组成的“灰色社会”，更加不会知道这不是主流社会中的社会成功流动模式，而是在一个亚文化社会中的内部地位流动。作为同一个年龄段的接受他的“街角青年”群体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满足自己休闲玩乐的同时，也在吸引着对面问题
学生的羡慕和内心向往；更加不会意识到自己不自觉形成的“街角社会”在牢牢让他们保持“街角身份”忠诚的同时，也在对对面问题学生产生强大的吸引力，让他们不自觉地成为“街角社会”源源不断的后备生力军。
‘小Z’走的路子其实是在重复‘天哥’和‘DY群’
‘街角青年’们走过的老路：问题学生——辍学学生——“街角青年”——“街角社会”。只不过不同的是，“小Z”们除了因为学校、家庭的原因以外，还受到了“天哥”和“DY群”不自觉形成的“街角社会”的强大向心力作用。因此，“街角社会”暂时不会随着“街角青年”年龄增大要成家立业的社会化步骤加快而呈现动荡和解体的趋势。(除黄海外，其余均为化名) 新报记者 朱浪
怪状循环
街角游戏规则固定 领头人“前赴后继”
老大“天哥”于2003年7月被抓后，并没有出现如社会期待的帮伙解体现象，相反，“DY群”还在继续运转，新的成员陆续加入，“武状元”也在实际上充任了新的老大角色，继续领导“DY群”的生存。
黄海说：“这说明，在‘街角青年’这个群体中，成员们除了因为共同的价值观念而聚集在一起，共同享有一种亚文化群的社会心理以外，还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拥有其社会结构、身份忠诚和成员基础的隐性社会。让人感兴趣的是，‘街角青年’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模式与我们的主流社会游戏规则制定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他们有对社会流动的欲求，在往上的动力被阻碍和限制时，他们会选择在“街角帮派”中以一种亚文化心理特征，竭力形成一个亚文化社会结构，并在这种结构中寻求领头人依赖、心理认同和流动欲求满足。
“天哥”在“DY群”其他成员的眼中的确是一位好领头人。“我已经不完全属于我自己了，大家认为我讲义气，有什么事情都找我，义气就是一面旗帜，所以很多兄弟都服我。再一个，我自己心里也清楚，手下这么多兄弟跟我，为的是什么，是有口饭吃，是不被人家欺负。”“天哥”说，“所以，只要我有好处，我就一定留一份给我兄弟们；不论我的兄弟遇上了什么麻烦，我肯定会帮他摆平的。”“天哥”作为领头人，并不意味着他应该比别人更有钱，但是他必须花钱很大方，这是他必须承担的个人义务。
除此之外，领头人和核心层成员必须在群体特别感兴趣和经常组织的某种 《长沙城区特殊青少年群落“街角青年”生态调查(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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