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教育改革的关系
摘要 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是10多年以来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研究的新课题,也是目前我国社会、经济、教育各有关学术领域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从对可持续发展战略内涵的理解出发,重点论及可持续发展战略同我国教育改革的关系,并旁及教育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考。
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的发展
观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和冷战的缓解,“发展”日益成为世界性的时代主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致力于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发展”的理解一般集中在经济领域的产值增长、速度加快、规模扩大、人均GNP提高等意义上。近100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使经济增长了几十倍,促进了人类物质文明的进程。现代人在一致惊叹科技革命的奇迹及其对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时,陶醉于从未有过的物质享受之中。然而,国内外一些有识之士早已透过歌舞升平的繁荣表面,敏锐地察觉到了人类生存的危机,并尖锐地提出了伴随经济发展所出现的三方面的严重问题:(1)人口的爆炸性增长,20世纪世界人口翻了两番,已达到57亿,并仍以每年8000万的速度继续增长;(2)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导致了全球性资源短缺,以及与此相关的严重污染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3)工业化国家的贫富悬殊带来的人类道德衰退,“损人利己”作为一种驱动力导致了人类责任感、历史感的淡漠。这些严重问题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新的矛盾的产生和加剧,需要及时加以调整,否则将危及人类的生存和继续发展。于是,1990年在我国北京召开的“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提出了重建21世纪道德规范的任务;1992年,“环境与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巴西召开,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以正式形成,并出现在国际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文件之中。
作为一种崭新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包括以下主要内容:(1)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保持良好生态环境的统一,努力做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使经济、社会、生态效益达到全面提高;(2)维护生态平衡,合理利用资源,使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有可靠的环境和物质基础;(3)控制人口增长,消除贫困,重建道德规范,解决好人与自然、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
我国于1994年3月编制并正式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中国21世纪议程》把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确定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持与之相应的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环境基矗”该议程提出了至2000年该战略的主要内容:(1)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不断改善发展的质量;(2)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3)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保持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基础;(4)逐步建立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体系、法律体系,建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和协调管理机制。显然,我国的上述可持续发展战略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到21世纪50年代“三步走”的宏伟蓝图,不仅是完全一致的,而且为实现这一蓝图提供了一种可靠的保证。
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化是“外发后启型”的现代化。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我国是正在向现代化迈进的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近半个世纪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又使我们在一些领域具备了相当的综合国力。因此,我国正经历和将要经历的是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双重洗礼。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将使我国顺利地迈向以后工业社会、信息化社会、学习化社会、持续发展社会为形态性特征的现代社会。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一个转变观念、调整决策的伟大事业,是根植于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性活动。
从上述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涵、目标、内容,我们也可以看到,实现这一战略的制约因素尽管有很多,但根本的和关键的因素是人,是现代人的观念和素质,而提高国民素质的奠基工程是教育。因此,教育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教育改革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保证
为了阐明教育改革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系,有必要对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面临的障碍和困难作一简要归纳。80年代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经济发展已处在工业化的高速起步时期,连续多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10%的高速度。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在相应时期所出现的某些尖锐矛盾,在我国都有所体现。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口形势严峻。
我国人口数量目前已超过12亿,且每年仍净增约1500万。尽管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20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人口基数大、农村计划生育政策远没有到位,加之对数以亿计的“流动大军”中的“超生游击队”的失控,致使我国控制人口的效果尚不能令人满意。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而言,人口多虽是一种资源优势,又同时是最大的制约因素。我国按美元折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和综合国力从70年代的世界排名第30多位上升到1993年的第10位,而社会发展水平目前却排在第70位,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排于第100名以后。人口膨胀必然导致扩大资源的开发,致使资源相对短缺。关系到人类基本生存的淡水、耕地、森林和草地四类资源,我国的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8.1%、32.3%、14.3%和32.3%。除人口数量外,人口质量更是潜在的严重问题,人口增长和“超生”往往集中在经济和文化教育相对落后的农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致使新生一代的素质总体低下,这又实际上制约了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和教育含量,形成恶性循环。
(2)资源和环境意识淡薄。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调动了社会各界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但另一方面,由于法规、政策、制度无法及时到位,导致了对自然资源不合理的、掠夺性的开发,乱伐森林,乱采矿产,乱猎动物,乱占耕地。以珠江三角州为代表的1992年房地产开发后遗症,致使大量农田荒芜,令人堪忧。凡此种种,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和失衡,削弱了自然生态的承载能力,导致自然灾害频生。环境污染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在全国600多座城市中,大气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不足1%;全国每年排放污水360亿吨,除70%工业废水和不足10%的生活污水外,其余全部未经处理流入江河湖海。对于如此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多数人熟视无睹,毫无危机感和对历史的负罪感。
(3)社会道德状况严重滑坡和社会心理失衡。
对于经受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双重洗礼的我国的改革开放,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是打破原来低水平平均主义的“有序”,经过几十年的变革与发展,达到高水平的共同富裕的“有序”。作为改革的代价和阵痛,必然会出现暂时的“体脑倒挂、贫富不均、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的无序局面。由于法制和政策很难及时到位,亦会出现少数人钻政策空子,靠不法手段成为暴发户,严重污染着社会风气和人际关系。于是引起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心理失衡,致使人们既不能正确对待和承受改革的代价,又不能对社会的负面效应区分正误和是非。这一切集中表现为社会道德状况滑坡,对人类和社会的历史感和责任感严重淡漠,个人主义、享受主义、拜金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泛滥。这是我国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隐蔽、最深层的障碍
《论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教育改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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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的发展
观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和冷战的缓解,“发展”日益成为世界性的时代主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致力于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发展”的理解一般集中在经济领域的产值增长、速度加快、规模扩大、人均GNP提高等意义上。近100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使经济增长了几十倍,促进了人类物质文明的进程。现代人在一致惊叹科技革命的奇迹及其对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时,陶醉于从未有过的物质享受之中。然而,国内外一些有识之士早已透过歌舞升平的繁荣表面,敏锐地察觉到了人类生存的危机,并尖锐地提出了伴随经济发展所出现的三方面的严重问题:(1)人口的爆炸性增长,20世纪世界人口翻了两番,已达到57亿,并仍以每年8000万的速度继续增长;(2)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导致了全球性资源短缺,以及与此相关的严重污染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3)工业化国家的贫富悬殊带来的人类道德衰退,“损人利己”作为一种驱动力导致了人类责任感、历史感的淡漠。这些严重问题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新的矛盾的产生和加剧,需要及时加以调整,否则将危及人类的生存和继续发展。于是,1990年在我国北京召开的“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提出了重建21世纪道德规范的任务;1992年,“环境与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巴西召开,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以正式形成,并出现在国际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文件之中。
作为一种崭新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包括以下主要内容:(1)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保持良好生态环境的统一,努力做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使经济、社会、生态效益达到全面提高;(2)维护生态平衡,合理利用资源,使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有可靠的环境和物质基础;(3)控制人口增长,消除贫困,重建道德规范,解决好人与自然、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
我国于1994年3月编制并正式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中国21世纪议程》把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确定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持与之相应的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环境基矗”该议程提出了至2000年该战略的主要内容:(1)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不断改善发展的质量;(2)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3)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保持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基础;(4)逐步建立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体系、法律体系,建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和协调管理机制。显然,我国的上述可持续发展战略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到21世纪50年代“三步走”的宏伟蓝图,不仅是完全一致的,而且为实现这一蓝图提供了一种可靠的保证。
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化是“外发后启型”的现代化。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我国是正在向现代化迈进的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近半个世纪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又使我们在一些领域具备了相当的综合国力。因此,我国正经历和将要经历的是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双重洗礼。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将使我国顺利地迈向以后工业社会、信息化社会、学习化社会、持续发展社会为形态性特征的现代社会。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一个转变观念、调整决策的伟大事业,是根植于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性活动。
从上述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涵、目标、内容,我们也可以看到,实现这一战略的制约因素尽管有很多,但根本的和关键的因素是人,是现代人的观念和素质,而提高国民素质的奠基工程是教育。因此,教育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教育改革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保证
为了阐明教育改革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系,有必要对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面临的障碍和困难作一简要归纳。80年代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经济发展已处在工业化的高速起步时期,连续多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10%的高速度。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在相应时期所出现的某些尖锐矛盾,在我国都有所体现。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口形势严峻。
我国人口数量目前已超过12亿,且每年仍净增约1500万。尽管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20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人口基数大、农村计划生育政策远没有到位,加之对数以亿计的“流动大军”中的“超生游击队”的失控,致使我国控制人口的效果尚不能令人满意。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而言,人口多虽是一种资源优势,又同时是最大的制约因素。我国按美元折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和综合国力从70年代的世界排名第30多位上升到1993年的第10位,而社会发展水平目前却排在第70位,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排于第100名以后。人口膨胀必然导致扩大资源的开发,致使资源相对短缺。关系到人类基本生存的淡水、耕地、森林和草地四类资源,我国的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8.1%、32.3%、14.3%和32.3%。除人口数量外,人口质量更是潜在的严重问题,人口增长和“超生”往往集中在经济和文化教育相对落后的农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致使新生一代的素质总体低下,这又实际上制约了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和教育含量,形成恶性循环。
(2)资源和环境意识淡薄。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调动了社会各界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但另一方面,由于法规、政策、制度无法及时到位,导致了对自然资源不合理的、掠夺性的开发,乱伐森林,乱采矿产,乱猎动物,乱占耕地。以珠江三角州为代表的1992年房地产开发后遗症,致使大量农田荒芜,令人堪忧。凡此种种,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和失衡,削弱了自然生态的承载能力,导致自然灾害频生。环境污染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在全国600多座城市中,大气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不足1%;全国每年排放污水360亿吨,除70%工业废水和不足10%的生活污水外,其余全部未经处理流入江河湖海。对于如此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多数人熟视无睹,毫无危机感和对历史的负罪感。
(3)社会道德状况严重滑坡和社会心理失衡。
对于经受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双重洗礼的我国的改革开放,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是打破原来低水平平均主义的“有序”,经过几十年的变革与发展,达到高水平的共同富裕的“有序”。作为改革的代价和阵痛,必然会出现暂时的“体脑倒挂、贫富不均、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的无序局面。由于法制和政策很难及时到位,亦会出现少数人钻政策空子,靠不法手段成为暴发户,严重污染着社会风气和人际关系。于是引起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心理失衡,致使人们既不能正确对待和承受改革的代价,又不能对社会的负面效应区分正误和是非。这一切集中表现为社会道德状况滑坡,对人类和社会的历史感和责任感严重淡漠,个人主义、享受主义、拜金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泛滥。这是我国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隐蔽、最深层的障碍
《论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教育改革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