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全球化”研究

际交流和分享不同文化形成的教育资源就会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与个体在教育活动中追求多种价值目标不同，组织在教育活动中追求的价值目标只有一个，即获得生存优势。而当组织的生存优势是通过组织中个体的人力资本和作为整体的组织资本来体现时，接下来的分析与前面对个体的分析就会有同样的结论——更自由的国际交流和国家之间的教育资源共享将会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这一点可以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史上得到全部或部分的验证。
由此可见，由于“教育全球化”适应了组织和个人获得生存优势和其它一些基本的价值追求，因此，只要人类基本需求不改变，“教育全球化”就不会停止它的步伐。

五、“教育全球化”与国家安全战略

作为“全球化”浪潮组成部分的“教育全球化”在二十一世纪将会对世界各国现行的教育体系产生更加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已经是毋容置疑的了。是洞悉先机，主动适应和充分利用由此形成的教育超常规发展机遇，使中国教育实现快速发展，还是因循守旧，画地为牢，迟疑于世界潮流之外，对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中长期战略安全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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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1999年的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大扩张是中国教育政策发生战略性转变的重要标志。1999年，以刺激消费为直接动因的高校扩招虽然最终并没有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什么作用（关于这一点，目前还缺乏有权威性的研究报告，但根据经验可作如下分析：由于高校扩招伴随高校学杂费上涨，由此建立的未来支出增长预期必定迫使十倍甚至百倍于扩招学生家庭的其他家庭采取更为保守的即期消费策略，两相抵消，其效应之不明显应早在预料之中），但为推动这一政策出台所开展的关于“教育产业”、和“教育产业化”的讨论，却促成了一个非预期的观念成果的推广：在考虑教育与社会协调发展时，规模上的政策基点应置于满足公众的教育需求上，结构上的政策基点则应置于满足社会的人才需求上，前者称为“入口平衡论”，后者称为“出口平衡论”，同时考虑两个方面的需要称为“综合平衡论”。在计划经济中，当教育需求与人才需求发生矛盾时，总是“入口平衡”服从“出口平衡”，而在市场经济中二者的主从关系正好颠倒过来，“入口平衡”始终处于矛盾的主导方面，“出口平衡”方面的政策目标则通过家庭、学校和政府之间的相互选择来实现。因此，原来为刺激经济回升的短期教育扩张政策就演变成了着眼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增强国家综合竞争实力的中长期教育扩张政策。遗憾的是，由于人们长期受计划经济“出口平衡论”的思想束缚，对于当前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和高等教育的持续扩张还大多抱有怀疑、焦虑和抵触的心态，反映了一种狭隘的、就教育论教育的小教育观。

教育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知识经济、网络和全球化时代，其作用除了由传统“人力资本理论”所揭示的以外，还有一种对国家民族生存、安全日益重要的作用——创造生存空间——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在传统的国家安全理论中，一国（一个民族）的生存空间受国家物理疆界的约束，因此，国土纷争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扩展国家、民族生存空间最重要的斗争形式。但是，二战以后国际关系新格局的形成导致国家安全观念发生深刻变化，国家民族之间生存竞争的主导模式已经由对国土资源的争夺转变为对经济资源的争夺，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已经更多地取决于她在全球范围内有效支配资源的能力而不再取决于国家疆界内的资源多少，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现代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加以考察，而其中两个关键性的因素——在组织层面的国家创新能力和在个体层面的全球生存能力则都与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教育作为国家创新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内在逻辑。

中国号称地大物博，但如分配于其庞大的人口，则人均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在这样的资源禀赋下，只有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利用全球资源才能保证国家民族的长期战略安全，同时必须通过大力提升国家创新能力才能在全球市场上拥有足够的份额，由此可见，加入WTO乃是关系国家民族生存的必然选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和大力提倡创新教育则是扩展国家民族生存空间的必由之路。
在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讨论中，人们关注的焦点是转变教育观念，改革教育方法，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为什么要转轨？其重要目的是为了提升国家创新能力，这一点目前已经比较明确，但为什么要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只有认识到它的最终目的在于扩展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才能为这种国家意志找到形成社会共识的基础，从这个角度去看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必然得出扩展教育规模，提高教育层次逐步普及高等教育乃是推行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内在要求的重要结论。这一结论虽然与当前政府的教育扩展政策一致，但它们的出发点却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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