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全球化”研究

府提供不足以保持足够的数量，义务教育尤其如此，应由政府负完全责任，民办教育应主要进入非义务教育领域。”这也是一种是似而非的认识。根据现代公共政策的实践和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除了极少数公共活动领域外，如政府、议会、国防、军队、警察等显示、表达国家意志和公共权力的活动，其它无论是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都应该由市场提供或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才能更有效率也更公平。这一结论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已经是一种常识，但在我们这个还在转型过程中的国家，由于长期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灌输的“私即恶”的的传统观念，以及以此为经济伦理基础的政府对公共产品领域的垄断和全面管制，不断强化人们对民营部门的不信任感，使理论界在担心政府推卸义务教育责任的潜意识驱使下，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视而不见，对民办教育在增加教育供给，包括增加义务教育供给方面的积极贡献和巨大潜力心怀疑虑，寻找种种理由反对和限制开放教育市场，由于这种观点披着学术的外衣，又扛着公平和正义的旗帜，确实有着很大的市场，但却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教育全球化”研究(第8页) 来自: 第一范文网

除了以上三种在教育领域中广泛流行的反对和怀疑进一步开放教育市场的主要观点外，“教育是产业，但不能产业化”是1999年末开始流行起来的一种权威说法，似乎一提“产业化”就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把教育推向市场，就是要政府放弃她应承担的教育投资责任和教育宏观管理责任，虽然提出这种观点的同志也许是出于担心政府以“产业”为由放弃和推卸她的责任，但这种逻辑混乱的提法其实质也是反对继续推进市场导向的教育政策创新。

综上所述，在计划经济和封闭环境中形成的关于教育的若干认识目前已经严重脱离当前国际国内的社会发展现实，正在成为大力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的思想枷锁，只有继续解放思想，突破一切已被人类社会实践证明是过时的教条和抛弃一切未经实践检验的虚幻的信条，积极推进以“全面开放教育市场”为特征的教育政策创新，才能抓住“教育全球化”给我们提供的发展机遇，也才能在“教育全球化”的挑战中审时度势，做出正确的战略抉择。

“全面、主动、积极和尽快开放一切教育服务领域，积极鼓励国外资金投资中国教育”应该成为我们迎接“教育全球化”挑战时实施教育政策创新战略的基本出发点。

“穷国办大教育”、“我们以占世界X%的公共教育经费支撑数倍于此的义务教育规模”，以往我们这样陈述时，在痛感教育经费不足的同时，开始只是寄希望于政府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后来这成为我们鼓励民办教育的一个重要理由和一个主要的出发点。现在看来，民办教育的大发展在增加教育供给、改善教育结构方面确实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教育市场的开放在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同时也并没有损害和侵蚀政府对教育的控制力，至于对全社会教育机会的增进则更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现在我们设想，如果有同样数量的国外资金进入国内教育市场，对于加快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不是可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吗？在这个过程中，谁是最大的受益方呢？当然是中国的教育，是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在相当程度上是利用外资的结果，利用外资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遗憾的是，我们在有意无意间把教育排除在利用外资，特别是大规模利用外资的视野之外，这在知识经济时代显然是一个需要调整的重大政策战略。

对外资开放教育市场不需要设置禁入领域，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学历教育还是非学历教育，一切教育服务领域都可以允许外资进入，但应该根据不同的目标市场设置不同的市场准入规则，以控制市场风险和保护消费者利益。在部分开放还是全面开放的问题上，只要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任何来华办学者都必须也必定会遵守中国的法律，那我们还有什么必要担心他们会挑战中国政府对学校意识形态的控制权呢？只要这个担心不成立，选择全面开放当然更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

对外资开放教育市场要有紧迫感。虽然教育服务并没有列入我们加入WTO承诺开放的时间表，但决不能因此缺乏紧迫感，甚至以为奇货可居。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国家发展而言，资金在任何时候都是稀缺资源，国际上也决没有无限丰富的资金在等待进入中国教育市场，恰恰相反，在发展中国家纷纷抢乘知识经济这班时代列车时，大家都面临共同的问题：发展教育和资金稀缺的矛盾，由此可以预见，争夺国际资本用于本国教育发展将很快成为各国引进外资的重点，如果我们不能解放思想，为外资进入中国教育市场提供最宽松的市场环境和尽快建立良好的政策支持体系，我们将会失去这即将来临的千载难逢的良机。

目前我们在对外开放中国教育市场的问题上，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晚开放、如何少开放，更多的是把它当成一种文化侵略而不是一种文化交流，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们是消

《“教育全球化”研究(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