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体育科研形成三大网络
——科研队伍已发展到1100余人,逐步朝集约化、产业化
方向迈进
本报记者述评(记者施嘉奇)新中国刚成立时,我国的体育事业处于萌芽状态,因此谈不上体育科研。时 间过去了10年,我国体育科研开始起步,但那时仅有20余人,设备简陋,条件艰苦;而40年后的今天,我国体 育科研队伍已发展到1100余人,并正逐步朝着集约化、产业化的方向迈进,初步形成了科研、人才、市场三张 网络。
1958年9月, 周恩来总理和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亲自点将,从志愿军队伍和北京体育大学中选拔 了近20人,汇同一批归国的外派留学生,正式成立了国家体育科研所。曹文元就是当时外派留学生中的一员, 今年初他从国家体育科研所副所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这位见证了我国体育科研发展史的专家说:“40年前, 我们连最起码的量杯也没有,验尿样用的是搪瓷杯,测距离靠的是皮尺一米一米地量。而现在,我国拥有了现 代化的电子设备,像上海体科所的运动生物力学实验室,还能即时记录运动员的每一个运动轨迹。”
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体育科研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国家体育科研所为例, 40年来共取得553项科研成果,获得部委以上奖励的就有208项。 体育科研工作已经成为竞技体育制胜的基本保 障之一。1961年中国乒乓球队就是依靠科研人员掌握的情报,事先对日本发明的“秘密武器”——弧圈球有所 准备,这才保证了中国队在第26届世乒赛上第一次夺得世界团体冠军的称号。
今天,我国体育科研事业再次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各级科研机构通过机构调整和改革,诞生了以直属科 研单位为主体的全国性体育科技服务、人才和市场三张“网络”,并逐步建设系统规划、集成管理、集约经营 的综合体系。
集约化的科技服务网
从1994年开始的“我国优秀运动员训练监控系统的研究”,是全国体育科技服务网络中,竞技体育领域里 最重大的项目,国家体育总局调动了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省、市级科研所的科研人员,斥资200多万元,分竞体 训练、运动技术环节、心理、健康、速度、力量、耐力和战术8个方面进行研究。国家体科所再将这8方面逐一 细化,交由相应的体育科研机构负责。这一系统就好比是一家“运动员综合医院”,训练或参赛时,肌体的任 何反应都可以在这家医院里进行诊疗。该系统将对调节运动员的状态,延长运动寿命起到积极的作用。
这就是典型的以国家直属科研所为龙头,带动省市体育科研机构,辐射系统外科研单位的集约化网络模式 ,这一模式将原先分散的人员、资金和设备有效地集中起来,改变了过去各地体育科研机构各自为战,缺少信 息交流与合作的现象,避免了体育科研项目的低水平重复。全民健身领域内的另一项重点项目——“成年人体 质监测中心”,也采用了这种集约化的科研模式。
精干高效的人才网
为建立跨世纪的体育科研人才高地,1996年起,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正式实施“1—3—3”工程,即建10个 左右的重点试验室,推出30个左右的学术带头人,以及成立一支300人左右的科研队伍。3年来,这些科研人员 共承揽了100项左右的国家级课题,其中20余项业已完成, 目前正处于应用实践阶段。至此,这些45岁以下的 博士毕业生们确立了他们在我国体育科研事业的核心地位。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国家将给予他们更大的政策扶 持和先进设备使用上的优先权,并专设申报部委级课题的资金,让他们有足够的发展空间。不过,一旦他们没 能力申请到课题,他们将同样面临生存危机。可以想见,未来的人才网络将是精干、高效的,是我国体育事业 发展的基石。
初具雏形的市场网
目前,体育科技市场的第三张网络已具雏形。一旦完善,它将成为我国科研机构的“骨髓”。昆明体育电 子设备科学研究所几年来积极探索企业化道路,将自己的研究产品与市场结合,每年产出利润达几百万元,摆 脱了科研机构吃“皇粮”的局面。成都运动创伤研究所的社会化程度更为突出,1998年获利1200万元。他们运 用祖国传统医学精髓,不但研究运动员的疲劳诊断和恢复,还面向社会,接收普通病人,取得了经济和社会效 益的双丰收。
《我国体育科研形成三大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