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领导干部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大会上的报告

观、价值观，正确对待和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经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提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提高自觉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自觉性，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打牢不想贪的思想基础。
　　（2）健全法制，法制是保证。邓小平同志指出反腐倡廉要靠法制，要从两个方面发挥法制的保证作用。一是通过健全法制，规范权力运行规则，使各种活动均纳入法制轨道，有法可依，从而更大程度上堵塞腐败行为得以利用的漏洞。十五大确定在2010年前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从而为实现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定基础，各级政府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法行政，各级司法机关必须依法办案，任何机关、单位、个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权力。二是严格执法，依法惩处腐败分子，打击腐败分子。充分发挥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调节功能、规范功能和强制功能，从而形成不敢贪的巨大压力。
　　（3）强化监督，监督是关键。强化监督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要求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主动接受监督、自觉接受监督。把自己置于人民群众监督之下，真正做到秉公办事，即公开、公平、公正。要提高政务透明度，以公开促公平，以公开促公正。二是要完善监督机制。切实加强党内监督、群众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以及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要使监督进一步制度化，确定行为规范和监督依据，建立监督权实现的保障机制。建立不能贪的管理机制。
　　（4）深化改革，改革是根本。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健全对腐败现象的监督机制、防范机制，从源头上铲除腐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根本出路在于改革。所以改革的方向，改革后构建体制的功效如何，对反腐败斗争成败关系重大。中纪委要求：为了从源头上预防和防止腐败，今年要继续深化三项制度改革。一是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审批滋生腐败，要逐步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减少行政审批，规范审批行为,加强对行政审批的管理。二是深化财政制度改革。治理小金库，预算外资金实行收支两条线，实行报帐制和会计委派制。三是深化推进人事制度改革，要提高干部选拔任用的透明度，提高民主化程度，用好的制度选人，选任组织和群众公认的好人。
　　加强教育、健全法制、强化监督、深化改革，是治理腐败的基本措施，这四方面的工作集中体现了对腐败现象严厉打击，积极预防，打防结合，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
　　（二）、领导干部如何廉洁自律。
　　1、要时刻牢记共产党人的信仰和追求，真正清楚入党为什么？当官做什么？
　　江泽民同志对领导干部提出了“五自”要求，即：自重、自省、自警、自律、自励。中纪委、监察部在对胡长清违法违纪案件的通报中，对胡长清结论的第三条是“政治上蜕化变质，与党离心离德”。胡长清本人有两本化名为“高峰”、“陈凤齐”的因私出国护照。策划将全家移居海外，他在与居住美国的儿子通电话时坦露心迹：“对共产党没有信心”。胡长清做为一名高级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动摇是他腐化堕落的思想基础。以胡长清为反面教材，我们一定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与党同舟共济，以自身的清廉为党的肌体健康贡献力量。
　　2、要正确行使权力，过好权力关。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为官者在享受权力带来的快乐和满足的同时，承受着权力带来的风险和烦恼。长春市工商局长夏沛海受贿案件发生后，长春市检察院举办了一次罪证展览，长春市公用局长徐毅夫同志在参观后有段感慨至深的话，值得我们深思：“很多人认为当领导好，从夏沛海出事后，我冷静的想了想，觉得领导岗位不仅仅意味着权力，更意味着各种风险：腐败的风险、决策失误的风险、脱离群众的风险等等，权力越大，风险也越大，关键要管好自己”。现在我们的权力制约机制，运行机制还不完善，领导干部手中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我们要牢记权力是人民给的，我们是为人民掌权用权，必须谨慎行使权力。在实际工作中要特别注意依法用权，规范从政行为，绝不能使权力在我们手中成为谋取私利和伤害群众的工具。有的人官本位思想严重，拼命追逐权力，不惜跑官、买官、抢官，他们信奉的是权力的投入产出，用金钱换取官位，当上官后必然要用权力捞取好处，收回投资，这种人一旦权力在手必然腐败，这也是一条规律。
　　3、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作风，维护领导干部的人格形象。
　　领导干部是经组织长期培养选拨的社会精英，理应有高尚的道德追求，就不能将自己等同与一般群众，有的人说：“领导也是人”。但这个“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而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党和群众这样要求我们，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之，不讲官德，脱离群众，作威作福，吃喝玩乐，声色犬马，则必官声不佳，最终被群众所抛弃。领导干部要做落实《公民道德实施纲要》的表率，成为社会主义道德实践的楷模。领导干部还要注意管好自己的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严格约束，防止他们借助领导的权力从事非法的或不正当的活动，败坏领导形象。
　　4、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领导干部在自己管理的部门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往往事业成败系于一身，责任重于泰山。领导干部作为社会一分子，也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担当着许多社会角色，要对党、对事业、对组织、对妻儿老小负责。我读过许多腐败分子的悔过书，他们只在身陷囹圄后才大彻大悟，悔不当初：“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对不起组织对自己的培养，对不起生养自己的父母，对不起教育自己的师长，对不起相濡以沫的妻子，对不起嗷嗷待哺的儿郎”，可是，一切都已晚了。前车之鉴值得记取。有人问“现在共产党的干部值多少钱？”发问者不无恶意。人身无价，官位岂能有价？但那些腐败了的干部，其身价也就与其所占非法利益等值。他们为眼前的利益而葬送前程，算一算组织和父母为他成长所付出的投入真是不值。我认为，人的财富应是一个能每天送你进入温柔梦乡的‘枕头’，一个让你想睡就可以心安理得睡着的‘枕头’。我们的这个社会中，并不是人人想睡就可以睡着的。因此我愿每个人都拥有这样一个‘枕头’”古人说“俯仰不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这个“枕头”就是我们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自信。我们只有警钟长鸣，不断从党的教育和群众的监督中汲取力量，才能筑牢拒腐防变的堤防。践行“三个代表”的要求，在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面前站稳脚跟，永葆共产党人的本色。

        九章共有33个罪名。“侵犯公民权利罪”，利用职权侵犯公民的政治权利、民主权利和人身权利，危害社会秩序。比照一般主体依法从重处罚，刑法分则各章节中国共产党有40个罪名。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治理腐败的突出环节。
　　（二）腐败行为的成因
　　腐败是一个历史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腐败都具有共性特点。但在我国现阶段，腐败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迹和特殊原因。这个问题需要说清楚，否则就对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无法做出合理解释，进而会对改革的正确性、改革的前途产生怀疑。现阶段产生腐败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造成的规范缺位，是腐败生成的体制因素。完善的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是腐败机率很小的经济体制。但我国当前处于体制转换时期，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市场经济体制尚在建立中，规范失控现象随时随处可见，从而使腐败发生的机会大大增加。马郑刚同志提出的抛物线理论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他指出随着旧体制的逐渐失效，腐败机会增加，腐败现象逐渐上升；随着新体制的建立，遏制腐败的制度因素逐渐增强，腐败现象逐渐减少。他认为这个抛物线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达到最高点，然后逐渐回落。到201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时，腐败蔓延的势头将得到基本遏制。其二，市场经济观念中的负面影响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冲击是腐败生成的思想因素。社会转期，人们思想观念受到各种思潮的冲击，尤以拜金主义为甚，人们公开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加之社会上一部分人不择手段爆富的示范效应，使人们的道德感下降。公共道德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力降低，一部分党员及公职人员的理想信念发生动摇，拒腐防变的思想和道德防线受到空前的冲击和破坏。其三，权力的运行、监督机制不健全，是腐败蔓延的环境因素。我国当前正处于行政权力过渡澎涨，权力制衡机制不健全，公共权力运行程序法律缺失的阶段。好多没规范的问题需要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随机处理，由于有的地方或部门治党不严、治政不严、治吏不严，权力过于集中，权力分配不合理且不受制约，领导者独断专行，掌权者拥权自重，就必然导致腐败问题的滋生和蔓延。其四，对腐败的查处打击不力，腐败成本不高是导致腐败蔓延的症结所在。在立法方面，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处罚数额标准一提再提，应受刑事追究的覆盖面一缩再缩，贿赂立案标准已由80年代的2000元提高到现在10000元，是同样数额的其他侵财犯罪的立案标准的10倍。在执法执纪方面，由于执法不严、行政干预、多头办案造成的成案率过低现象十分突出。另外，由于腐败行为隐蔽性强、反腐败力量不足、查办手段落后等原因，未被查办的腐败案件是一个很大的“黑数”。由于腐败的代价和成本如此之低，助长了公职人员的侥幸心理，有些人因此铤而走险。
　　（三）、当前腐败行为的特点和危害
　　腐败行为因发生在权力阶层，即社会管理阶层，一旦蔓延开来，必然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道德建设造成严重冲击和破坏。进而危及政权的稳固。八九年的“六·四”风波造成了全国性的社会动荡，腐败现象蔓延是引发这场风波的重要原因之一。七十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因腐败丑闻造成政权更迭，而反腐败也越来越多的成为政党间政治斗争的工具。反腐败国际组织于九三年在德国成立，每年通过对金融数据的分析对各国的腐败程度排名，九五年中国在41个国家中倒数第2名，九六年在51个国家中倒数第5名，九八年在85个国家中排名54名。可见，我国反腐败工作力度逐渐加强，成效显著。腐败不仅是内政问题，还直接影响国家的国际形象，影响国际投资和国家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地位。
　　我国当前的腐败现象的状况已非与八十或九十年代所能比。其突出特点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是数额大。大家可以从传媒披露的案件中了解到，动辄几十万、上百万，成千万、上亿元的案件也不鲜见。广东省佛山市石湾区财政局预算科长罗斌个人贪污公款就达1.5亿元。厦门远华案给国家造成的关税损失达700亿。腐败现象给国家和公共财产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胡鞍钢同志运用经济学分析的方法，对我国90年代后半期各类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了估算，他认为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造成的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13.2——16.8之间。在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
　　二是涉及广。当前金融、证券、建筑、粮食、海关、司法、经贸、土地等部门是腐败案件多发部位，“三机关一部门”，即党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成为反腐败的重点。官吏腐败和司法腐败替代贪利性腐败成为腐败中的突出问题。腐败活动几乎涉及所有公共权力和社会管理领域，造成了“腐败无处不在”的社会印象，严重扭曲了公众对公共权力运行的正确认识。败坏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形象。
　　三是职务高。随着反腐败斗争深入，一批位高权重的高级干部腐败案件陆续被揭露出来。如国家领导人陈希同、成克杰，省部级领导如胡长青、倪献策、李纪周等均因严重腐败问题被绳之以法。过去是直接管钱管物的基层干部腐败案件居多，现在大要案多为领导干部利用人事权或直接插手重大经济活动而发生的腐败案件。高级干部腐败案件有着更为恶劣政治影响和示范效应。
　　四是团伙化。如厦门、泰安、沈阳等地发生的领导干部集体腐败案件，一个地方主要领导岗位均被腐败分子所把握，整个领导班子烂掉，导致一个地方党风和社会风气败坏，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
　　五是公开化。如医药、建筑等行业回扣及其比例已成行业惯例,不遵循这个惯例行事，就会被挤出这个市场。到上级机关跑项目、跑资金的攻关费用，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腐败的公开化并成为行业内认同的规则，最终会使正直的人们丧失对社会正义的信念。将破坏掉社会稳定的道德基础。
　　当前一些突出的腐败现象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为争夺权力而雇凶杀人的“官官相杀”现象，为黑社会充当保护伞的“黑白两道”现象，反映了腐败开始进入政治领域，已直接构成对我们政权的威胁。
　　大家都曾经读过魏巍写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志愿军战士舍生忘死，浴血奋斗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激励了几代人。而今，老作家面对腐败给国家造成的危害，痛心疾首，抑制不住满腔怒火，在2000年10月20日又发表一篇名为《谁是最可恨的人》的文章，历数腐败罪恶，读后令人感慨万千。腐败害人害己、误党误国、人人皆知、人所共愤，其危害无须一一列举。关键在于我们对腐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有的人嘴上喊着反腐败，私下里却在搞腐败，因为腐败可以带来实惠；有的人想反腐败，但在复杂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环境下，为了局部和部门利益，又不得不参与腐败；有的人干脆奉行“有权不用，过期无效”的信条，凭借权力疯狂的攫取不正当的经济利益；有的人搞业务、抓工作是低能儿，干啥啥不行，搞起腐败来，手段高超，花样翻新；有的人抓经济是好手，搞腐败也是高手。这些社会现象和心态，反映了反腐败斗争所面临的形势是十分复杂的，反腐败必须首先解决信心和决心问题，只有坚定信心，下定决心，才能旗帜鲜明，措施得力，坚持不懈，收到成效。
　　我市的党风廉政建设和预防打击职务犯罪工作，几年来在市委正确领导下取得了长足进步，我市是在全州较早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县市，在党委领导下，党政齐抓共管，纪委协调，检察机关发挥职能作用，各部门积极参与的大预防格局已经形成，对重大建设工程的同步预防，对全体干部的教育预防，金融、建筑、医药等系统的系统预防都收到显著成效。市委、市政府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狠抓落实，创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收费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建设政务大厅和会计结算中心、预算外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等措施，在制度上防止了腐败滋生。实行政务公开，加强行业作风整治，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腐败蔓延的势头已基本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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