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解放语文

    解放语文,我们必须以人文素养的培育和建设为目标来完成这一浩大的工程。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学生,包括每一位老师都能在教学活动中自我感悟,自我思考。
    把语文从应试教育中解放出来,把语文从争论中解放出来,把语文从书本中解放出来,把语文从教室中解放出来,把语文从心灵中解放出来。
    目前提出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结合,只能又把语文拉回老路。因为人们对“学习”和“实践”这两词的认识一直有个误区,认为“学习”和“实践”必须在学校构造的学校教室里,而不在自然不在社会中,对于检验实践,我们认识到的也只教室里的实践,考试中的实践,而从来没有关注社会生活的实践,而这才是实践的真谛,脱离了生活的实践就像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的之矢而无收获。
    这样的认识产生于落后的教育观念。为此我们必须树立和倡导科学的教育观。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笔者的一篇名为《悲哀着你的悲哀》,倡导科学教育观的文章:
    《宿迁日报》4月11日报纸上登了篇玉娇写的《这样的作业谁来完成?》的关于教育话题的文章,文中说“尽管减负的口号叫了很多年,尽管重视能力开拓思维叫嚷了很多年,但稍一留心就会发现——一年级的孩子伏案至深夜,是要把汉语拼音抄写几百遍,二年级的孩子挑灯夜战,是在单调地抄写简单汉字,三年级的孩子奋笔疾书,为的是把老师课堂上的板书重写几遍……”
    我们这位作者的观察十分细致,用词也十分准确,行文也表达了自己鲜明的态度,准确地反映了目前小学教育的现状,值得肯定。时下,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因为它不仅关系到祖国的未来,更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大家都能认真地关注教育现象教育问题,那么我们民族素质的整体提高就真的可以指日而待了。
    但只是认真关注、认真对待还不够,我们的教育不仅是学校的事情,也是家长等许多非教育人士的事情。这里面就有如何正确对待教育的问题,不仅我们教育者要正确,也要想方设法地让我们学生和家长也能正确对待教育问题。因此,倡导一种科学的教育观,才真正有利于教育的发展,有利于人才的培养。
    文中又说:“更为严重的是,在动听的号令下,孩子们还得接受许多不知所云的大任务:小学二年级的小孩要求写题目是‘如何做伟大的中国人’的作文,初二的学生要做‘如何解决就医难’的议论。而在打着各种旗号进行的各类竞赛中,中学生的论文题目也足以让专业人士倍感吃惊,或者哭笑不得:《谈地球臭氧层的破坏》、《论现在的学生德育教育》、《珠江流域水污染研究》……这样的作业由谁来完成呢?显然,除了极少数的天才之外,中小学生们对这样的作业大多是不知所云,所以办法只有两个。第一,家长代劳;第二,抄袭了之。抄袭的途径,一是抄同学的和‘作文宝典’之类的书籍,另有一些则上网搜索,然后剪剪贴贴就大功告成。”
    倡导科学的教育观,首先要倡导家庭的科学教育观。我们说时下一些教育者已经不再把“学习”简单地定义为“在学校在教室的学习生活”,但我们社会上的绝大多数家长在看重分数的背景下还认为学习就是“在学校学习”,他们还不理解刚写进中小学新课标中“实践”一词的真谛。引文中作者的态度告诉我们,建立科学教育观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它直接影响我们教育改革的步伐和成果的巩固。
    着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发自肺腑地说:“每个孩子就其天性来说都是诗人,但是,要让他心里的琴弦奏响起来,要打开他的创作源泉,就必须教给他观察和发觉各种事物和现象之间的众多关系。善于用我们的慧眼从事物的一切关系的中心观察它们的能力。”他举例说,例如老师把学生带领到河岸上去,让孩子观察太阳怎样染上绚烂的色彩。教师在学生观察的基础上要帮助他们表达思想所需要的词汇来,帮助他们造句。在他看来,教会学生观察与教会学生思维是不可分离的。从接触大自然开始,到养成对周围事物及生活的分析,为了培养学生的观察与思维能力,苏霍姆林斯基在为学生所拟的236个俄文题目中属于观察写生类的就有115个,占总数的50%,比如《春天的第一朵花》《燕子筑巢》《落叶有哪些颜色和色调》《第一次冰冻》等。其中还有读书笔记类的,一共有98个,占总数的42%。由此可以说明,他对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及分析事物能力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苏霍姆林斯基在作文例题时,十分注意为学生提供一些能够使其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和见解的测验性作文。例如:《我即将走向独立生活时的想法》《我的幸福观》《人生中的公与私》《我们这一代对祖国和人类的天职》《人能不能成为理想的人》等。
    玉娇的文章给我们传达出一个喜人的信息,那就是我们的一些学校已经注意到“学习”不仅是学书本,还要从周边的生活实践中去学习,而实际上,正是这种实践中的学习对人的一生影响更为巨大。
    反思我们的基础教育,不仅存在重理轻文的现象,也存在重课内书本学习轻课外阅读的现象,还存在重接受理论轻自我实践的现象,这些都是我们基础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学校能迈出这一步,已经相当不易,如果没有

家长及社会的认可,学校这只刚迈出的脚可能还会缩回去。
    北京社会科学院的上官木子老师也说,发达国家的基础教育对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国外很多国家的学校教育从小学低年级就开始训练学生收集、查找、检索、分析信息并结合社会生活按科学研究的程序写论文。这种研究性的写作训练与我国为应试而进行的作文训练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在研究性学习过程中,学生学会的最重要内容就是如何站在知识总体之上选取为己所用的知识,以及如何将所学的知识排列组合出新的阵容。其结果是,最初表现在阅读,写作、收检信息能力上的优势,最后表现在判断、组织、运筹能力上的优势。
    从这一点讲,我们的学校做的是多么地可贵啊,不仅兼顾了观察和写作,还兼顾了孩子们的各种能力的提高。但孩子们表现如何呢?孩子不会,家长为何代劳?为何不引导其一同探究?孩子抄同学的作业或抄《作文宝典》,说明他正有完成作业的强烈欲望,如果能引导其向完成作业的同学学习,一起探究,不是提高转变得更快吗?至于他上网搜索“然后剪剪贴贴大功告成”,这正是查索、阅读、组合、写作的正常过程啊,不是值得大力表扬吗?还有什么值得惊诧莫名的呢?
    作者玉娇在文中还说,那些作文题脱离了学生生活的实际,脱离了实际的作业,这会影响我们的未来。实际上不是“脱离了实际”,而是这样正拓宽了我们的学生生活,丰富了学生的视野,提高了学生的境界。学生没有视野的广度怎会有思维的深度。至于说这些作文题是“脱离了实际的作业”,那么是不是说让一年级的孩子把汉语拼音抄写的遍数减去一半,以前伏案到深夜,现在到“浅夜”让二年级的孩子少抄些简单汉字;让三年级的孩子少抄几遍老师课堂上的板书才叫作业?
    诚然不是的。什么样的作业才是合理的作业?这个有必要告诉我们家长,只要是培养孩子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不是简单的模仿抄写记忆的,能够给学生带来身心愉快的都应该值的肯定。例文中所提到的一些作文题,恰恰具备这些素质。
    至于文章最后把这类作文题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的新八股划上等号,便说“假大空的风气依然盘踞在学校教育之中,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的话,这只能让我们每一个教育者为现在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而感到悲哀。痛定思痛,我们只有把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结合起来,共同提高,才能全面提升民族素质。而现在迫切要做的就是要倡导一个怎样的科学教育观。希望我们大家都来思考,这样也许能找到一个好的答案。
    但愿以上内容不是盘踞在学校教育之中的“假大空”。
    只有在科学的教育观念下才能产生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教育评价体系问题前文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也只有产生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才能产生科学的教育制度。我们现在还是应试教育那一套,大家都深受其害,有切肤之痛(笔者认为它不久的将来就会退出历史的舞台),也不作多论。还是来看一看人们并不为更多人关注的课程设制吧。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的设置不仅侧重理论、侧重书本,而且是侧重少数几门“主科”。仅以目前小学的课程为例,除了“大三门”语、数、外和“小三门”音、体、美以外,还有劳动课、科技课、社会课、自然课等课程,这些被称为“副科”课程无论从哪一门来看都设计得很完美,不仅内容丰富、生动有趣,而且还包含了大量的动手的作业,但学生们被告知,这些课程中的大多数内容都因为缺乏足够的课时而不能讲授。语文、数学、英语三门课的作业也占据了学生的大部分课余时间。
    中小学阶段主副科的划分,以及在课时分配上各学科之间鲜明的主次地位,构成了学科的等级化,这种等级化课程的结果,必然影响学生知识结构的合理化建构以及各类知识间的平衡,也会影响学生正确认识知识整体,并导致群体偏科的现象,即将所有的学生精力集中导向少数学科,构成群体知识结构的整体性缺陷。
    上面两文字引自北京社会科学院上官子木先生的文章,无疑更具科学性,从中我们不难发现问题,其设置的目的和导致的后果,明眼人一看就知。
    在此课程设置下,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是如何编选教材的。就拿我们现行的语文教材来说吧。我们的教材里自然也不乏雄篇美文,但就其整体而言,体现出来的陈腐气息明显地脱离了我们的学生实际,也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为此,2004年春节,商务印书馆新出的一套丛书,被作为“压岁书”在北京推广。它的总标题是“青春读书课”中

学生系列人文读本。它就是由主讲这套丛书的编者——严凌君老师,在深圳育才中学讲了5年后,被深圳南山区教委向全区推广的一套严老师自行编的教材,它打破了国家主管部门教材一统天下的局面。
    无独有偶,早在严凌君老师之前,山东青岛的王泽钊老师,从刻钢板油印到胶印,直至一套150万字的《新语文》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不论书的形式怎么变化,但他编的这套书被学生深爱着这一点却没有变化。我想,语文教改要教的内容,也应该有教材改革的内容。他们两位老师为我们语文教育工作者作出了表率,已经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打破了教材的编定,必然要求我们打破原有的考试评价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总题就是如何看待我们一考定终生的考试问题。我们不能把评价与考试对等。新课程要求我们把握好三个维度,即: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与态度价值观的有机融合。考试对“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比较容易考查,而对“情感与态度”不容易关注。考试即使能考查“知识与能力”,但它所考查的对象也只是在学生的知识储备中、能力构成中占极其细小的比重,很难反映出学生综合素质的全貌。因此,考试只是对学生进行评价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决不是对学生进行评价的全部。我们决不能以单纯的考试成绩来论学生的优劣,对学生的评价还要从思想品质、自学能力、特长发展等方面全方位地评价学生,我们除了在微观上对学生进行量化评价以外,还要在宏观上对学生进行质的评价。二是把教学与考试指挥错位。过去教学围绕考试转,考试指挥教学转,考试就是方向灯,考试就是指挥棒。其实,从本质上讲,考试只是教学检测的一种手段,是教学的一种辅助形式,是教学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决不能把教学与考试本末倒置,使考试凌驾于教学之上:必须矫正自己的思维,让考试真正为教学服务,不能为考试而教学,而应是为教学而考试。为了真正达到考试为教学服务,教学为开掘学生智力,发展学生个性,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良性动作,我们必须在考试方法上、题型的设计上、设疑的角度上认真地研究与思考,注重灵活运用知识,多学科地渗透整合,多项能力组合链接。这样,我们的考试评价才能真正符合“课改”的要求,才能真正促动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刘辉平老师的这段话具有指出了教学与考试的真正的关系,对考试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在这里我还想借之发展一下。这样去认定考试的地位,实际上是拯救了教学行为,充分尊重老师在课堂中的主观能动性,承认他个人对教学的思考。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讲,实际上是教材的解放,既然如此,全国统一教材就没有一点意义——本来就该这样。而这样做的客观结果——也许是一些不愿看到的结果——学生得到了彻底的解放。没有学生的解放想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无异于纸上谈兵。但我仍不希望出现这样的客观结果,为什么我们不能先来个主观认识然后再来重新思考我们的考试制度呢?我想不仅仅是这个问题,我们教育界的很多问题都犯了本末倒置头痛医头的错误,比如对人文与母语的关系,必须要等到撞得头破血流之后才能认识到问题,但那个时候只怕已经难得糊涂了。
    让我们再来从教法方面谈一谈对语文的解放。让我们来看一段新课标里的内容: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也应是语文实践,不宜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这是以前大纲中不曾有过的提法,有着进步性。但我们对实践的理解太过狭隘,有人因为语言的中介作用,因为语言只存在于人的听说读写等言语活动及其成果之中,便认定只有从这个听说读写四个方面加以实践,并认定这是语文的唯一出路,是抓住了语文的本质。实际上,这就是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典型病症。不能因为我们要喝水我们就去制造水。语言它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广阔的生活,只有在广阔的实践基础上,才能真正地掌握语言。不能因为人们只看到现在中学生的语文素养很差就抓住字词句篇章不放,而看不到学生的情感因素。这恰恰是只追求工具性而忽视了语文的人文性,犯的是南辕北辙的错误。
    没从根本上解决观念问题就去谈教法,找到的总是落后的不合时宜的教法。因此我在此主张无为教法论,无为教法并不是无所作为的教法。尽管苏霍姆林斯基有把语文的本质看作是文学说的失误,但他对语文教学的实践中一部分内容却触及了“人文母语”的内核。他曾经说过,对于学生的智力发展而言,学校有两个教学大纲:一个是必修知识的大纲,另一个是非必修知识的大纲。必修知识的大纲是教师按教学大纲的要求传授知识,非必修的大纲是指学校大纲范围以外的一切知识。在这里我要

《浅议解放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