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地的社区所有，纯农户的收入困境，和农村的逆向淘汰趋势

府部门和私人部门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雇佣少数民族。这些措施大大加速了以黑人为主的弱势群体通过城市化和现代化融入主流经济的过程。所以，城市化决不是象中国这样将农村的强势群体抽走，留下弱势群体在农村中自生自灭。这样作，是违反城市化的真谛的。
　　城市化的过程是一个使通讯、交通、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过程。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弱势群体的生存条件变得更为方便和舒适。所以，市场经济中应该让农民中的强势群体留在农村与天地搏斗，而让农民中的弱势群体先离开农村。这样，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便能更好地分享城市的集聚效应带来的外部经济。城市化的过程会产生许多不需要很高学历，或者不需要强壮体魄，或者不需要强烈竞争意识的工作机会，例如保姆,家庭护理,公交系统的售票员和辅助人员，商店的售货员，清洁员,城市的环保工作者，各单位的警卫人员，大量需要的建筑工人,工厂所需的大量非熟练工人等等。这些工作并不需要农村中最优秀的农民来担当。由农村中淘汰出来的农民担当，既解决了他们的出路，又使留下的农民有机会扩大经营规模。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以市场机制为主（土地可以私有，自由买卖和兼并，内生型工业化和城市化），以政府和社会团体辅助弱势群体为副（帮助被淘汰的农民进城落户，提供各种社会咨询和服务），使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较顺利地完成了农业现代化。同时，由于农场规模得以不断扩大，农民人均收入得以不断提高。农民的境遇相对城市人口来说，避免了长期滞后，甚至每况愈下的局面。当然，土地兼并有时可以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想必很多美国黑人初进城的时候，有一个适应城市文化和环境的过程，受到各种歧视。但是，长痛不如短痛。现在再问美国北方的黑人愿不愿重新回到南方农村去，恐怕绝大部分会说不。
　　中国目前正好经历城市化的加速时期。如果能抓住这一机会使农地尽速私有化，不但会帮助中国的强势农民群体成为中国农业的中流砥柱，而且会帮助农民中的弱势群体更快地转移到生存条件更好的城市。这里，农地私有化将提供第一推动力，将农民中的弱势群体逐渐推出农业和农村。接下来，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引导，帮助他们在城市中安顿下来，并鼓励各种社会团体为进城农民提供咨询和帮助。这样，城市化的过程是一个吸收弱势农民而不是一个排斥他们的过程。陈志武(2004)指出,尽快推动土地私有制的另一紧迫的理由是,曾经在土地私有制下生活过的老农还健在。他们对私有制运转机制的记忆和经验,将大大降低实施土地私有制的成本。这是中国在土地私有方面可以做得比前苏联好的有利条件,不应该轻易放弃。
　　5．2全球化应是中国农业脱胎换骨的良机
　　中国既然决定将自己的经济体制改革成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那麽，其农地制度当然也应该和市场经济的要求接轨。农地的私有化不但是市场经济的天然要求，也是使中国的农业走向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内在要求。目前，中国农业面临加入WTO后的种种挑战。中国的农业结构是在千百年来，特别是最近几百年来闭关自守的状态中形成的。这种结构既不反映中国的要素秉赋，使中国的生态日益破坏，又无法实现农民收入的提高。所以中国急需作结构的改革和经营规模的调整。
　　要由现存的农业结构转换成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的结构，需要劳动和土地以及金融的自由结合。可是上文已经指出，农村的土地和金融都不是农户可以轻易得到的。离开土地市场的开放和现代金融的服务，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和生产结构的转换将步履维艰。这里，关键的一点又是农地的所有权。中国应该尽速使农地私有化，利用全球化的良机使中国的农业脱胎换骨，将农业结构真正转换到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结构上来。中国如果做到这一点，不但能大大改善生态，而且也能增加农民的就业和收益。
　　5．3有序推动农地私有化
　　现行土地制度有如此多的弊病，土地私有又会有如此多的好处，有什麽理由拒绝试验和推广呢？目前在中国从事工商业的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自由扩大经营规模，决定雇工人数，正大光明地发财致富，可是再能干的纯农户也无法自由地扩大自己的土地经营规模和雇工人数，不知为什麽大家会接受如此不合理的安排？
　　对农地私有的最普遍的担心是，农地私有必然导致土地兼并，能干的农民固然可以迅速扩大农场规模和经营规模，被兼并的农民不是要陷于悲惨的境遇了吗？这种说法至少已经过时。理由如下。首先，农民从农业中转移出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现在政府预测城市化水平今后每年能提高1％，相当于每年至少要让1300万农村居民进城。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这为较大量地吸收农民创造了很好的机会。第二，政府可以模仿美国政府对以黑人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优待政策，将某些城市工作机会，特别是处于政府直接控制下的政府部门内的某些工作机会保留给最不幸、最贫困的农户。第三，如果考虑到要控制农村人口进城的速度，以保证城市化的有序性，同时防止商业资本和官僚资本恣意侵吞农民的耕地，可以首先控制农户或其他用地单位一次购买农地的上限，并允许每隔几年放宽购买上限。对用以直接购买农地的贷款也可作滚动上浮的限制，直至最后放开。其次，对试图改变农地使用性质的买户，政府有关机构应严加审核和控制。
　　实行土地私有制后,要允许农民用农地抵押,获得贷款。大部分农民必定不会选择卖断土地，而是选择抵押土地以获得贷款，并且会千方百计赎回押出的土地。当然不能排除每年会有少部分农民选择卖断土地。这部分农民因而就不再和同村的农户争夺有限的土地。他们会带着卖地所得的资金进城，为城市化带来资金。其中一些农民必定会自己创业，不但解决自己的就业，而且会为其他农民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5．4土地私有制，圈地运动和城市化
　　15世纪后，英国曾经发生过圈地运动。由于新航线的开发和国际贸易的兴起，毛纺贸易带来了高额利润。一些贵族为了扩大牧场，开始了圈地运动，目标首先指向村社的公共用地。村社中的森林、草地、沼泽和荒地等，当时并不属于任何人所有。当这些公共用地被贵族圈完后，那些世世代代租种贵族土地的农民又被赶出家
　　园，以便将他们耕种的土地也变成牧场。由此看，英国土地贵族圈地时,一是将社区的公共用地占为牧场，二是为了改农地为牧场,大量驱赶佃农,收回自己的领地。
　　1980年代后，中国也发生一波一波的圈地运动，主要目标却是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耕地。尽管中央三申五令，还是禁而不止。地方官员，开发商，和村镇干部联合起来，以开发区的名义大量圈地。圈地之后，资金往往不能到位，造成大量耕地抛荒，农民流离失所。中國工程院副院長,院士杜祥琬指出，因亂佔濫用耕地，中国耕地面積近7年減少了１億畝。显然，农地的集体所有制对此无能为力。
　　为此，中央政府只能发起大规模清查，用行政手段大量撤销开发区。据国土资源部部长孙文盛指出，中国各类开发区到今年4月20日止已经撤销开发区3763个，核减开发区原有规划用地面积1.6万平方公里（2400万亩土地），开发区共退回土地1600多平方公里（240多万亩），复耕土地1100多平方公里（165万亩）。政府并决定对农地的征用制度加以改革，旨在保证农民的权益，并通过控制农地转非农用途的规模，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对此，我的看法是，如果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既不会发生如此耸人听闻的当代圈地运动，城市化也会稳步而健康地开展。首先，在土地私有制下，开发商必须单独和一个一个的农民打交道，不象现在只要买通村镇的个别干部。同时，除非能证明开发项目的公益性,开发商必须以市价充分补偿农民，因而出售土地的好处大部分会归农民，而不是落入村镇干部的手里。第三，防止干部的腐败，对廉政建设大有好处。第四，由于收购成本高昂,开发商不会在大批圈地之后又闲置不用。第五，城市化的过程真正成为市场引导的过程。除非农地转化为非农用地后带来的价值远远高于农地的价值，开发商是不会出钱购置这块土地的。因此，城市的扩大将是谨慎而稳键的,然而又是不可逆的。在实行农地私有化后，便可引入市场机制来代替政府的干预。政府只需要控制对农地转非农用途的审批（changeofzoning）。
　　VI．结束语
　　现行的农地制度既不能避免农户，特别是纯粮农相对于城市居民的贫困化，又不能防止大批无地农户的出现,并对农业生产的结构改革和现代化造成制度性障碍。这说明,现行土地制度既无法实现自己许愿的公平,又存在严重的效率顺损失,和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要求越来越不适应。城市化的过程已经成为剥夺农民权益的过程。在中央决定对农信社彻底改革的今天，更无法回避纯农户由于没有土地的所有权，连抵押品都无法提供的困境。所以，无论从公平的角度还是效率的角度，这种制度都不值得再留恋。实践是真理的判断标准的讨论给我们的启迪是，不是本本或条条，不是先验的意识形态,而是亿万民众的实践，才是真理的来源。而且,我们要捍卫的不是条条框框的不可侵犯性,而是农民利益的不可侵犯性。现行的农地制度试验了25年。实践表明，这一制度毕竟是过渡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弊端丛生,越来越不适应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要求。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地集体所有不但日益成为阻碍农户收入增长的制度障碍，而且日益成为乡村干部借以牟取暴利，导致无地农民铤而走险的社会动乱的温床。政府应尽速在典型的农区，特别是在主种粮食的地区，首先实行农地私有化的试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向全国推广。
　　中国目前正经历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高速发展时期，为农地私有化提供特别有利的客观环境。不管是否实行农地私有化，农民总会因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而加速流出农村。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希望什麽样的农民能留在农业部门，以便使今后的农业能够比较有活力，能够比较灵活地对国内和全球市场的变化作出反应？是比较能干的农民呢，还是因为哪儿都不要，被迫滞留于农村的农民呢？如何使得善于经营农业而又愿意务农的农民比较迅速地获得土地和金融资本呢？如何使得他们能够主要倚靠自己的生产而不是政府的补助获得平均收入,避免境遇相对城市居民的不断恶化。目前的情况是，即使农民流往城市，他们对自己名下使用的土地的处置令人担心。在农产品价格低迷的时候,许多农民宁肯抛荒，或留给亲人胡乱耕种，也不会退还集体，因为退包得不到任何好处。当政府决定补助农民,或当农产品价格上扬时,许多外出打工的民工又一窝蜂地回老家要回土地。另外,中国正在发生的土地细另化是基于非市场的原因,因而是无效的,正日益成为农业现代化的陷阱。如果允许农地私有，许多已经在城里落根的农民就会乐于将土地卖出，以便获得一笔启动资金。这就使种地能手可以顺利扩大经营规模以获得平均收入,根本改变目前纯农户的相对收入每况愈下的境遇。再次，随着农户平均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农民会追求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这会给中国的农机制造业和相应的农机服务业带来巨大的内需。而且一个有活力的现代农民阶层的出现，不但会使农村金融从此进入良性循环，还将使乡村的财政变得充盈起来，使地方政府更容易向农民提供公共财和其他服务。富裕而自信的现代农民阶层的出现，也是抵制农村干部滥权的最有效的途径。在农地私有化下发生的农户经营规模的扩大，意味着最有经营能力的农户日益成为农业和农村的中流砥柱。他们的经营能力，他们的眼光和胆识，将给中国的农业带来崭新的面貌。中国农业应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重任正是由这些企业家类型的农民来胜任愉快地完成的。他们不但为中国的农业和农村保存活力，也将为城市化和工业化送来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愿意将土地卖断的农民，不但有了进入非农部门的启动资金，而且破釜沉舟，断了一有风吹草动便重返老家的习惯，既可避免目前越演越烈的农村土地纠纷,也可使城市化成为一个稳健的,不可逆的过程。总之，农地私有化和城市化、全球化的结合，必然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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