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慧丽：我在兰考的乡村建设实验

有人理会。我刚去的时候，我说我可以找一个村子作为小康村的实验，于是记者就给刊登到《开封日报》上去了。那个村的支书，就来找我说，要搞试点就在我们村搞吧。我不知道这个村子基础怎么样，我想既然搞试点，就要找一个不是太好也不是太差的。而且搞也不是我要搞，而是人家要搞。既然人家支书都找来了，是人家要搞，那很好，也省得我跑到人家村子里说我要搞，村民就说这是给领导干的。现在这种情况很多。既然人家来找我，我没有考察，就说行，既然要搞小康村试点，就先搞个文艺组织，文艺组织搞好了再搞老人协会，老人协会搞好了再搞生态家园规划，然后我们村最好搞个经济联合体、经济协会，为村里的公共品开支提供一些帮助。我说不就是这么些情况吗？我当时就给他总结了一个顺口溜：“团结合作中的经济发展；绿色生态的生活家园，以人为本的社会和谐，群团多元的政治文明”等等。他们听了也很高兴，但是后来发现我这钱也没有，啥也没有。
通过一年的时间，从去年九月到现在，能敲出超一流的水平，其实他们真正地动起来是在去年的十二月。也就是说从去年的九月到，十二月三个月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在动，他们都在看着我。支书几次来找我说，何县长，你这个方法不对，我们村一没有很热心的人，二没有很有文艺细胞的人，所以说你这个文艺队建不成。他又说他在广播里播了三遍，最后才来了两个妇女，问道，你这个文艺队有没有补助？第一次我去他请我吃饭，他觉得对不起我，说农民素质太低，干点别的什么还行，干这个不行。我就给他举例子，农民跑到你那去，问你搞文艺给不给钱，这并不意味着农民的素质差。你知道我们有的大学里的老师怎么开会的吗？就是领导许诺开一次会给一百块。你说这谁的素质差？我的意思是有另外的方法可以做，你再试试看。我当时总的指导思想是：“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是歌唱家”。我说蹦蹦跳跳最舒服，最好是搞群体性运动，不管扭得有多丑，大家一起扭就不丑了。我就是这么一个指导思想，说你再试试看。他说不成，我也着急，我知道他没招了。当时正好是温铁军老师在宏福集团开一个新乡村建设研讨会，他的指导思想是你可以请一些人来，但是自己掏路费。于是我就带上了支书，还有一个经济能人，一个女的，每年光利税就交两三万，这个村子就两个；另外我还带了其它村子的人去，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待会儿要说的大李西村的人。我去大李西村考察的时候，村里的文艺队表演了节目。让我感兴趣的是，他们有三四十个妇女，她们跳“扇子舞”，有绣花的动作，有播种子的动作，有割麦子的动作，有晒粮食的动作，还有交公粮的、赶马车的动作，我特别高兴，觉得她们就是在歌唱她们的生活。像我这样从来不割麦子的人，就做的不形象。我觉得文艺就应该是这样和劳动结合。我把大李西村的文艺队长，和这个村的支书，还有经济能人，都带到宏福集团去开会。你想到北京开会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会开了两天，很热闹，见了很多象温铁军这样的名人。那两天在会上，那个经济能人站起来，说何县长怎么好怎么好，开展活动都站在雨里淋，我们看了很心疼。我们回去一定把这个事搞好。好了，我说会也开了——尤其是我把大李西村的文艺队长也叫来——回去就看怎么做了。他们想何慧丽把他们带到北京来转一圈，他们在火车上商量，再不做就真的是对不起何慧丽了。
于是人家回去就改变了工作方式。这个经济能人，首先就想到了这个村子里有一对退休教师，会说，能做工作，而且在毛时代他们都学过一点文艺方面的东西，要先请到这两位。这个刘变（即经济能人）呢，改变了工作方式，挨家挨户去动员，动员了一二十个。支书呢，他也想招——他的招比我多——他把这个在宏福集团开会的资料拿去，到乡里去作汇报，说何县长要在这里搞文艺队，你支持不支持？乡书记说好啊好啊，我给你买个大鼓。很高兴。这是个转折点，他们主动去内应外联。后来这个支书——因为这个村子在城郊，城郊很多有钱的单位占了他们的地皮，所以——就自己花了五百块请他们吃饭，人家都说为啥吃饭哪？先不说先吃。吃完了就说，何县长要在这里搞个啥，村里没有钱，你们都帮助帮助，一百不嫌少，一千不嫌多。那些人吃过饭了，反正几百块钱也不算个事，郭支书就这一下“捡”了一千七。那个经济能人不仅主动一家一户做工作，而且自己也捐了500元。有这些钱，大鼓也买了，小鼓也买了，腰鼓也买了，彩带也买了。这是个铺垫。我把这段叫做从外发力量占主导，到某几个关键的内发力量占主导。比如说郭支书们，刘变们，这都是几个关键的内在力量。
那后来为什么就成了高水平的腰鼓呢？他们在大李西村的教练两天的义务教授下，在本村张老师等人的努力下，简单地学会了几个敲腰鼓的动作。刘变是个企业家，县里有领导来检查她厂子的工作，于是她就自作主张，不管你们敲得好坏，到我厂子门口来捧个场吧。就在门口正敲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老师，那个老师是中原油田的工程师，63岁，最会打腰鼓，最会当教练，一看敲得不像样，就说你们就这水平还在大街上敲，也不嫌丢人。正好村子里管这事的一位老先生，跟他认识，也不大熟，就说你要能敲的话，你教我们，反正我们没有工资给你。那教就教。衡老师的出现是个关键。因为衡老师有着毛时代的那种人品，就是敬业，干啥事也要干好；另外他是个退休工程师，每月一千多块钱的退休金。那么他到村子里去教，风雨无阻，每天下午准时二点半到。一不喝陈寨村的茶，二不吃陈寨村委和村里人的饭，三不要工资。这种精神感动了那些妇女们。大家想想，不管你是专家教授，你试一试把村子里的妇女们组织起来，看有多难。农村的妇女很特殊，她们的时间被分割得很零碎，有的不愿意抛头露面，去敲腰鼓，人家都嘲笑她“上班去了？”，回来了都说“下班了？”还有呢，丈夫不愿意，孩子要上学，要养猪要养鸡，还要种地，哪里来的功夫？所以，首先是有衡老师这样的毛时代的人的存在，使她们觉得不敲好就对不起衡老师。我常常想，如果衡老师是何慧丽弄五千块聘的，衡老师有没有敬业精神？打个问号。还有，那些妇女们会不会被衡老师所感动，也打个问号。最后这个腰鼓队的效果怎么样也得打个问号。所以我把这个第二阶段叫做老师和学员心与身的投入。
从衡老师的角度，是跟大家以心交心。衡老师说，和大家在一起我不讲究，我到村子里去跟村民说，我是个农村人，从小在农村长大，只不过比大家幸运，成了城里人。人和人是一样的，我不要任何报酬，自带茶水，不让村里招待，自己备烟抽。如果大家想回报我，只要大家玩得痛快；将来在哪碰到我还认得我，还觉得我曾对他们有用就够了。衡老师说，我注意教学方法，我有教人的经验，我很守时，我善于和人打成一片，经常和大家开玩笑，大家就会觉得是自己人，就不拘束了。打腰鼓手的动作复杂，你那个弟妹动作不对，不好意思让我动手纠正，就把大方的人拉到她跟前让她看；现在好了，慢慢跟她熟了，听你了。现在我的眼睛一瞪谁，谁就知道错了，谁的胳膊也都随便我扭。每一个动作我都表演两次，张老师等人认可了，觉得大家可以学会才学的。我抓典型，万事都有头，抓住了头一切都好办。衡老师说，那二三十个学员里，它是有中心的，那么中心点，比如说刘金梅和张桂花。刘金梅当过老师，原来敲过，大家听她的，她有号召力，我要是不在，她管技术指导。张桂花上学时学过一点，掌握动作比大家快，大家也看她的。还有几个铁哥们，如桂花和凡平，她们没敲腰鼓时就是打牌的朋友，要敲腰鼓了就一块来了。我的口袋里经常装有糖果，敲腰鼓的人中有小孩太小走不开的，训练时只要给小孩一颗糖果，那小孩就乖乖地听话走到一边去。
从学员方面，敲腰鼓有无穷的动力。首先，衡老师为人干事的作风深深感化了大家。无论是技术指导的经验，还是对村民的热爱，她们从来没见过一个外来人，对待她们就像对待亲人、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真诚。大家不好意思不学好，不好意思迟到早退。其次，这套敲腰鼓的动作花样和鼓点确实好。一开始觉得太难，后来发现越学越有学头，既学到了一门好看好玩的技术，又全身上下得到了锻炼，还感到心情舒畅，使时间过得有意义。再说，引发了人的上进心。一个村子的人，大家一起学一个东西，人都有面子，如果学不好了怕家里人、村里人说自己笨，于是就比着干，争先恐后。在学习中有许多动人的故事。陈爱琴，家里养着无数的鸡、猪、鸽子、鹅、鸭，还有三条狗，小孩还要上学，爱人在炼油厂上班，还种着八亩地，农忙时每天打药十几桶。但是，一天不缺；不但自己一天不缺，还动员爱人业余来学敲大鼓，现在已经学会了。鲁巧玲，由于家里忙，小孩太小，不是每次都到，怕学不会，在家里自己练。做饭时，把饭锅搭上后，利用到饭熟的一点时间，拿双筷子敲一个桐木做的小凳，边想边敲，两个月下来，那凳子上全是敲下的小坑坑。另外，在训练期间，腰鼓队有过无数次的实战表演。郭支书也特别高兴，写个旗子叫“城关乡陈寨村文艺队”，谁家有事都叫去，乡里有事也叫去，敲得非常好。
那么敲腰鼓对大家到底有什么作用？第一，锻炼身体。里面有两个偏胖的妇女，平日里就打麻将，走路都头晕。现在这两个胖子打得都非常好，有个阶段脚都肿了，鞋子进不去，这个阶段过去之后，就不用吃降血压的药了，现在身体非常好。有一个人，除了打牌就是睡觉，现在没事了就想敲鼓，以前的颈椎病、腰腿病、浑身没力啦，一打起来都忘了，都不疼了。第二，改变了以前没有意义的生活方式，拆散了五到六桌天天打麻将的人，让一些平时所谓的闲人有了有意思的事做，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第三，腰鼓是个集体活动，一个人敲得不好，集体就不好看，是个艺术运动。这套腰鼓动作有武术动作，还有舞蹈动作，还有戏剧动作，非常漂亮。那么看的人高兴，敲的人也高兴。这是一种精神依托。你想想，农民从来都是看别人、羡慕别人，你想想，你把你的风格展现给别人看，觉得你给别人带来了意义，那这是什么感觉呢？那么腰鼓队的成立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些问题，我们认为农村的问题不仅是个增收的问题，农村有一些真实的需要，比如说对文艺的需要，都被虚假的需要给掩盖住了，掩盖掉了就成了郭支书跟我说的，“没有热心的人，没有文艺的人”。农民身上有很多的潜力，包括一开始只是胡扭，胡扭呢后来到二三十人就开始学敲腰鼓，腰鼓学到高水平之后，她们又会唱歌了。刚开始时，郭支书告诉我，他比我何慧丽更了解村里的情况，村里没有谁会唱戏会唱歌，现在人家就会唱戏，河南梆子、豫剧，唱起来气冲头顶，唱得非常好。还有呢，她们学会了腰鼓快板，另外我给她们带来一些歌，《团结就是力量》、《幸福在哪里》，人家唱得有板有眼，一点不错。人家现在会唱歌、会唱戏、会敲腰鼓，人家还会扭秧歌。也就是说这些都是农民身上真实的潜力。另外在敲腰鼓过程中锻炼了他们合作的习惯。刚开始，喇叭喊了三遍，还没俩人报名；后来呢，说是八点钟锻炼，十点钟人才来齐；现在呢，说七点半到场，他七点二十就到了，这就是组织性。
我所感兴趣的不是一开始不被人理解，而是如何从以前的散漫性、没有组织性、怕被人笑话、什么也不会，到后面的非常自信地来展现自我。我很在乎这个过程。那么到底在农民合作中，哪些因素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这些关键性的作用包括钱、人、事。谁来培育和寻找？如何培育和寻找？她们敲腰鼓呢这一半年已经赚了无数的钱，光我的钱就赚了五百。我请人家到别的村子去打，我少的钱最起码给人家路费，人家去二十个人，一个人补助十块；多的时候就是我上次搞个大型活动，在另外一个村子搞经济合作社，让她们去凑热闹，给人家三百块。有点积余的，人家除了路费还吃顿饭，高兴高兴；还有点积余的，就买个录音机，买点磁带。那么现在呢？在腰鼓队培养了农民的合作意识的基础上，我们打算在陈寨村搞经济发展协会。所以我这个小康村的标准，不是一些专家提的指标，我就是根据现实来的。农民们有些群体性活动，接下来就是要搞“陈寨村经济发展协会”。我很想以这些敲腰鼓的三十多个人为基础，小的目标就是组建一个以妇女为主体的经济联合体，随便她们想干啥；大的目标就是说，陈寨村的经济能人还挺多的，给他们搭个平台，让他们赚一些钱，搞一个种植养殖方面的协会，或者是以资金互助为主的经济合作社。现在已经有四十多个人入会，我已经让她们组建一个筹委会，在搞这个事情。这个文艺队的个案的经验就是：从外发力量占主导到某几个关键的内在力量占主导的铺垫阶段，也就是说它热闹是出现了衡老师之后，但是在衡老师之前呢，那是很痛苦的铺垫过程。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老师和学员心与身的投入的具体培训和实践阶段。最后我在想，表面上一盘散沙的农民，要组织起来，要体现自己的存在，要活出自己的一种精神来，小到组建一支文艺队，大到成立一个经济联合体，这个故事也许能够给我们一点启发。这是第一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就是阎楼乡大李西村成立了老人协会这样一个促进社会和谐性的组织。
大家记得我刚才说过的阎楼乡大李西村有一个文艺队。当时大李西村文艺队队长是一个43岁的人叫白丽。把该村文艺队带动的除了她还有一个叫赵凤兰的。我想为了便于大家记忆，把她叫赵大娘。大李西村能有文艺队与赵大娘分不开。赵大娘今年67，也是毛时代的人。赵大娘一辈子特别坎坷。她的一个儿子成了大气候，据说是海南一个汽车公司的老总。赵大娘在农村养育这么一个儿子不容易，她儿子也觉得他妈挺辛苦的，带他妈到海南去玩。赵大娘去了，觉得怎么城里的老人就过得那么好，我们乡下的老人为什么不能跟城里的老人一样找乐？城里的老人都在公园里练太极拳，跳舞呀，农村人为什么不行？她儿子给她一些费用，她就去买了一些东西，自己就把大李西村文艺队组建起来了。当时她组建文艺队，里面有老年人也有中年人，年轻人等等，是个大杂烩。后来我去了之后，我说，赵大娘，大李西村是个桐木板材加工村，比较富。在这个富的基础上，咱是不是搞个老人协会？她特别高兴。这个老人协会是今年七月二号成立的，这个老人协会我并没有操很大的心，但是他们发展的特别好。
我就简单说说它是怎么发育的。除了白丽跟我到北京宏福集团培训过，老人协会没有一个人出去培训过。赵大娘是个关键人物，她在毛时代当了20多年的支书。她现在老了，她经常想儿子给她的钱她一个人花得很没劲，她觉得一个人富不是富，大家都快乐才是富。像她们这种人，特别热心公共事业，乐于奉献。她到我那去，我说你组建个老人协会吧，我给她讲老人协会有多好有多好，意义很大。她从我那听了一套话，就回去操作去了。第三天她就说老人协会的领导机构已经选出来了。她说她挨家挨户都通知了一下，大家都投选票，人都选出来了。《大李西村老人协会概况》里面写有会长赵凤兰，副会长白丽等一群人。我说，你怎么这么心急呢？连选举这样大的事都不告诉我。我说这个老人协会必须都是55岁以上。她说大部分人都是55岁以上。但我发现她这个机构里面像白丽43岁，我说你为啥把她弄到领导机构里？你这不是不纯粹吗？她对我说：“你做农村工作没经验。

《何慧丽：我在兰考的乡村建设实验(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