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慧丽：我在兰考的乡村建设实验

        何慧丽：我在兰考的乡村建设实验
一、解题
记得我去年十月第一次来这儿是一群人来探讨“我们能为乡村做些什么”，当时我做了一个发言，题目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自白，一个挂职副县长的自白”，主要的意思是说：知识分子如果不与国情和常识相结合，就是黑板上养猪，实验室里种庄稼。一个知识分子到乡下去首先不要认为你能做什么，而是应该先谦虚反省自己，是向基层的干部和群众学习什么。后来那个文章发到了网上，朋友打来电话，说那段发言网上倒处贴，我们农大的校长和书记都看了，那么我想应该是你们的功劳啊。今天我在这里要做的不是反省，而是要更进一步。人不能在屋子里反省，因为人是反省不完的，必须在做，但是这个做不是你用理念来支配谁，而是你从外面带来的资源和农村精英们一个互动实践的过程。今天我要讲的就是我在兰考用我这个外来者以及我所能调动的外来资源与农村精英们互动中产生的整个过程，以及这个过程所给予我们的一点启发，这是第一个解题。
第二个解题是我为什么去兰考？第一个原因是有个偶然的机会。是去年农业大学要和开封市搞一个“市校共建”的项目，这是为数不多的新鲜事物。以前听说过大学与试验点所在县的共建，但从来没有过一个管着“五县一郊”四百多万农业人口的农业大市与中国最好的农业大学的联姻合作。这是一个制度创新和良好机遇。这个“市校共建”的项目中，有一个就是从农业大学选派一些所谓的德才兼备的，尤其是那些有技术才能和有项目的老师、博导、教授，到乡下挂职副县长。有这么一个机会，当时我觉得自己条件不利，当然书面上的总的条件是够格的，象“拥护四项基本原则”啦，“有博士学位最好”啦，这类的东西。但我想我有几个不利因素，第一我是学文科的，第二我没有几十万几百万的项目，还有我是女同志，而且年纪也比较轻。但是我要去争取。为什么要争取呢？自从我97年7月到农业大学，到去年2003年，我都干了些什么呢？除了成家生孩子，我还考了北大的博士，应该说很不错，我还幻想着能从北大到美国去留学等等，应该说路还是挺顺的。但是我在北大听课，越听越困惑，因为我发现，很多非常有名的专家学者，注重的大都是脑子里逻辑的多元性和学问的精致性，什么自由派、左派、右派。我们这些一无所知的人听过以后都会为他们所感染，但是感染以后感到的是空虚，因为他们那么多的理论流派，又会讲洋文，又聪明绝顶，觉得自己跟本就只有景仰的份，永远也够不着。我是越来越困惑，我到底是出国留洋呢，还是下到基层？我想我应该走另外一条治学路径。演讲是听不完的，书也是读不完的，我应该自己去试试，到乡下去。所以到兰考去的第二个原因是，我要走另外一条治学路径，要进行实地调查，要从国情和常识出发。我唯一可以骄傲的是我是农民的子女，是从山沟里走出来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经验积累和资本。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吧，反正我就去报了，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挑选的，大概是觉得选了那么多工科的理科的，要一个文科的也不错。我博士还没毕业，还是个博士生，反正就这样阴差阳错地去了，被分到了开封市的兰考县。这是第二个解题。
还有第三个解题。我还得从理论上讲讲为什么要搞乡村建设。这是我在兰考搞乡村建设的一个理论支撑点。大家把纷繁的理论观点理一理，到底有哪些是对中国的普通平民有用的。凡是稍微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什么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业化没法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这种以市场为主导的工业化没法成为三农问题的出路。学过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只要是工业化，它必然伴随着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生态灾难、压迫剥削和世界战争。美国不是号称民主吗？可当初就是用不民主的方式把印第安人都赶尽杀绝了才实现工业化。这不是我们今天要展开讲的，但是我们如果以那种工业化为效仿，而且觉得现在处于转型期，没办法只能牺牲农民，那么我们要告诉有这样想法的一些人，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极多的、资源极少的、发展中的国家搞工业化，既不能对外殖民，也不能搞种族主义，只能靠内部剥夺，也就是第二第三产业吸取小农剩余，用这样一种办法实现工业化。政府从80年代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实现不了，就改称21世纪初，可是现在已经到了2004年也没有完全实现，反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生态灾难等等，后来又有了一个说法，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如果你光看报纸，会觉得这样挺好，但是想想我们还能剥夺谁，到乡下看看。所以既要实现“现代化”和“全面小康”的目标，又要面对社会态的灾难（两极分化等等）和生态灾难（20年来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还有心态的灾难（大家谁还信谁呢？）；这里面存在一个张力。我们认为一方面是“歌舞升平”，另外一方面对本土三农不利的事实确实存在着，这个不利事实的存在必将影响亿万中国农民的长期福祉。总之，工业化无法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现在的一些问题就是在工业化所产生的张力中产生和暴露

        的。我们要打破工业化阶段的神话。有的人说这是必然要经历的阵痛，只要跨过去就好了，但是我想对于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恐怕就不仅仅是阵痛了，而是长时间的动荡。这里有一些数据。就算每年成功转移五百万，到2030年至少还有一半人在乡村，到时十六七亿的人有八亿在农村，那么我们倒要问问持工业化阶段论的人，这八亿人在城市要耗费多少能源，我们已经是仅次美国的第二大石油进口国，这些人在城市里要排放出多少垃圾和废物？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有生活在农村的另外八亿人怎么办？现在的农村已被破坏得相当严重。那些个臭水沟，路坏了没人修，老人没人管，那些被市场刷下来的妇女儿童。有的人去城市打工，现在还能挣点钱，但是那么一点根本不是钱，只有到农村花才算点钱。等到女的三十五岁，男的四十岁，只有不到百分之零点几的人当上了老板，成了城里人。这个阵痛能不能过去？我很难说不能，但至少持怀疑态度。说工业化转移剩余劳动力使农村人口只剩下百分之五百分之十的，那是在做梦，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
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要打破权力的神话。相信权力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人会说共产党做得太差，政策不好，认为制度、政策是万能的。但我认为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并不是充分原因。什么制度也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少的资源，想要解决现代化所形成的张力什么制度都很难。其次还要打破市场的神话，就是认为靠市场可以解决三农问题。迷信市场的主要是自由主义那帮人，但是我们仔细看看，被市场扔掉的那些东西，难道他们都不是人吗？看看老人、妇女、农民，中西部地区这些剩下的不能进入市场的人，都是被市场扔掉的人，不是市场不够进步，恰恰是因为市场根本不涉及进步。
总结一下，一是要打破工业化的神话，二是要打破权力的神话，第三还要打破市场的神话。这样剩下来的是什么？只有新时期的乡村建设。我们进行乡村建设的理论前提就是如此。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认为三农问题可以根除。没法根除，但是我们可以缓解，可以改良。所以解决三农问题既不需要现代化派，也不需要革命派，我们要的就是渐进改良的乡村建设。我们并不迷信乡村建设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可以试一试。
另外还有一个解题。搞乡村建设面临着做什么的问题。首先就要城市的强势群体做出让步。第一，要免去农业税，而不仅仅是进行税费改革；第二，要将工业化过程中征用土地的收益还给农民，建立土地基金，给无地农民提供社会保障；第三，在免去农业税的同时，配套裁去1000万农村县以下干部，从根本上减轻苛捐杂税的困扰。如果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工业化不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反而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果城市强势集团也不愿意活在人人自危之中，那就必须做出让步。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要求乡村的精英分子站出来，成为农村自组织的核心力量，为农民利益服务。在城市化进程中，总有一批人不能到城里去，他非常了解乡村的常识，每个村庄都有一批这样的经济精英、文化精英、能人，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怎样搭一个平台，让这些不同年龄不同领域的精英聚到一起，想一想，他们的子孙后代只有极少数才能进到城里去，绝大部分还是要生活在村庄里；想一想，几十年后他们的经济状况就代表着整个村庄的状况……让他们仔细想一想，就能抚平浮躁的心态，静下心来，蹲下身来，来把乡村的生态改良一下，社会态改良一下，心态改良一下。这些乡村的精英分子团结起来，组建成自助合作组织。这个自助合作组织的作用，往小里说就是提高农村的经济收益，增收节支，让农村经济的增量留在农村，而不是随着市场的吸血管流向城市，流向北京上海。往大里说就是提高乡村的文化氛围，增强乡村的凝聚力，为生活在乡村的人提供一个符合乡村自己的文化系统和价值系统。农村里的人会想我们虽然没有钱，但是有青山绿水，有很融洽的人际关系，总之与城市相比各有好处，让大家感觉到这是自己的社会，有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而不是麻木感、疏离感。
那么我搞乡村建设实验的方法论是什么呢？这是最后一个解题。到了兰考，我很困惑。我想我一个女同志能干个啥，县里的领导把我当成个客人，开封市领导要我能招商引资最好，不要沉浸于事务之中，也没有给我“分口”，所以我是一个最没有权力的县长。但我是一个最大的自由分子，能专心地干自己想干的事情。招商引资就是希望来一个大老板办一个厂子，通过自外而内、自上而下的办法，靠外来力量把本地的资源重新整合起来进入市场。但是我想招商引资之外有很多事，之内也有很多事，其效果也不是我今天在这里所要评估的。我想我搞乡村建设是要走一条与招商引资思路不同，但是目的相同的路子。我是想通过自下而上地、自内而外地激发内力来做一些事情。如果兰考的招商引资是要兰考好，我也是要兰考好。但是在方法论上，我不相信使兰考的人民就业，增加兰考的财政收入的办法就只剩下了招商引资。我是学社会学的，我不迷信单一因素能怎么着，但是我深信一群因素一起作用能怎么着。什么是一群因素？比如说人是个经济人，更是个社会人。兰考的人对兰考有感情，我不能想象一个外地来的干部，能对大李西村，对贺村有感情，但是贺村的人，大李西村的人就会有这种深厚的感情。所以我从来相信人是社会人，是感情人，当然也是理性人。我这个指导方法论就是说实际激发本地人的能力，那么我就是把他上纲上线为一种不同的路数。毛主席就说过，人民群众有巨大的潜力和创造力，你得尊重基层干部的首创精神和宝贵经验。我想去发动他们，让村民觉得，村庄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是自己的事情，而不是给他钱他才干什么。这是我在兰考的一个方法论指导。
接下来我还要再解释，为什么要在村庄里搞试验呢？因为不大自信，怕失败，也觉得自己根本不是个啥，所以搞的只是一个小试验，不是一个乡的试验，一个市的实验，而仅仅是一千多口人，两千多口人，三千多口人的村庄的实验，是个草根实验。一个说它是小范围的，小对象的；一个说是试错的，我从来没想到他会成功，是改良、渐进式的探索，也许他会失败，会不成熟。因为我这都是另类的作派，一开始也没什么人重视。后来开封市与中国农业大学共建办的同志见我在乡下做了一些事情，答应给我五千块钱，这是我特别高兴的事。总之，我搞这事，从浅了说就是搞活动，每次活动我都低成本地搞，把这个村子里的人拉到那个村，进行村与村的结合，我每次只要给他们掏些路费，一百五、二百的，再加上大学生的参与，就是一个活动，大学生也不要我钱。从深层次说这些试验是制度创新，是发育农村组织，就是我刚才讲得那一堆大道理。再深一点地说，就是要为解决三农问题从实践中支点招。
二、案例
下面我要讲第二部分。具体地讲，是讲我在乡下挂职这一年里，在我的外引内联下，几个村庄里所发生的几件事情。其实我干了无数的事情，而今天给大家汇报主要是三方面的事情。
我们不是关心三农问题吗？“三农”问题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你要八九亿农民大幅增收，这不是神话就是鬼话。除非你给他构建一个平民文化系统。所以从这个终极意义上说，我认为农村的文化建设既是开始，也是归宿点。说是开始，因为熟悉农村的人知道，农村人就喜欢热闹，和城市不一样，你干啥事都要从热闹干起。说也是归宿，因为我们得从另一套对农民生活有用的文化上重塑农民。就像我们在乡下搞活动，我们的口号是“劳动光荣”。“劳动光荣”呵，这是个文化建设，现在谁喊“劳动光荣”？劳动都是迫不得已的为了生计的事情。现在是享受光荣，资本光荣。但这对广大的劳动人民不好，所以我们是“劳动光荣，文化立村”。不是你经济好就行，而是还需要一种互助的文化，团结的文化，增进村庄凝聚力的文化，我们是“开发民力，建设家园”。所以我要讲的第一个案例是城关乡的陈寨村，建起了腰鼓队这一文化组织。我很自豪的，那个水平是超一流的，虽然这不是我建的，而是我们一群人建的。我去年去那个村子，可以说一点文化活动没有，现在训练以后，在兰考县是超一流的腰鼓队。我还要谈一下社会性建设，这是我们学社会学的提出来的。现在从中央到地方不是讲要社会和谐吗？我想要组建老人协会。这个老人协会是属于经济建设还是文化建设？两个都不像，所以我们干脆把它归为社会和谐性的组织，也是在农村老人身上最好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社会性组织。所以第二个案例是阎楼乡的大李西村成立了老人协会，这一促进社会和谐性的组织。三农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农民朋友如何团结起来、合作起来组成互助合作社，使他们有能力对接科研单位，对接市场。所以我今天还要介绍一个案例是在兰考县架子乡的贺村，成立了发展合作社这一综合性的经济发展组织，目的就是要使一些村庄的农民尽可能的合作起来，在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对接科研单位，对接市场。这是一个案例，主要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缓解经济问题，解决农村的增收节支问题。
下面我就以成立的先后顺序来介绍。因为你想让农民合作起来，你得让他们先有合作的感觉，要培养他合作的感觉，首先不是从经济开始的，而是从文化开始。所以我给大家汇报的第一个案例就是城关乡的陈寨村，建起了腰鼓队这一文化性的组织。这个案例我写了一篇文章，就叫《陈寨村建起了腰鼓队》，登在了《中国改革》的农村版的第四期，文章特别长，人家看了说就像看小说一样。下面我就跟大家简要介绍一下。
组建这个文艺队时一开始就是我一个人在忙着张罗，嘴巴说烂，很少

《何慧丽：我在兰考的乡村建设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