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1）

（2003年1月27日上午）

今天要讨论的题目是大学英语的现状、回顾、总结。在座的很多人都是多年从事大学英语教学的，而我只教过半年，那时刚刚大学毕业，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是40多年了，没有什么发言权。我想讲讲当前关于英语教学中的一些我所认为是“误区”的东西。别人也许认为这些是正确的东西。不过这也没有关系，可以讨论嘛。但是我看是一些误区，这些误区的要害或者说是关键来自于一个源头，就是没有把外语教学看成是一门科学，好像化学、物理、历史一样。作为一门科学，它有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在每一个国家，它有一支很大的从事这项工作的队伍。它有它的学术团体、学术刊物，而且它的学术地位在全世界的大学里都得到承认，如可以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如果不承认它是一门科学，那么谁都可以拍脑袋想一想就去干。这在外语尤为突出，因为很多人都和外语沾边。现在有很多领导，副总理、省长、校长都学过外语，谁都可以按照个人的经验、想法，对外语教学发表意见。这也没有问题，因为外语实际上有很多用户，有很大的市场。可是不要忘记它是一门科学。它总归会有其自己的专业性和发展历史。有人写了一本书，叫做《语言教学的25个世纪》，就是语言教学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有悠久的历史。可是因为我们不是把它作为一门科学来对待，决策就欠科学性。

比方说从小学外语。刚刚（清华的）李（瑞芳）老师讲了，哈佛大学的教授最近讲到了这个问题。美国Carnegie-Mellon大学的心理学教授McWhinney最近从台湾到广州来讲学，他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从台湾到大陆你们都追求从小学开始学外语？我很难给他一个答案。从小学外语，我们现在已经作为一个决策，但我不知道这个决策是怎么作出的。最初是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后来到了三年级。在广东地区，好多小学从一年级就开始，甚至搞到幼儿园，甚至是胎教，因为有的人说小孩子还未生下来就应该学外语。反正就是越早越好。实际“外语从小开始”这个问题，联合国教科文在二次大战以后在德国汉堡连续开过两次国际会议，专门讨论应不应该从小学开始学外语。这两次会议最后有一个结论，是由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作的，他说儿童是否比年纪大的人学得快些和好些，“还没有一个满意的答案。”还有几条结论。一个是从小学外语对别的学科会不会有影响？当时参加会议的人说，虽然有影响，但影响不大。第二个是从小学外语，学生的发音可以培养到接近于本族语说话人的水平。这两点好像是支持从小学外语的。但是相反的意见也有几点，一个就是小学开始学外语，在语音方面是有好处，但是除了语音外，词汇、语法和其他能力的增长是跟年龄的增长一起增长的，也就是一直到二十几岁。这和人的认知发展有关。第二个是虽然从小开始学外语有利于语音学习，但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教学大纲要求把学生的语音提高到接近本族语说话人的水平。第三是，要做到这一点，老师必须是本族语说话人，如果不是的话，怎么能把学生培养成接近本族语说话人的语音水平呢？从当时的世界情况来看，是不可能做到所有的小学都请英美人来教。到那个会议为止，全世界的国家从小学开始学外语都是在试验阶段。都没有说要在全国推广。我觉得这是个误区。试验可以做，但是不能一下子叫大家从上而下地都来做。因为我跟他们这些制定课程计划的人谈过，我问他们：“你们有没有到山区去作调查？”那个地方不要说小学，初中都没有办法教英语。他们说有。我说：“那你们为什么要提出来呢？”他们说这个计划要有弹性，要有先进性。做不做到是另外一回事情。先提出来，他不能从小学教也无所谓。这也是一个制订教学大纲的误区，大纲是有弹性的，可执行可不执行的，那么这个大纲就没有用了。

第二个问题更加严重。当前有的叫做“双语教学”，有的叫做“全英教学”，而且有倾向推到中小学。反正就是要用英语作为授课语言。我觉得这也是个很大的误区。我记得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时候，当时教育部的傅克司长带我们到香港。那里的华人教师协会就找我们去座谈，跟我们提意见。当时我国开了一个由周扬主持的关于外语教育的大会，会上廖承志作了一个发言，他说他个人有一个经历，他的英文和日本语都是在岭南中学里学会的。教会学校的经验可以参考。我们去香港的时候，这批香港教师对廖公的那个讲话有意见。他们说你们没有必要在中学教英语。我们香港已经有一个很严重的教训，香港60年代以后推行普及教育，设了很多新的学校，这些新的学校都向那些贵族学校看齐，都用英语作为授课语言。结果导致了从60年代以后整个香港教育质量的下降。因为要求老师用英语讲授别的学科，比如说讲数学，结果老师也有困难，学生也有困难。学生数学也没有学到，英语也没有学到。导致了不仅仅是英文学不好，而是整个香港中学教学质量的下降。当时还发表了一份调查香港为什么教学质量下降的报告。最近我去香港，还跟他们教育处的人要这份报告。他们说他们有印象，因为他们都看过，并且答应帮我找。我想给我们的领导看看。这份报告就是要搞清楚香港为什么教育质量下降，后来导致香港推广母语教育。他们说我们已经有这个教训了，你们现在还在做。在广东我不知道有多少学校是以香港学校为模式的，向香港看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决策问题。……我的意思是，条件成熟的可以试试，或者你有个外教，可以让他来教。但是要在大范围推行它，就有问题。现在我们有一些从国外回来的教师，他们中间一部分人也许可以用英语讲一些专业课程，但你仔细听起来他们大多数的英文还是不行的，他们毕竟不是学英语出身的，讲出来的话都是Pidgin English。这样对学生的外语学习也没有太大帮助。但是也不排除有少量英文讲得很好的老师，他们英文和专业都能讲得好。这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是你如果全面地要求大家这样做，甚至在普通教育中都这样做，可能就行不通。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用母语和外语授课，信息量是不同的。

第三个问题，我们现在总是说我们的学生是“聋子英语”，“哑巴英语”。这无非是形象地说我们的学生听力很差，口语很差。我记得我们提出这个说法是在60年代。当时搞听说领先。但是我们现在首先要正确评估学生的听说水平和它的重要性。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国家没有英语语言社区，不同于加拿大或别的什么地方。学生接触英语的范围很小。在这种情况下对听说能力究竟应该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我觉得不应该有太高的要求。为什么呢？因为作为学了几十年英语的老师都知道，如果我们长时间没有机会讲的话，我们的英语很快会“生锈”的。那么你怎么能要求学生在听说读写各方面都流畅呢？实际上不大可能。就是流畅了，如果你不用它，它也会变得不流畅。不是说你流畅了，过关了，就永远都流畅了。没有这么一回事情。中国本来就是这么一个条件。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人基本上能读、能写，也能听懂一点，那么，他到国外去就能够习惯，跟讲英语的人接触，很快就会学会英语的。能够培养出这样的学生，我觉得也就可以了，因为他们还有自己的专业。这是我们往往忽略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往往忽略的问题是，要培养的语言能力与学生所花的时间是成一定比例的。你给他多少时间，让他在这个时间里边培养出什么能力，这两个东西之间是有密切关系的。就学习英语而言，我们给的时间就那么多，在大学一、二年级里每个星期也就这么一点授课时间。在这么多的时间里，你要他达到这个能力、那个能力，行不行呢？时间是个很强的因素。有一个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很多实验都说明，你在什么方面用的时间最多，什么能力就是最好的。听说能力的训练，你不给他时间，你就训练不出来的。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的。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对大学英语不能象对英语专业那样，有那么高的要求。英语专业毕业出来的学生也不见得听说能力就那么好。大学英语在这么短的时间也不可能做到。当然我们不排除少数学生可以达到较高的水平。我们不能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培养他的听力，但是你又不给他时间，你怎么培养他的听力呢？如果听说能力对某些人确有实际需要，就给时间加强训练；但是全民的英语听说能力（体现在普通教育里）是否都有那么高的要求呢？总之，我们对能力的要求要纳入教学计划的时间框架里边来考虑，而不是离开这个空谈提高这个，提高那个。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追求或吹捧一种万能的教学法，推行某一种教学法，结果就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去年年底我在桂林开一个会，他们请来了一些专家，包括Rod Ellis，Ellis早上爬山，看到一个女孩子在练口语，其中一句话的中文意思是：“请问你离过几次婚？”Ellis觉得这个教材很有意思，怎么会一开始就教学生这样问话的呢？他后来就在大会上讲了这件事，他说我很想把这本教科书买下来，作为资料。第二天早上我们学校一个青年老师也爬那个独秀峰，刚好也碰上了那个女孩子，就问她可不可以把教材借了看一下，结果一看是《疯狂英语》。在正规课堂教育里，大家都来“疯狂”，能“疯狂”多久？学生和教师都变得真正疯狂了。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我们都在追求一种方法，好像是万金油一样，往上一涂，马上就见效。实际上，国外到60年代就已经认识到，没有哪一种方法是万能的。只有按照学生的不同的要求，在不同的时间框架下，从他的能力、水平等等出发，找出一种较好的教学方法。因为各个人的情况都不同嘛。不存在一种像万应金丹一样，谁一吃了就马上见效。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上对付考试的所谓“应试教育”多得很。我们的考试已经养肥了许多百万元户了。但是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往往把应试教育所产生的各种消极性的东西归咎于考试本身。实际上，考试往往取决于社会需要，是社会赋予的权重，这个权重包括政治上的因素、经济上的因素，等等，包括我们的领导决策。你领导决策，哪个学校要进211工程，哪个考试的及格率要有多少，完全是挂钩的。这完全是社会权重。哪一天社会权重不降低的话，哪一天就会有人要对付这个考试。我们中国的考试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过去一直把考试当作走上仕途的独木桥，“应试教育”从来都没有减弱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就收藏了一件密密麻麻地把四书五经都抄在上面的长袍，是一个古代考生带进考场对付考试的。唯一的办法是多办教育，多给学生一些读书的机会。不能够只有通过考试才能读书。美国有很多社区学院，大家都有机会读书。我们现在是把考试与应试教育等值起来了，好像所有的问题都来自考试，其实是来自社会。还有一个问题是把标准化考试与多项选择题等同起来，好像标准化考试就是多项选择。这个我就不多说了。总之，我们的考试遭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因为赞成的人是不大说话的，反对的人是要讲的，所以听到的都是相反的意见。领导决策的时候就不能这样讲，要搞民意调查，要采用科学的调查方法，通过抽样来了解大家的反映，不是随便听报纸上炒作的。比如说有一位所谓的演说家对高考语文考试的一篇考阅读的文章有意见，这是一篇关于转基因的科普文章，他看了以后，质问命题人员是不是语文老师，是不是在人文精神下培养出来的？其实这是一篇考阅读能力的题目，看考生是否有能力从文章中获得信息，回答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应该成立外语教学咨询委员会，吸收一些内行的人参加，多听大家的意见，不要只听一、两个人的意见。集思广益，让大家来讨论中国的外语改革怎么搞。

就外语教学而言，我觉得还可以借鉴这样的经验。二次大战前，日本请过Palmer，请过Hornby，当他们的外语教育研究所的主任。高薪聘请他们。这些真正有名的专家一般都不会照搬现成的经验，因为对他们也没有好处。因为如果英国有一套，美国有一套，即使我把它们搬到中国来，回去也没什么好说的。他们拿出来的，一般都会考虑你中国的实际来搞成另外的一套，他回去就可以讲了。像Hornby就把日本搞的一套搬回英国去，说是他从日本搞起来的。所以请他来当我们一个什么顾问，负责培训我们的英语老师，这个比派出去有效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