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文：中国农村的五大问题
所知道的，这五个问题怎么解决100个人至少可以开出99张处方来，因此要形成一个有效的政策还有许多磨练的过程。但是我感觉到至少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确实对农业和农村问题是高度重视。我记得去年的1月8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闭幕的时候，胡锦涛主席去作报告，他首先提出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强调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问题是各级掌握政策、掌握资源这样的机构和领导人是不是真正能够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来解决。如果都能放在重中之重，我想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农村的很多矛盾是可以化解的，就怕嘴上讲“重中之重”实际放在“轻而又轻”的位置，很多矛盾不仅解决不了还会逐渐增加。
（本文系作者6月27日在“中国三农问题国际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和回答提问，由本报记者李利明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阅。）问答
问：在现在大学规模日益扩张的情况下，这种用地是属于公益性事业还是经营性的?为什么它那么容易得到批准?您怎么看待大学大规模圈地的现象?
答：我知道在这一轮新的圈地运动中大学也是高举大旗积极争取的。比如说浙江大学新校区，大概两期设计要占8000亩耕地，据我所知并没有得到完全批准，所以第二轮不得不停掉，再做就是违法的。至于大学用地到底是公益性的还是经营性的，那要看大学自己。大学现在有这么多收费，尽管收来的钱不足以弥补教育经费的缺口，但是我总觉得有收费就有一定的经营性质。具体到浙江大学要扩展这个地算什么，那可能要非常具体地分析。国家正在制定征地目录，就是要非常明确地规定什么样的项目、什么样的性质属于公益性或者不属于公益性。
其实我想不管是公益性还是经营性，都对社会事业的发展有好处，可问题在于很多人从占地中得到了好处。土地不可能不占，怎么少占，怎么在占的过程中让农民能够分享到社会发展的好处是最关键的。
问：对于农村土地承包法在执行中的问题，你有什么建议?
答：我想，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法有没有毛病。如果有，就修改；如果没有，那么只有下决心贯彻这个法。就是这么一个想法。至于土地私有化问题，我想，公有制也好私有制也好，都改善不了人多地少这个基本状态。历朝历代都是这样。中国的历朝历代土地基本上都是均一轮再聚一轮，先是均分，均分完了再兼并，兼并完了再造反，造反完了再均分。我记得当年我们一起搞农村土地改革的时候，宋国青1983年就提出来，是不是把地都分给农民，让农民自己把地卖掉作为资本进城。当然这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卖地的钱都花完了之后怎么办?这可能还涉及到很多很复杂的事。
土地制度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是整个财产制度的一个基石。我一直有这么一个看法，作为一个财产方面的最基本制度，绝对没有哪个国家在这项基本制度上经常变来变去而使得这个国家有稳定的发展。我主张选定了一个基本制度就去完善它，沿着这个往前走，不是走不出来。其实很多成功了的国家也并不一定都是土地私有制，也并不一定都是国有，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和比较有效的经营形式结合在一起，我相信农业还是可以保障，农民的权益还是可以保障的。
问：目前沿海地区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土地的低成本和劳动力的低成本。我们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转得太快，或者在速度上不是很恰当的话，是否会损害到制造业竞争力的问题?
答：这更复杂一点，超出我熟悉的领域。但是我觉得这些方面的矛盾正在迅速地浮出水面，而且高度关注这类问题的不光是中国政府，世界各国都在关注。怎么去提高对劳动者的保护程度?这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我刚才提到，三农问题中的很多问题取决于其他方面的制度和政策的改变，否则光靠解决农业和农村方面的制度和政策是不够的。确实，中国现在有这么强大的出口能力，相当大部分和农民有关系。正是由于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土地，正是由于中国民工的工资水平相对比较低，因此使得出口产品的竞争能力提高了。
真想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非常重要的一项当然是加工制造业的竞争力问题，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可能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对农业农村都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已经提出一个概念，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我的看法是不能把它简单地看成一种概念，它有很实在的内容。我认为，我们目前的这种增长方式，不是农业，而是工业和城市，可能很难持续下去，如果哪一天持续不下去，农民也就转移不出来。之所以持续不下去，有些事情是大家知道的。中国去年GDP的总量是11万多亿人民币，折成美元占全球GDP总量将近4，但中国去年消费的石油占全球消费量的7，消耗的钢材占全球消耗量的27，消耗的水泥占全球的40，消耗的煤炭占全球的31。为了4的GDP付出这么大的资源消耗，我想这个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从去年的统计资料来看，为了支撑这样的增长，很多资源我们自身不足，必须进口，去年石油的进口依赖程度达到33，水泥进口占到国内需求总量的47，氧化铝占到48，铜和铜晶粉占到58。大家可能注意到为什么中国领导人要提出和平崛起这个概念，一定程度上是在这种增长背景下告诉世界我们将转变自己的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我注意到很多媒体近来都关注今年四月份处理的江苏常州的铁本案件，很多人从中得出自己的分析判断。据我了解，中央为什么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处理这个问题就是两点：第一点，这件事情从立项到建设到现在投入20多个亿，其中有一连串的违背法规法律的现象，从项目的立项到土地的审批，到资金的供给，按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有很多是省级政府无权定的，必须报国务院，而国务院一无所知。比如说土地，基本农田各级地方政府审批一亩的权力都没有，但是铁本这个项目占了2000多亩基本农田，国务院不知道；审批任何普通的土地，省一级政府最大的权力是70公顷，如果其中有耕地的话，耕地只有30公顷的权限，非基本农田的话省级政府有30公顷的权限，荒地有70公顷的权限，70公顷就是1000亩地，铁本占了6000多亩地，国务院不知道。地方政府把6000多亩地的项目划分为14个小项目自己来批掉了。像这样一些做法，我想国家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否则整个就乱套了。所以从制度建设的角度，从树立制度权威的角度，这个事件就必须处理；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处理完了以后，胡锦涛主席“五一”期间专门在江苏视察，他强调如果江浙沪这样的地区都不能使自己的产业结构或者经济发展转到新型工业化道路上去，还是靠大量地投入资源，靠低水平的扩张来增长经济的话，那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很困难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我觉得越是发达地区，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中，就越要考虑怎么符合中国的国情。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解决民工待遇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土地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经济在当今世界上能不能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版权所有 《陈锡文：中国农村的五大问题(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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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作者6月27日在“中国三农问题国际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和回答提问，由本报记者李利明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阅。）问答
问：在现在大学规模日益扩张的情况下，这种用地是属于公益性事业还是经营性的?为什么它那么容易得到批准?您怎么看待大学大规模圈地的现象?
答：我知道在这一轮新的圈地运动中大学也是高举大旗积极争取的。比如说浙江大学新校区，大概两期设计要占8000亩耕地，据我所知并没有得到完全批准，所以第二轮不得不停掉，再做就是违法的。至于大学用地到底是公益性的还是经营性的，那要看大学自己。大学现在有这么多收费，尽管收来的钱不足以弥补教育经费的缺口，但是我总觉得有收费就有一定的经营性质。具体到浙江大学要扩展这个地算什么，那可能要非常具体地分析。国家正在制定征地目录，就是要非常明确地规定什么样的项目、什么样的性质属于公益性或者不属于公益性。
其实我想不管是公益性还是经营性，都对社会事业的发展有好处，可问题在于很多人从占地中得到了好处。土地不可能不占，怎么少占，怎么在占的过程中让农民能够分享到社会发展的好处是最关键的。
问：对于农村土地承包法在执行中的问题，你有什么建议?
答：我想，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法有没有毛病。如果有，就修改；如果没有，那么只有下决心贯彻这个法。就是这么一个想法。至于土地私有化问题，我想，公有制也好私有制也好，都改善不了人多地少这个基本状态。历朝历代都是这样。中国的历朝历代土地基本上都是均一轮再聚一轮，先是均分，均分完了再兼并，兼并完了再造反，造反完了再均分。我记得当年我们一起搞农村土地改革的时候，宋国青1983年就提出来，是不是把地都分给农民，让农民自己把地卖掉作为资本进城。当然这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卖地的钱都花完了之后怎么办?这可能还涉及到很多很复杂的事。
土地制度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是整个财产制度的一个基石。我一直有这么一个看法，作为一个财产方面的最基本制度，绝对没有哪个国家在这项基本制度上经常变来变去而使得这个国家有稳定的发展。我主张选定了一个基本制度就去完善它，沿着这个往前走，不是走不出来。其实很多成功了的国家也并不一定都是土地私有制，也并不一定都是国有，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和比较有效的经营形式结合在一起，我相信农业还是可以保障，农民的权益还是可以保障的。
问：目前沿海地区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土地的低成本和劳动力的低成本。我们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转得太快，或者在速度上不是很恰当的话，是否会损害到制造业竞争力的问题?
答：这更复杂一点，超出我熟悉的领域。但是我觉得这些方面的矛盾正在迅速地浮出水面，而且高度关注这类问题的不光是中国政府，世界各国都在关注。怎么去提高对劳动者的保护程度?这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我刚才提到，三农问题中的很多问题取决于其他方面的制度和政策的改变，否则光靠解决农业和农村方面的制度和政策是不够的。确实，中国现在有这么强大的出口能力，相当大部分和农民有关系。正是由于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土地，正是由于中国民工的工资水平相对比较低，因此使得出口产品的竞争能力提高了。
真想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非常重要的一项当然是加工制造业的竞争力问题，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可能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对农业农村都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已经提出一个概念，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我的看法是不能把它简单地看成一种概念，它有很实在的内容。我认为，我们目前的这种增长方式，不是农业，而是工业和城市，可能很难持续下去，如果哪一天持续不下去，农民也就转移不出来。之所以持续不下去，有些事情是大家知道的。中国去年GDP的总量是11万多亿人民币，折成美元占全球GDP总量将近4，但中国去年消费的石油占全球消费量的7，消耗的钢材占全球消耗量的27，消耗的水泥占全球的40，消耗的煤炭占全球的31。为了4的GDP付出这么大的资源消耗，我想这个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从去年的统计资料来看，为了支撑这样的增长，很多资源我们自身不足，必须进口，去年石油的进口依赖程度达到33，水泥进口占到国内需求总量的47，氧化铝占到48，铜和铜晶粉占到58。大家可能注意到为什么中国领导人要提出和平崛起这个概念，一定程度上是在这种增长背景下告诉世界我们将转变自己的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我注意到很多媒体近来都关注今年四月份处理的江苏常州的铁本案件，很多人从中得出自己的分析判断。据我了解，中央为什么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处理这个问题就是两点：第一点，这件事情从立项到建设到现在投入20多个亿，其中有一连串的违背法规法律的现象，从项目的立项到土地的审批，到资金的供给，按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有很多是省级政府无权定的，必须报国务院，而国务院一无所知。比如说土地，基本农田各级地方政府审批一亩的权力都没有，但是铁本这个项目占了2000多亩基本农田，国务院不知道；审批任何普通的土地，省一级政府最大的权力是70公顷，如果其中有耕地的话，耕地只有30公顷的权限，非基本农田的话省级政府有30公顷的权限，荒地有70公顷的权限，70公顷就是1000亩地，铁本占了6000多亩地，国务院不知道。地方政府把6000多亩地的项目划分为14个小项目自己来批掉了。像这样一些做法，我想国家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否则整个就乱套了。所以从制度建设的角度，从树立制度权威的角度，这个事件就必须处理；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处理完了以后，胡锦涛主席“五一”期间专门在江苏视察，他强调如果江浙沪这样的地区都不能使自己的产业结构或者经济发展转到新型工业化道路上去，还是靠大量地投入资源，靠低水平的扩张来增长经济的话，那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很困难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我觉得越是发达地区，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中，就越要考虑怎么符合中国的国情。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解决民工待遇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土地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经济在当今世界上能不能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版权所有 《陈锡文：中国农村的五大问题(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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