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祖贻：学外文不计成本行吗？

杜祖贻，1936年生于香港，祖籍福建同安。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讲座教授，美国密西根大学研究院讲座教授。

曾就读香港培英中学、金文泰中学，1959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社会科学系。1963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取得文学硕士学位，1967年在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取得博士学位。

记者：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越密切，对普及外语的要求越高，对外语教学的要求也越高，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听说在这个问题上你有一些新的看法？

杜祖贻：是的。要达成现代化，要深求进步，必须与国际接轨。要接轨就必须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外文；如此，教育要有相应的措施，要腾出大量时间和投入大量资源去加强外语教学。现在的趋势看来有点手足无措，在中小学阶段不断增加外语课程，到了中学和大学，则倡用外文课本，用外语去教学，研究生院更要向英美看齐，让研究生用英文撰写论文，一些大学的教师也非用英文著书及在国外刊物上发表不为功。以至于中文成为次要语文，成了舍本求末。

记者：一些国际地位较高的发达国家不是这样吗？

杜祖贻：这个问题有人做过调查，由于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加、澳等英语语系的国家，学生用于语文学习的时间和精力仅为中国学生的一小半。因为他们的母语本身就是今日的国际学术语言，对他们来说，英文以外的语文知识并非是必须的。他们学外语，一般是选一门与英语可互通的西方语言（如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学它三年便算。而中国学生学习中国语文的负担已经不轻，学习外语的时数又十分庞大。以香港为例，一个学生从小学到中学上英文课的时数约为2400小时，再加上用英文去学习其他学科的时数，以及下课后自习英文的时数，用于学英文的时数可达六七千小时。这与西方学生用于学习外文不超过1000小时比较，每名学生须多消耗5000多小时的光阴去搏取一门外文的起码能力，这无疑是极大的消耗。

记者：中国人苦学英文的值与不值，可从一些成功人士身上找到实证。如我国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王选，就是上大学时下决心苦读英文、靠外语优势及早获得信息，从而抢占制高点的。

杜祖贻：王先生在大学时用功，使英文成为科研工具，这是值得的，不过也付出时间上的代价，可是比起香港的学生，损耗还不大。试想爱因斯坦当年在瑞士专利局公余的有限时间中，还要战战兢兢地用英文写报告的话，他那5篇用德文写的划时代的物理论文就不可能及时面世。如果我们的大学生、研究生以至大学教授，能省去一部分学习外文的时间用于深入的科研、缜密的思考和直接的写作，他们的成就会较今日的表现更为可观。西方儿童不必用太多时间学习外语，因此，他们除了一般的学习和训练之外，还有时间去学习烹饪、卫生、急救、水电、驾驶、木石、建造、修理等，即使他们花费了3000小时于消闲游玩，仍然比中国学生多出3000小时的学习时间。当前的情况是一种弱者追赶前者并自动向强者让步几千个学时的畸形学术和教育的竞赛。

学习外文既是求进步的先决条件而非学不可，同时又造成了时间和精力的极大消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究竟该如何正确解决学术语言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若干年后中国将会被融入以西方为主宰的文化和语言体系中，进而还会导致全民对本土文化自信的消减。印度二战后虽取得独立，但这个语言复杂的国家不得不以英语为国语，其语文课程成为教育的重负，教育的成效打了很大的折扣，文教科技也因此无法与西语系统的国家相比。反之日本百余年来面对西方的文化扩张的优势，一方面不断汲取他人之长，同时又积极建造对本土的文化自信，如教材与技术是外来的，但要保证东京大学的毕业资格必须优于他国名校；科研情报是外来的，但书籍期刊都是日文印行的，结果这个岛国不但称雄东亚，还可傲视国际。

记者：从国情出发，中国人该怎样学外文？你认为怎样分配时间精力才是科学的合理的？

杜祖贻：我认为至少需要考虑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国家投入力量支持教育科研机构进行改良外语教学的科学实证研究，如用脑神经生理试验去研究验证母语和外语的学习效果，在教材、人力、时间和资源上，谋取最佳的效益。

第二，不必让数亿人都成为外文专家，学而无用，便是浪费。一般人如能专心学习约1000小时，熟悉基本外文词汇语句，便足够应付日常生活之需。全国人口只要能训练20％精通中西语文的人才，对科研、外交、政治、工商、贸易、旅游等事业，就可应付裕如。教育部门应设计不同外语课程，大学可按涉外专科、半涉外学科及全涉外专科而适当分类。

第三，外文教材应以准确及实用为原则，不必限于语文，也可采自历史、科学、哲学、社会、经济等不同来源，使学生在学习语文的同时学到西方文化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