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兴衰问题

出现了机器工业的竞争，但一方面，近代中国机器工业的发展尚不足以覆盖市场，另一方面，由于农村手工业和机器工业产品之间存在的各种差异，它们有时候可以分别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或同一层次消费者的不同层次的需求，因而，抛开机器大工业与农村手工业在生产力上的差距不谈（这一问题前文已经论及），机器工业与农村手工业在这一时期是各自有自己的市场范围的，尽管双方的市场范围可能会有一些重叠。此外，有些人把农村手工业各种产品之间的替代也看成竞争，看成手工业的衰退原因，如认为仿洋布和改良土布在市场上排挤了土布，毛巾代替了土布手巾，针织品取代了部分棉纺织品，从而造成土布业的衰退[11]，单就传统的土布业来说，这的确是事实，但如站在整体的角度看，这种情形恰好说明农村手工业的进步和发展。

农村手工业中还有相当多的品种用于出口，国际市场上需求的变动必不可免地对农村手工业产生影响。国际市场的变化虽然很复杂，但促进了30年代初中国农村手工业衰退的主要原因则是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危机期间和危机过后的一两年中，中国几乎所有出口手工业品的出口量都曾急剧下降，从而对生产造成沉重打击。如江南土布大量向南洋、新加坡、印度、爪哇等地出口，经济危机期间，南洋各地橡胶园失败，工人失业，致使江南土布出口急剧下降[12]。国际市场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危机期间，中国农产品出口大幅度缩减，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向中国市场大量倾销生产过剩的农产品，致使中国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收入减少，造成农村购买力锐减。当发生自然灾害时，粮价上涨，但此时农民无粮可卖；丰收时，又受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农产品价格下降，3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陷入了谷贱伤农，谷贵亦伤农的境地，农民收入下降，意味着工业品市场──包括农村手工业──的缩小，市场缩小，又使农村手工业收益降低，农民的收入进一步下降，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是30年代农村手工业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这种恶性循环是可以打破的，1934年以后，随着29─33大危机的结束，中国农产品的出口逐渐恢复，农产品价格递年上升，全国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以华北为例，1937年上半年，华北农产品批发物价指数上升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这种情况下，华北各地农村手工业逐渐复苏。如河北省高阳县的织布业，在萧条时期，资本较大的工商业乘物价下跌之际大力收购原料、定制成品、扩充销路，并根据西南各省人民“习尚华美”的风俗翻新花样、提高质量，开辟了西南市场。萧条过后，不但以前停工的织布机都开动起来，并且还有增添，自1934到1937年芦沟桥事变前，工商户屡有增加，形成高阳织布业的笫三次勃兴[13]。

有些人把收益少、工资低，从而引起劳动力流动视为农村手工业衰退的原因之一，并且认为收入过低是农村手工业生产力水平低，竞争不过机器工业所造成，并由此得出农村手工业衰退必然性的结论。首先，农村手工业的经济效益并不低，特别是与农业相比，如棉纺织业中，在河北省的高阳手织区，1915─1920年间，用铁轮织布机自织自卖，每匹可获利1─2元，如接受商人包买主的定货，一匹布可得工资0.5元，以一年织布150匹计，全年收入在75元到300元之间。当时高阳户均占有土地不足15亩，平均每亩净收入1.47元，即农业收入每户每年不足30元，手工业收益为农业的2.5倍到10倍左右[14]。高阳织户雇工者相当多，工人的年工资在30年代初为40─60元不等，20年代布业兴盛时则可达60─80元之多，而同时期农业雇工中，男性长工的年工资平均在40元上下[15]，也就是说，从事织布业的农民，无论是完全占有生产资料的独立织户，还是只占有工具，不占有原料，受商业资本支配的家庭劳动者，亦或是完全不占有生产资料，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其收入都要高于农业劳动。高阳织布区属于近代新兴的农村工业区，生产力水平较高，江南棉纺织区历史悠久，到本世纪初发展程度反不如高阳织布区，但棉织业收入仍相当可观。20年代前后，上海郊区一个农家妇女一年要织200多匹布，净收入40─60余元。一些缺乏织本的农家妇女到别人家中做工织布，一天可得工资二角，一月也有五六元收入[16]。丝织业的收益各地相差悬殊，高者如30年代初，山东省周村镇的个体织户，平均每年收益为420余元[17]，按当时的物价水平，可购买小麦80余担，相当于50亩地的产量，而同时期山东全省平均每农户耕地只有18亩多，大部分小农实际占有土地面积还达不到这一水平。低者如河南省南阳周围的柞丝绸业，这里的织户多接受包买商的定货，织一机绸的工资为7─11元不等，而一机绸的生产周期为40─45天[18]，以此计算，织户平均日工资在0.16─0.28元之间，若以一年工作300天论，收入在48到84元之间。与高阳和周村相比，可谓天壤之别，但南阳柞丝绸产区位于大别山区，自然条件较差，交通不便，风气闭塞，经济也不够发达，这样的收入水平与农业相比，应该说还是相当可观的。纺织业中影响较大的还有针织业和麻纺织业。20年代浙江平湖、嘉兴、石门等地从事针织业的多为农村妇女，向商人雇主租赁针织机，领取原料，织成成品后得到计件工资，一个工人月工资在5元以上[19]。麻纺织业中四川省的夏布收益较低，30年代绩麻女工月收入不过一元上下，织麻工月工资2.6─8元之间。一个有一架织机的农户，每月净收入不足14元，但这里扣除了工资支出，而只有一两架织机的农户通常是不雇外工的，这样的农户每月实际收入可以达到二三十元[20]。江西、湖北等省的夏布业收益要比四川高一些。其次，假如农村手工业中的劳动力是回到了农业中，或流入城市，或进入了机器大工业，劳动力流动造成农村手工业衰退这种论断当然可以成立。不可否认，在近代中国，这种类型的劳动力流动确实存在，如华北的冀鲁二省，每年都有许多农民到东北去垦荒种地；上海等工业城市周围则有大批农民进入机器工厂做工。可是几乎所有谈到劳动力流动的史料，涉及的都是一些具体的手工业部门，劳动力流动的去向除了外地、城市、工厂之外，还包括了其他农村手工业。如上海四郊乡镇和郊县，刺绣、织花边、针织、绒线编结等多种手工业收入都比织布略高，使大量原从事织布的劳动力转入这些副业[14]。山东省的花边业和草帽辫业也曾吸引不少纺纱女工改行。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这种流动，正如前文所说不同产品之间的替代一样，标志着农村手工业的发展，体现了农民副业生产的机会增多。还要说明的是，近代中国比较大的移民趋势是华北农民出关到东北垦荒，而这一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其结果并非农村手工业的衰退，恰恰相反，却造成了东北市场的扩大，从而成为促进农村手工业发展的因素之一。

最后看一看政治因素。二三十年代的政局动荡对农村手工业的发展也曾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如20年代初外蒙古独立时，曾发生过没收中国商人在外蒙古的财产之事，在内蒙古和张家口一带，则由于当地流通货币──旧沙俄卢布的贬值，造成商人赔累收歇[15]。但外蒙古地处内陆，生产以游牧为主，没有工业，亦无外贸，所需棉纺织品主要依靠华北，外蒙宣告独立后，当时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虽与苏联关系较密切，但苏联的远东部分当时也全无工业可言。欧洲和日本的纺织品若要输往外蒙古，都要经由中国的港口和陆路，华北棉布拥有外蒙市场，正是占了地利之便，外蒙独立并没有使华北失去这一有利条件。所以，20年代中期开始，华北与外蒙古之间的商业往来又有所发展。至于蒙古民族喜爱的丝织品更是全靠中国生产。

相比之下，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带来的不利影响更为严重:其一，战区工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导致人民收入减少，而地方军阀滥发纸币和苛捐杂税，更加重了人民负担，致使对手工业产品的有效需求大大缩减；其二，战区内部、战区之间、战区与非战区之间的交通受阻，直接威胁了商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也影响了商品的运输；其三，军阀割据，各地军阀自立税卡，自行征税，任意发行货币，干扰了商品的流通。如在1924年的“齐卢战争”（齐燮元和卢永祥）期间，上海郊区南翔镇上的布庄大部分被抢劫一空，因此而关店的约有10家，其余十来家布店虽可勉强维持，收布数量亦比以前减少一半以上[16]。不过，自1930年蒋冯阎大战以冯阎联军失败告终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基本停止，国内政局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可见这一因素也并未长久起作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日本侵占东北。清初华北棉纺织业发展伊始，东北地区就是华北棉布的主要市场之一，历史更为悠久的江南棉纺织手工业区亦以东北为重要市场。19世纪末，日本纺织工业产品侵入中国，即把主要目标放在东北市场，尽管到1931年以前，在东北市场上，日货已占到国外进口棉纱的100％，进口棉布的80─90％，但在从国内外运往东北的全部纺织品中，国产棉纱仍占棉纱总量的一半以上，国产棉布占棉布总量的42％以上[17]。“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全东北，劫夺海关，改定税则，一方面对日本输往东北的棉纺织品全部免税，另一方面又对内地棉布征收重税，如1933年伪满洲国对宝坻棉布征收的进口税，每包（34─40匹）17.55元，到宽城县后每包又加征印花税4元，合计每匹布增加费用6角左右[18]。在这样的条件下，华北土布自然无法与日货竞争，东北市场丧失殆尽。1933年，日军又侵占热河，占据长城各口，设置关卡，层层收税，华北土布又失去了热河市场，华北棉纺织业再一次受到重创。日军对江南棉布征收的关税更重，1931年以前，上海土布运往东北，每包纳税银7两，“九一八”后，骤增至27两以上，1931年以后，东北销路告绝[19]。与此同时，日本又在华北市场上用走私的方式倾销棉纱，造成纱价日跌。纱价下降本应对织布业有利，但土布价格与棉纱价格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纱价下降过快时，往往商人散出棉纱尚未收回布匹，布价已随着纱价一起大幅度下降，使商人毫无利润可言。高阳织布区受日纱走私危害最深，华北其他各织布区除潍县外，大都受到了日纱走私的影响。

华北另一重要农村手工业是柞丝绸业，柞丝绸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日军侵占东北对柞丝绸业的打击也是灾难性的。华北柞丝绸主要产在山东省的山东半岛上，在近代柞丝绸出口蓬勃发展的刺激下，与山东半岛一海之隔的辽东半岛上迅速发展起柞蚕养殖业，成为山东柞丝绸业的一个原料生产基地。最初，辽东半岛上的柞茧都是运往山东半岛上缫丝，一时间，烟台市及烟台附近的农村缫丝业勃勃兴起，但隔海运输柞茧总不如运丝更方便，一些商人开始在辽东半岛设厂制丝，山东省的柞丝制造业受到了打击。不过，辽东半岛的柞丝仍然要运到山东，或供出口，或供山东省的柞丝绸业作原料，因而对山东省的柞丝绸业利大于弊。“九一八”之后，日本控制了东北，将辽东半岛的柞茧和柞丝直接运往日本加工，并在欧美市场上与中国柞丝绸产品展开竞争，华北柞丝绸业内失原料，外失市场，到30年代中叶终至一蹶不振。

华北的苇席业亦以东北为主要市场，在“九一八”之前，河北丰润县的苇席有60％运销东北，事变后，伪满洲国征以重税，运销关外的数量大减，仅占总产量的20％。玉田县事变前每年运销东北苇席六七十万领，事变后亦因关税繁重，销量减少，以至全县产额由20年代的80余万领下降到不足20万领[20]。日本对东北资源的掠夺还使华北一些以粮食作物及油料作物为原料的手工业如榨油业、制粉丝粉条业等受到了程度不等的打击。

日本侵占东北对农村手工业的打击尚不限于此，最主要的是，日军对东北的蹂躏造成东北人民购买力下降，加以此前由关内出关种地的农民纷纷返回原籍，使各地农村多种手工业的市场萎缩。东北与内地之间的交通运输以及商业也同时受到战争的破坏，严重影响了商品流通。华北农村手工业生产虽于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开始时即有所下降，但急剧衰退却始于1932年，这不能不说是日军侵占东北并进一步占领热河等地的结果。此外，1932年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的淞沪战争期间，上海四郊部分布机被毁，致使农村手工织布业遭到严重破坏[21]。

但是，尽管如此，自1936年开始，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结束和全国经济形势的好转，农村手工业凭借着顽强的生命力，渐次恢复和发展，到1936年下半年和1937年上半年，近代华北农村中多种手工业都出现了新的高潮。棉纺织业中除前述高阳织布区外，其他织布区也都有所恢复，潍县织布区据说在“七七”事变前兴盛到了极点[22]，香河县的土布业也于1934年未1935年初渐趋畅旺[23]。草帽辫业出口量有所减少，但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居高不下，所以出口值呈上升趋势，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国内市场上的需求逐渐扩大的结果。柞丝绸业虽不能与20年代相比，其出口量和出口值比1933、1934年还是有所上升的，同时，人造丝织业作为一种新兴的农村手工业也在迅速发展着。华北植物油的出口，根据青岛、龙口、威海三港口的油类出口统计，1932──1934年间有过较大幅度的下降，1935年以后，出口量和出口值都迅速回升，到1937年，二者都已接近于历史最高水平[24]。不仅华北地区，全国各地的手工业生产，包括农村手工业在内，都呈现出了同样的趋势，如江苏南通的关庄布（因专销关东而得名）于1932年以后陷于停顿，当地织户遂改用铁木机织造大机布，出产日增，到抗战前夕，亦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25]。据彭泽益先生《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记载，以1936、1937年与1932──1934年相比，全国67种重要手工业产品中有46种的出口值明显回升[26]。

上述分析表明，在30年代，外界因素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机制都与经济机制同样，既不能，亦没有造成农村手工业的衰亡。

那么，为什么近代农村手工业会给人留下一种趋于衰亡的印象呢?就华北的情形来讲，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的的确确造成了农村手工业的全面衰退。1937年芦沟桥事变之后，日军很快占领了整个华北，对农村手工业造成的危害超过了此前一切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譬如，同为战争，军阀混战对人民生命造成的损害主要发生在战场上，军纪败坏的士兵抢劫固然也会伤害百姓，而日本侵略军则对平民百姓直接杀戮；军阀战争对农村手工业生产力的破坏除直接作战区域之外，主要表现在征发人力物力方面，日本侵略的破坏则是多种多样，既有对人力物力的掠夺，又有直接的毁坏，还有对原料及产品的

《论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兴衰问题(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