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兴衰问题

控制；地方军阀发行货币只是造成币制混乱，日伪发行伪币的同时还禁止中国货币的使用，既干扰流通过程，又起到了掠夺人民财产的作用。所以，自1937年下半年起，华北各个手工业部门逐渐开始了衰退过程。首当其冲的是棉纺织业，如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高阳县城，高阳14家机器染轧厂的机器，除少数由老板运往天津外，均被日军抢走后加以破坏，致使高阳染轧厂全部倒闭。日军的频繁扫荡，烧杀抢掠，使大批纺织机和织布用具遭劫掠毁坏。日军又对棉花、棉纱和棉布严格控制，棉花统制收购，以充军用，棉纱只配给参加了伪新民会织业分会的织户，棉布亦统一回收，在日伪统治的8年期间，高阳布业濒临灭亡[27]。潍县织布区也由于事变后治安紊乱、经济机构遭破坏而于1938年开始陷于停顿，据1942年日本人的调查，潍县的织布机已由战前的10万部下降到5000部[28]。而高阳和潍县的织布业还是由于侵华日军想要加以利用方得苟延残喘，华北其他地方的棉纺织商品生产更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其他行业的状况也并不比棉纺织业好多少。花边业或许是一个例外，抗日战争的爆发并没有立刻影响到花边业，据说1936──1940年为山东花边业出口最兴盛时期，但这是由于中国花边主要出口欧洲和美国，战争初期英美在中国尚有相当势力，因而花边业还能保持战前状态，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在华的经济及政治力量均受到沉重打击，加以海上交通断绝，花边生产也和其他手工业一样陷于停顿[29]。至于全国各地的农村手工业，凡属于日军占领地区的，大都与华北农村手工业同一命运。

　　以上事实说明，在本世纪30年代，无论是农村手工业自身的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水平，近代工业的发展程度，还是整体的社会经济环境，都不足以使农村手工业全面衰亡，30年代农村手工业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不过，我们今天研究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要揭露战争的危害（虽然这一方面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永久记取），更重要的是揭示农村经济的发展规律，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为今天的农村经济改革提供借鉴。


　　　　　　　　　　　　　　　　三

30年代曾出现过一批质量很高的农村经济调查报告，其中对农村棉纺织业，特别是对华北农村棉纺织业的调查最为出色。但这些调查研究大多数作于1935年以前，1936和1937上半年农村手工业短暂的东山再起，由于当时华北政治局势的动荡险恶而变得不引人注目。这就给人们留下一种印象，似乎自30年代初以来，农村手工业一直在走下坡路，抗日战争的爆发只是加剧了衰退过程，并使这一过程最后完成而已。即使有人注意到了1936和1937年的兴盛，也往往视之为昙花一现、回光返照。从这一观点出发，就会把农村手工业30年代的衰退看作是它生命的结束。

其实，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里农村手工业都是有所发展的，如河北省高阳县，1945年一解放，党和政府就积极采取措施恢复纺织业，各种印染工厂、作坊如雨后春笋一般。高阳棉布品种很快恢复到二三十种，运往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及冀中、冀南各解放区，均能销售。解放战争期间，高阳棉布供军用，为战争做出过很大贡献[30]。华北著名草帽辫产区南（南乐）清（清丰）观（观城）的草帽辫生产也在1946年得到恢复，民主政府并出面组织天津的商人到南清观产区来收购草帽辫[31]。建国初期，政府在农村中也曾鼓励过手工业生产。

当时的研究者身处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无法预见到此后的发展，产生前述看法是很自然的。而且，与机器大工业相比，农村手工业确实有其落后的一面，很多手工业部门也必将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而消亡，但这并不能说明农村手工业就无法进步，更不能说明30年代农村手工业已经走到了尽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改革浪潮汹涌，农业中的生产责任制已经充分说明了个体经济的顽强生命力，而农村工业的发展更是令人耳目一新。既有现代化程度堪与城市工业比美的大企业，又有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中小乡镇企业，其中对提高农民收入发挥了极大作用的却是众多的农村家庭工业。这些家庭工业基本上属于个体生产，保持了农业与工业结合的形式，以农户住宅为厂房，以农民家庭成员为工人，但却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用电力作为动力。这种农村家庭工业往往具有很强的历史延续性，如30年代著名的棉织手工业区高阳县，尽管其棉纺织手工业在50年代是由于竞争不过机器工业而消亡，今天的农村家庭工业却仍以棉织业为主，再加上一些印染业。农民在自己家中安上一两架电动织机，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人负责原料购买和产品销售，还要承担责任田的耕种，织布工作则由妻女担任，劳动力不足时雇用一两个邻家的女孩儿。这种家庭工业的产品，在质量方面并不比机器工厂差多少，而由于生产规模小，转产较容易，在随时改变花色品种方面比城市中的大工厂更有优势。今天，高阳县的棉纺织品不但可以摆在北京王府井的大商店中，而且时有出口。各地农村中纯粹使用手工劳动的家庭副业也相当可观，现在农村中很多地方的手工业固然有生产力水平落后，缺乏资金，只有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一面，但农村手工业却并非全靠廉价劳动力来与机器工业竞争。目前农村中手工业最发达的部门，往往是根本没有机器生产的部门，或虽有机器生产，市场上却认为手工生产的产品档次更高。譬如机器绣花整齐美观，电脑绣花图案繁复多变，而在市场上，手工绣花的价格却最高。

把现实和历史联系起来，可以更清楚的看到，农村手工业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它可以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存在，无论是家庭、作坊、还是手工工场；它可以保持手工业状况，也可以发展成为机器工厂；可以是个体生产、集体生产，也可以是股份制企业或合资企业。如果我们不把农村手工业简单地看作农业的附庸，而是把它看作工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工业本来就是从手工业发展而来的，广义的工业也应该包括手工业在内），理解这种现象并不困难。农村手工业和其他生产组织形式一样，自然环境和社会机制能够影响其兴衰，但只要它自身的活力没有丧失，它的经济机制还能够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就不会轻易消亡。即使在外界环境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也只是一时停顿，一旦外界环境许可，随时可以重新兴盛，并得到新的发展。




[1]参看拙著《关于近代中国农村工业的几个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走向近代世界的中国》。
[2]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笫267页。
[3]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笫224─225页。
[4]河北文史资料笫19辑:《高阳织布业简史》笫37─45页。
[5]林百举:《近代南通土布史》笫243─253页。
[6]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笫473─474页。
[7]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笫2卷，377页；笫3卷，154─155，180页。
[8]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笫267页。
[9]《政治经济学报》笫4卷，2期，315页。
[10]《中国农村》笫1卷笫3期。
[11]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笫301─302页。
[12]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笫298─299页。
[13]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笫3卷，453─454页。
[14]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笫6─7、16─17页。
[15]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笫133、142页。
[16]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42─244页。
[17]《工商半月刊》笫6卷，9期。
[18]河南农工银行:《南阳之丝绸》笫4─5页。
[19]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笫三卷，笫154页。
[20]重庆中国银行:《四川省之夏布》1936年6月，笫111─120页。
[14]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笫302─303页。
[15]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笫19页。
[16]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笫297─298页。
[17]《纺织周刊》笫2卷，23期，1932年6月17日。
[18]《政治经济学报》笫4卷，2期，313页。“范文先生”版权所有
[19]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笫297页。
[20]《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笫965─967、1330─1331、1387页。
[21]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笫298页。
[2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笫4卷，11页。
[23]天津《益世报》1935年4月16日。
[24]交通部烟台港务管理局:《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表76─78。
[25]林百举:《近代南通土布史》笫198、254页。
[26]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笫3卷，附录。
[27]河北文史资料笫19辑:《高阳织布业简史》笫10─11页。
[28]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笫4卷，30页。
[29]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笫4卷，126─127页。
[30]河北文史资料笫19辑:《高阳织布业简史》笫158页。

《论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兴衰问题(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