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教育的命——知识创新沉思录

同时创造着矛盾解决的条件和方式，计划经济是这样，教育也是这样。

        东西方“圣人”比较
正好网上有几段话很有意思，愿意把它奉献给朋友们：苏格拉底常被誉为“西方的孔子”，而且与孔子一样，也没有留下自己亲自撰写的著作，而只有由弟子们所记述的言论；在孔子，这是由于他“述而不作”，在苏格拉底则是由于他认为自己的使命是通过谈话去启发人们去关心和思考真理、追求智慧；两人都以口头对话的形式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且都把关注的重点集中于伦理道德问题，但他们不论是在伦理道德的内容还是在对话的方式上都有极大的区别。在言说的性质上，只有苏格拉底对话才真正具有对话的性质，孔子的对话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对话，而是类似于“教义问答”的权威对话和独白，问者所起的作用只是提起话头和等待教导。与孔子在对话中的“诲人不倦”的“答疑解惑者”形象不同，苏格拉底在对话中多半是以提问者的身份出现，他的对手才是问题的解释者和回答者。但全部对话的灵魂恰好是提问者而不是回答者，是针对回答的提问才使问题变得更清楚了。然而，苏格拉底并不以全知者自居，他说：“我知道我是没有智慧，不论大小都没有”。这不是过分自谦，而是他的真实想法。因此他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即他只提问，让对方自由地回答。所以在对话中并没有任何预设的前提，双方都是自由的，一个问题将引出什么样的回答并不是预先策划好的，而是临场发挥的，只有话语本身的逻辑在把言谈导向某个越来越清晰的方向。苏格拉底相信，话语有其自身的标准(逻各斯)，但这标准不是他所独有的，而是人人固有的理性，这理性即使是他自己一个人所发现和自觉到的，也要由别人嘴里说出的话语来证实其普遍性。与此相反，孔子虽然并不认为自己“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但在对话中，他是以“学成者”的身分高居于他人之上的，尽管还要“学而时习之”，但总的来说那已是过去的事了，而对学生，凡是需要知道的他全知道，凡是他不知道的都是不必知道的。他教导学生说：“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但至少他认为自己所知的那一点是不可怀疑的，必须“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却从未考虑过是否会有自以为知其实却并不知的情况，后面这种情况正是苏格拉底对自己的知和那些号称有知识的人(智者)的知都抱怀疑态度的根本原因；所以孔子的“知其不知”与苏格拉底的“自知其无知”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苏格拉底是对自己已有的知的一种反思态度，它导致把对话作为双方一起探求真知识的过程，孔子则把对话看作传播已知知识的场所

。孔子对自己也不知的东西的确是坦然承认的，但那只是因为他不认为这些知识是必须知道的。从历史上看，苏格拉底和孔子的两种不同的对话其效应也是极不相同的：苏格拉底造成了西方哲学史上从自然哲学向精神哲学的大转折，刺激了后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超越苏格拉底而建立起庞大的哲学体系；孔子则树立了无人能够超越的“大成至圣先师”，只能为后人“仰止”和不断地体会、学习。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从此便进入到了一个自我循环、原地转圈的框架之中（邓晓芒：苏格拉底与孔子的言说方式比较）。

二、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

教育不可能创新
孔子本人没有什么错，孔子创造的师傅带徒弟式的教学也不简单。他老人家就是比现在再差许多也没有什么，我们不可苛求孔子，孔子高明不高明都是他自己的事情，问题在于后人不敢和不能超越他，把他奉为不可超越的万世师表，这就十分悲哀残酷和无能了。儒家本来就不是提倡创新的思想体系，其保守性也正是通过师徒传授这种方式实现的，它的思想与贯彻其思想的方式相一致。中国传统教育适应中国传统社会，一向缺乏创新机制和精神。而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就是一个名声和水平不亚于苏格拉底的哲学家，西方其后乃至如今（当中世纪的西方否弃古希腊传统时，西方也没有什么大师和真理了，宗教裁判所是不会有什么真理的。而文艺复兴接续了古希腊传统，又再现了古希腊的辉煌。正反两个方面都证明了这一点：人的创新精神与民主和自由程度有着必然的联系。）也是哲学家群星灿烂，代有人出。大师带出大师，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带出了新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这才是教师的本领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马克思指出：“凡在过程开始时不是作为过程的前提和条件出现的东西，在过程结束时也不可能出现。但是另一方面，一切作为前提和条件的东西，在过程结束时则必然会出现”（马恩全集第46卷上262页）。理论、老师希望和要求学生超过自己，那就自然有相应的方法手段，也必然有学生超过老师（其实学生超过老师十分正常一点也不神秘，中学生中就常有学生比老师会解题）。反之就不可能。反观中国的“教育”，孔子的学生孔子的后人没有一个人超过孔子，甚至没有人想过（也不允许）超过孔子。中国在孔子之后的几千年有几人能称为“教育家”和思想家？孔子式的教学使得学生都不如老师，而苏格拉底式的教学使得一代更比一代强，这是多么强烈的对比，又是多么可悲啊！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就输给了苏格拉底，中国的教育就输给了西方的education。任何大师的才能都是有限的，高明不高明的区别在于能否给予学生一种超越有限的方法。画上一个圆圈，你如何看待它，是看圆圈里面的还是看外面？圆圈代表已知，是有限的轻松的无风险的。圆圈外面代表未知，是无限的繁重的有风险的。中国的教育囿于已知，限于自身，是封闭的圆圈，原地踏步看自己会越看越觉得自己完善美满千古不易一经一理，永远不能超越和创新。只允许自己存在而不允许别的东西存在和试验永远都会证明自己的“正确”。教育是传授已知是采矿，这是有限的极易枯竭的；学习则是探矿找矿，是在新的地方找新的矿种，只会越找越多永不枯竭。中国封闭的教育一方面使得创新者难以生存而陷于平庸，另一方面又把平庸者推向前台把平庸视为能事，这对社会的危害是很大的。关起门来自吹自擂，在封闭体系中才有至高无上人们必须对之顶礼膜拜的“家”和“王”（最大的“家”最大的老师就是孔子。中国人认老师为真理为权威，最大的真理总是在最高统治者手里）；西方的education走出圆圈超出自身放眼未知，是开放的，越往外看越觉得自己不足无知，永远处于不断的超越和追求之中，创新不断永不满足。只有开放的体系才会看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永远有新的更好的在前头，没有什么（或者说有无数的）“家”和“王”。 我们注意到，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群星灿烂大师众多的时代：春秋战国和“五四”时期，但是我们也遗憾地发现，就是我们没有发现这些大师们的大师是谁（甚至不知他们的老师是谁），也没有发现这些大师带出了大师级的学生，所以我们说大师众多而不说大师辈出。这与西方大师常常来自大师或带出大师很不相同，这也许是耐人寻味的吧！我们知道，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都自称为“智者”, 苏格拉底则自称为“智慧爱好者”，这就是教育者与引导者的区别。孔子、中国的老师实际上还停留在智者的角色和水平上。

中国的师生关系是不平等的
中国的师生关系是父子（“天地君亲师”相提并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把教师抬到了吓人的高度。其实反过来想这也是对师生关系的歪曲，因为这就必须把师生关系当作父子关系才行，真这样哪里谈得上自由平等民主）、尊卑、上下、官民、猫鼠的关系，西方则是朋友、平等的关系。中国的好学生只长耳朵不长嘴巴，学生谁敢对老师的话说半个不字？学生即使有道理也是对老师不“尊重”（但中国的老师从来没有尊重学生的观念，而中国的学生也不是真正地尊重老师而更多地是畏惧和服从，学生要用相当的精力搞好和老师的关系，而这种不应存在的问题一旦成为问题，必定是一种不好解决的问题。所以师生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尊重和关心，而更多的是疏离和敌视。中国师生关系中的尊师重道是一种并不正常并不亲密并不真诚的尊师重道），态度有问题。老师辛辛苦苦地教你怎能为难他？中国的好学生是符合标准答案的乖孩子，稍越雷池半步就要受到惩罚。这在幼儿园里就开始了。孩子一个个正襟危坐，手背后面，呆若木鸡。这样喂出来的鸭子如何能自己寻食吃？这样胆怯的鸭子如何能同人家竞争？戴着枷锁的人如何跳舞？在这种方法、观念、传统、体制下，保守是必然的，创新是偶然的；出个大师是偶然的，生产和甘于平庸是必然的。因为没有创新和产生大师的社会基础。不过虽然中国人没有“我爱我师可是我更爱真理”的说法和传统，但追求真理是人的本性，人在本性上都是服膺真理追求正义的。老师是学生走向真理的向导学生就会把他看作老师，反之则不然。不平等条件下的师生关系随着学艺的结束而结束是必然的。说真的，中国有几个老师能让学生在毕业后记得住自己，有几个老师能给学生书本知识之外的一点影响，有几个老师能说有点创造性的学生是自己培养出来的，实际上创新者多是克服老师影响的结果，这造成中国学生畏惧老师并不尊重老师，重视知识并不热爱知识，知识只是某种极其实用的“敲门砖”而已，“教育”使得知识和学习都异化了变质了。而在科学的发展中，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没有激情没有热爱没有对科学的献身和对真理的追求，很难有创新有发展。我们总觉得，在孔子对自己“诲人不倦”，要学生“学而不厌”的背后，在中国教师急切灌输、作业压人、残酷考试等方式的背后，他们实际上缺乏对人和知识本质的把握，缺乏那种苏格拉底式的从容豁达、宽厚友善、渊博深刻、诚实率真、自信自尊而是深深的浮躁专横、狭隘刻薄、矫饰虚伪、自轻轻人。这是十分可悲的。科学不是宗教，入学不是入教，知识不应灌输，人不能塑造。但儒学从内容到方法真有些准宗教意味，它也具有传教布道、专制封闭、束缚人、不宽容而

《革教育的命——知识创新沉思录(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