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教育的命——知识创新沉思录
成千上万，但科学始于问题而不是始于汗水。人们都承认和崇尚灵感，但灵感必定源于问题，一个不动脑子的人很难有灵感的！奇思妙想是问题的深入和升华。勤于思考才可能有灵感才会有发现，才会把问题当作机遇和突破口，才会把电石火花的星星之火变成燎原大火。反之则反之。世界上到处都是问题，何以中国人没有突破？谁知道我们错过了多少机遇？谁知我们有多少原始问题久拖不解没有进步？问题主要和首要的应归之于缺乏思考不敢思考而不是其他原因。怕失败的人才有失败，无问题的人才有问题，不会找食吃的动物才会饿死！问是创新的形式和动力，学生学会了问，就是从娃娃起就学会了创新。问使教学双方都从无的放矢变成有的放矢。教法和学法的改变也必然导致教材从质到量的变化。正因为不许发问，才有了教材的多年一贯制（美国规定教材三四年必须更换一次，一个城市的各学校又各有各的教材并没有人要求统一），才竟然会学习那样多无用的东西，才有了脱离学生和社会需要的教材，而以学法的改革为龙头，活生生的人同活生生的人打交道，教材必定经常更新，数量必定减少很多，内容必定贴近实际，我们呼吁多年而不可得的局面就不难出现。
用民主的方法学科学
世界上只有愚蠢的自满，没有愚蠢的问题。无疑无问只知接受，任何知识都是死的有限的都只是“鱼”，而深入思考则任何知识都是智慧都含方法都是活的无限的“渔”，都能在知识体系中放好它们的位置，揭示知识之间事物之间的固有联系而不断发展。死教死学的教育，首先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把生动活泼的知识变成死的教条，然后再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故弄玄虚死教死考这些死的东西，扼杀学生的想像力和创造性。自问自答的问题不是真正的问题，很难深入很难发展，真正的交锋不是这样的！只知接受知识而没有问别说发展，连理解也是肤浅的。有问而不是不准提问，才使人通向未知，获得突破。突破和创新就在问中，并不神秘，它是连包括小学生在内的人人都可以达到的，更不用说老师了。有学有教只是传授知识，有问有教才是探索知识创造知识。没有问的教和学最多只是“求知”（也是低层次的知），有问的教和学才是“求真”。知与真二者不同，真大大地高于知，知未必真，真则必定知。知限于自身已知是有限的，真则超越自身走向无限，知是老师就可以给予的，真则是必须自己求得的。毫不怀疑一古脑儿地传授和接受一切知识、只求知而不求真的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反科学的违背知识发展规律的。真正的求知必求真，它必然要强调创新意识、怀疑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必须用科学亦即民主的方法来获得来实现。马克思对抽象地理解真理的人的批判完全适用于对这种方法的批判。他说：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合乎真理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最终都相互结合在一起。抽象地理解真理，就像损害主体的权利一样，也损害了客体的权利，把精神变成了枯燥地记录真理的检察官（马恩全集第一卷8——9页）。在学习科学获取真理的过程中，主体不应被束缚，客体不应被歪曲，只有尊重主体才能尊重客体，真正尊重客体也必然和必须尊重主体。马克思的这种真理（知识）观，真正揭示了人和真理的本质，指出了人获得真理的途径（以后我们将另文论述马克思的真理观）。我们的教育观、知识观、真理观，就是由于“抽象地理解”真理而造成了对主客体的损害。一方面，它表面上看起来很尊重真理和知识以致于到了损害了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程度使人成为知识的奴隶，另一方面它又通过损害人的权利而歪曲真理桎梏知识使人不能真正掌握知识。这种看似最重视知识的学校和学习既扼杀和束缚了人的发展，又束缚和限制了知识的创新。只有用科学的态度学习科学，才能既促进学生的发展人格的发展，更促进科学的进步。这样办学，那时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又何止只是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是亿万生机蓬勃的良好公民，是中国科学和知识的永不停顿的创新和进步。教育和学习束缚和解放的都不只是知识，而首先和根本的是人。
科学与民主不可分
学习、成长、求知、探索本来是一个快乐的有趣的主动的过程，教育却把它变成一个被动的枯燥的压抑的灌输的让人望而生畏生厌的过程。问问中国从幼儿园到博士后的所有学生，有几个对上学真正有兴趣？教育既是学习的扭曲和异化，也是生活和人性的扭曲和异化。把事物的本来面目完全搞反了。夸美纽斯曾把学校称为“能动性屠宰场”这是千真万确的。从问开始这不难吧，但这将给我们以最大的震撼和鞭策。这将对我们的社会产生最为重大但又是震荡最小的触动。理论有其自身的容量和逻辑，理论所能容许的高度，就是实践所能达到的高度。任何理论必然要把它的容量和逻辑发挥到极致。如同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封建纲常自然得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残酷结论，计划经济理论最终必定既不经济也无计划一样，教育必定保守僵化反人性不负责任。伟大的劝说者凯恩斯曾经说过，很多时候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是利益在影响人们的行为，实际上影响人们行为的最大因素还是思想和知识。西方人未必刻意创新，中国人更不是刻意保守停滞。然而，结论在前提中，结果在方法中。理论和思想的极限和逻辑是不能超越的，到了一定时候，就必须有理论和方法的根本性变革才能前进。必须破除保守僵化的思维定势。对于呼吁创新，企盼教育革命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来说，变革学习（教育）方法就是最为重要最为根本的事情。问就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这是真正的文化革命思想解放，是名副其实的对内开放自我革命，是对中国人心灵的解放。科学与民主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求科学必然要有民主的形式和方法，反过来说，没有民主的形式和方法也就没有科学。
对“德”、“赛”先生关系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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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民主的方法学科学
世界上只有愚蠢的自满，没有愚蠢的问题。无疑无问只知接受，任何知识都是死的有限的都只是“鱼”，而深入思考则任何知识都是智慧都含方法都是活的无限的“渔”，都能在知识体系中放好它们的位置，揭示知识之间事物之间的固有联系而不断发展。死教死学的教育，首先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把生动活泼的知识变成死的教条，然后再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故弄玄虚死教死考这些死的东西，扼杀学生的想像力和创造性。自问自答的问题不是真正的问题，很难深入很难发展，真正的交锋不是这样的！只知接受知识而没有问别说发展，连理解也是肤浅的。有问而不是不准提问，才使人通向未知，获得突破。突破和创新就在问中，并不神秘，它是连包括小学生在内的人人都可以达到的，更不用说老师了。有学有教只是传授知识，有问有教才是探索知识创造知识。没有问的教和学最多只是“求知”（也是低层次的知），有问的教和学才是“求真”。知与真二者不同，真大大地高于知，知未必真，真则必定知。知限于自身已知是有限的，真则超越自身走向无限，知是老师就可以给予的，真则是必须自己求得的。毫不怀疑一古脑儿地传授和接受一切知识、只求知而不求真的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反科学的违背知识发展规律的。真正的求知必求真，它必然要强调创新意识、怀疑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必须用科学亦即民主的方法来获得来实现。马克思对抽象地理解真理的人的批判完全适用于对这种方法的批判。他说：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合乎真理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最终都相互结合在一起。抽象地理解真理，就像损害主体的权利一样，也损害了客体的权利，把精神变成了枯燥地记录真理的检察官（马恩全集第一卷8——9页）。在学习科学获取真理的过程中，主体不应被束缚，客体不应被歪曲，只有尊重主体才能尊重客体，真正尊重客体也必然和必须尊重主体。马克思的这种真理（知识）观，真正揭示了人和真理的本质，指出了人获得真理的途径（以后我们将另文论述马克思的真理观）。我们的教育观、知识观、真理观，就是由于“抽象地理解”真理而造成了对主客体的损害。一方面，它表面上看起来很尊重真理和知识以致于到了损害了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程度使人成为知识的奴隶，另一方面它又通过损害人的权利而歪曲真理桎梏知识使人不能真正掌握知识。这种看似最重视知识的学校和学习既扼杀和束缚了人的发展，又束缚和限制了知识的创新。只有用科学的态度学习科学，才能既促进学生的发展人格的发展，更促进科学的进步。这样办学，那时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又何止只是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是亿万生机蓬勃的良好公民，是中国科学和知识的永不停顿的创新和进步。教育和学习束缚和解放的都不只是知识，而首先和根本的是人。
科学与民主不可分
学习、成长、求知、探索本来是一个快乐的有趣的主动的过程，教育却把它变成一个被动的枯燥的压抑的灌输的让人望而生畏生厌的过程。问问中国从幼儿园到博士后的所有学生，有几个对上学真正有兴趣？教育既是学习的扭曲和异化，也是生活和人性的扭曲和异化。把事物的本来面目完全搞反了。夸美纽斯曾把学校称为“能动性屠宰场”这是千真万确的。从问开始这不难吧，但这将给我们以最大的震撼和鞭策。这将对我们的社会产生最为重大但又是震荡最小的触动。理论有其自身的容量和逻辑，理论所能容许的高度，就是实践所能达到的高度。任何理论必然要把它的容量和逻辑发挥到极致。如同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封建纲常自然得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残酷结论，计划经济理论最终必定既不经济也无计划一样，教育必定保守僵化反人性不负责任。伟大的劝说者凯恩斯曾经说过，很多时候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是利益在影响人们的行为，实际上影响人们行为的最大因素还是思想和知识。西方人未必刻意创新，中国人更不是刻意保守停滞。然而，结论在前提中，结果在方法中。理论和思想的极限和逻辑是不能超越的，到了一定时候，就必须有理论和方法的根本性变革才能前进。必须破除保守僵化的思维定势。对于呼吁创新，企盼教育革命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来说，变革学习（教育）方法就是最为重要最为根本的事情。问就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这是真正的文化革命思想解放，是名副其实的对内开放自我革命，是对中国人心灵的解放。科学与民主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求科学必然要有民主的形式和方法，反过来说，没有民主的形式和方法也就没有科学。
对“德”、“赛”先生关系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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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教育的命——知识创新沉思录(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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