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与陈独秀道德观的现实价值
和陈独秀都充分认识到因其难度大而应当重视长远性。严复指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者都需要长期的努力才能实现，这其中又尤以新民德一事“为三者之最难”。陈独秀也说要想使一般国民觉醒，“其日尚远也！”
严复把民德问题看作造成中国积弱积贫的根源，同时认识到其改变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他不赞成熊纯如的观点，认为共和后“国家从此统一，社会从此康宁”。这是因为他意识到，今日之民力、民智和民德都不是朝夕之间形成的，而是“经数千年之层递积累，本之乎山川风土之攸殊，导之乎刑政教俗之屡变，陶钧炉锤而成此最后之一境。今日欲以旦暮之为，谓有能淘洗改革，求以合于当前之世变……殆可不待再计而知矣”。严复很清楚中国强大的传统伦理道德在短时间内难以发生根本变化。他赞同斯宾塞“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的观点，认为道德的进化需要加以强力震撼和长时间的磨合，不能期冀取得一蹴而就的成就。唯有经过长期的教化，逐渐扭转人心风俗，才能最终实现德育的目标。
三、明确历史规律性，洞悉当下复杂性
就德育内容的针对性来说，不仅要明确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认识，同时更要贴近现实，洞悉当下的复杂性，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实施教育。陈独秀和严复都很重视社会进化对德育的影响，但他们的具体主张又各有侧重。其中，陈独秀的观点提示我们，教育者要立场坚定地明确历史规律性，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不能因现实的曲折程度而动摇的。而严复思考的价值在于提醒我们，历史规律性的呈现不可能是直线式的，更可能是迂回的、曲折的。他们观点上的差异就如“自相似”理论所揭示的那样，不同比例尺的地形图上，海岸线的形状大体相同，但如果我们身处其中沿着海岸线走上一遭时，就会发现每个地形图上的直线其实都是由无数的曲折甚至断裂组成的。我们不能说航拍的海岸线就是错误的，因为它以宏观的视角抽象地代表了我们所能够亲历的具体的海岸线。正如陈独秀是从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把握和阐述了他对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理解，而严复更多的是从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未来的角度看待中国可能经历的变化与曲折。对于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就是既要给学生大方向的指导，把规律性的认识理直气壮地、明确地传授给学生，同时，更要重视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复杂性，而对于学生来说，他们注重当下的体验，对来自现实的冲击和影响也更为强烈和明显。
在汲取历史资源应用于今天道德教育的问题上，我们要摈弃“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模式化观念，而应对他们的选择加以具体分析，这样才能给今天我们的选择和判断提供有价值的借鉴。陈独秀的积极意义在于告诉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应该是确定的。陈独秀的“激进”虽然符合时代发展方向，但其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则需引起深思和警惕。当然，陈独秀对新道德的颂扬和对旧伦理的批判有其对中国社会巨大惯性的理解，所以他根据取乎其上得其中，取乎其中得其下的判断策略性地提出了对旧伦理道德毫不保留地痛加批判和抛弃，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策略在当时对旧传统摧枯拉朽的批判和对新文化传播的积极意义，也不必讳言它对后来人们正确认识、看待传统产生的种种负面影响。另外，陈独秀在如何利用历史资源方面也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陈独秀坚持认为孔子之道不适于现代生活，但他不是一概地把“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作为孑L教所独有的来加以反对，还认为“此等道德名词，乃世界普通实践道德”。可见我们利用道德教育的历史资源，就必须对之加以深入分析，而后进行取舍。
同样，严复的“保守”在今天看来未必没有价值和意义。在时代发生巨变时，需要有人保持理性，而非对“新事物”不加质疑地全盘接受，更不能同时伴以对所谓“旧事物”毫无顾忌、不加分析的抛弃。垂垂老矣的严复面对新文化的浪潮，以其对现实和历史的深刻洞悉，更多地关注于历史进程呈现出的复杂性与曲折性，感受到传统渐行渐远的悲哀，所以他从学者的角度得出一个似乎与历史潮流相违背的结论，“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今天我们从历史与当下结合的角度重新审视严复的结论，就会发现严复的价值更多地在于启示我们，在进行道德教育的时候，要达成目标一定不是直线式的，必须考虑到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学生接受的可能性和程度的差异性，在保证总体目标的前提下，不能一味拔高道德标准而忽视现实，这样才可能更好地实现最终目标。
借用张汝伦先生对严复的理解，虽然“严复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但严复为之奋斗的目标和理想，仍是我们今天的目标和理想。因此，严复留下的问题，也仍然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对于今天和未来的历史来说，重要的不是显示我们在政治上比严复正确，而是以他同样的热情与执著来继续思考他留下的问题。”探寻德育的历史资源，就是要站在历史与当下结合的高度，去整合以往那些为道德教育进行了有益思考的人们的思想，借鉴他们的启示和教训为今人所用，才能使今天的德育同时拥有历史感和当下感。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 《严复与陈独秀道德观的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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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把民德问题看作造成中国积弱积贫的根源，同时认识到其改变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他不赞成熊纯如的观点，认为共和后“国家从此统一，社会从此康宁”。这是因为他意识到，今日之民力、民智和民德都不是朝夕之间形成的，而是“经数千年之层递积累，本之乎山川风土之攸殊，导之乎刑政教俗之屡变，陶钧炉锤而成此最后之一境。今日欲以旦暮之为，谓有能淘洗改革，求以合于当前之世变……殆可不待再计而知矣”。严复很清楚中国强大的传统伦理道德在短时间内难以发生根本变化。他赞同斯宾塞“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的观点，认为道德的进化需要加以强力震撼和长时间的磨合，不能期冀取得一蹴而就的成就。唯有经过长期的教化，逐渐扭转人心风俗，才能最终实现德育的目标。
三、明确历史规律性，洞悉当下复杂性
就德育内容的针对性来说，不仅要明确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认识，同时更要贴近现实，洞悉当下的复杂性，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实施教育。陈独秀和严复都很重视社会进化对德育的影响，但他们的具体主张又各有侧重。其中，陈独秀的观点提示我们，教育者要立场坚定地明确历史规律性，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不能因现实的曲折程度而动摇的。而严复思考的价值在于提醒我们，历史规律性的呈现不可能是直线式的，更可能是迂回的、曲折的。他们观点上的差异就如“自相似”理论所揭示的那样，不同比例尺的地形图上，海岸线的形状大体相同，但如果我们身处其中沿着海岸线走上一遭时，就会发现每个地形图上的直线其实都是由无数的曲折甚至断裂组成的。我们不能说航拍的海岸线就是错误的，因为它以宏观的视角抽象地代表了我们所能够亲历的具体的海岸线。正如陈独秀是从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把握和阐述了他对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理解，而严复更多的是从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未来的角度看待中国可能经历的变化与曲折。对于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就是既要给学生大方向的指导，把规律性的认识理直气壮地、明确地传授给学生，同时，更要重视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复杂性，而对于学生来说，他们注重当下的体验，对来自现实的冲击和影响也更为强烈和明显。
在汲取历史资源应用于今天道德教育的问题上，我们要摈弃“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模式化观念，而应对他们的选择加以具体分析，这样才能给今天我们的选择和判断提供有价值的借鉴。陈独秀的积极意义在于告诉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应该是确定的。陈独秀的“激进”虽然符合时代发展方向，但其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则需引起深思和警惕。当然，陈独秀对新道德的颂扬和对旧伦理的批判有其对中国社会巨大惯性的理解，所以他根据取乎其上得其中，取乎其中得其下的判断策略性地提出了对旧伦理道德毫不保留地痛加批判和抛弃，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策略在当时对旧传统摧枯拉朽的批判和对新文化传播的积极意义，也不必讳言它对后来人们正确认识、看待传统产生的种种负面影响。另外，陈独秀在如何利用历史资源方面也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陈独秀坚持认为孔子之道不适于现代生活，但他不是一概地把“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作为孑L教所独有的来加以反对，还认为“此等道德名词，乃世界普通实践道德”。可见我们利用道德教育的历史资源，就必须对之加以深入分析，而后进行取舍。
同样，严复的“保守”在今天看来未必没有价值和意义。在时代发生巨变时，需要有人保持理性，而非对“新事物”不加质疑地全盘接受，更不能同时伴以对所谓“旧事物”毫无顾忌、不加分析的抛弃。垂垂老矣的严复面对新文化的浪潮，以其对现实和历史的深刻洞悉，更多地关注于历史进程呈现出的复杂性与曲折性，感受到传统渐行渐远的悲哀，所以他从学者的角度得出一个似乎与历史潮流相违背的结论，“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今天我们从历史与当下结合的角度重新审视严复的结论，就会发现严复的价值更多地在于启示我们，在进行道德教育的时候，要达成目标一定不是直线式的，必须考虑到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学生接受的可能性和程度的差异性，在保证总体目标的前提下，不能一味拔高道德标准而忽视现实，这样才可能更好地实现最终目标。
借用张汝伦先生对严复的理解，虽然“严复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但严复为之奋斗的目标和理想，仍是我们今天的目标和理想。因此，严复留下的问题，也仍然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对于今天和未来的历史来说，重要的不是显示我们在政治上比严复正确，而是以他同样的热情与执著来继续思考他留下的问题。”探寻德育的历史资源，就是要站在历史与当下结合的高度，去整合以往那些为道德教育进行了有益思考的人们的思想，借鉴他们的启示和教训为今人所用，才能使今天的德育同时拥有历史感和当下感。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 《严复与陈独秀道德观的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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