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中国科普缺什么
今天是美国著名天文学家、被称为“20世纪最知名的科普作家和教育家”的卡尔·萨根逝世5周年纪念日，这位有着灿烂笑容的科学传播者——如前哈佛大学校长所说，他是惟一能用最简单扼要的语言说明科学是什么的科学家——让我们再一次思虑中国科普。
激情的科学传播者
美国《每日新闻》曾这样评论萨根：“他有三只眼睛。一只眼睛探索星空，一只眼睛探索历史，第三只眼睛，也就是他的思维，探索现实社会。”
据说，在美国，连卡尔·萨根高领毛衣外套皮夹克的装扮都为年轻人所效仿，这份崇拜来自于他宣讲的科学和他宣讲科学的方式。他谈论的所有关于科学的题目都那么有趣，他看上去生机勃勃，他改变了人们对科学的印象，他使科学充满吸引力，甚至他还给科学涂上了一层时尚的色彩———既然年轻人是爱赶时髦的。但他改变的仅仅是科学的表面，他把科学的内涵原本而准确地告诉给公众，结果他成了年轻人追逐的明星，被美国青少年评为十大聪明人之一。
同许多科学家一样，卡尔·萨根沉迷于科学并在天文学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用著名科普作家卞毓麟的话说，萨根以他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就是获得两个美国科学院院士也不为过。而他与大多数科学家不同的是，他自觉地思考这样的问题：科学家还应该做什么？他认为，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希望在下个世纪生存得好，且其基本价值不受影响的话，那么就应该关心国民的思维、理解水平，并为未来作好规划。他说：“我坚持认为，科学是达到上述目的的基本手段——它不仅是专业人员所讨论的科学，更是整个人类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科学。如果科学家不来完成科学普及的工作，谁来完成？”“我们真正的危险在于构造了一个基本上依赖于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却几乎没有人懂科学和技术。”他认为理解世界是一种享乐，没有被鼓励着去积极思考的人是不幸的。于是他把这种快乐带给公众。看看70年代末由萨根自编、自导、自演的大型科学电视系列片《宇宙》，就知道他具有怎样超群的演说才能以及用通俗的语言阐释艰深的科学概念的非凡能力，也就不能不相信学生要注册登记他那限制名额的课必须得经过激烈的竞争，全世界都愿意找他演讲这种种事实。后来出版的《宇宙》一书，曾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长达70周之久，在美国印刷42次，有31种国外版本。在此前的1978年他还因科普作品《伊甸园的飞龙——人类智力进化推测》获普利策奖。卡尔·萨根被赞誉为宇宙的解说员、科学的演员。
我们的科普缺什么
回忆少年时代，卡尔·萨根说，我对科学的兴趣是通过读科学和科幻的书和杂志而保持下来的。无疑，科普读物是科学传播重要而稳定的方式之一。当我们将目光停留于书店里科普读物的柜台，也许会有眼花缭乱之感，科普，尤其是青少年科普读物，近几年的出版势头可以说是强劲的，但真正给读者留下印象的，却实在不多。
记者近日从对一批大中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中发现，他们能说出的科普书的名字仅限于《十万个为什么》、《海底两万里》、《时间简史》、《昆虫记》等经典科普书，能说出的科普作家的名字更是寥寥。这一方面说明学生的阅读视野比较狭窄，更重要的是显示了我国原创科普作品的匮乏。从刚刚结束的第二届科普好书的获奖作品中，我们再次发现国内科普原创力量薄弱的“老问题”，一等奖作品只有陈省身著《九十初度说数学》、徐星著《未亡的恐龙》两本，二等奖作品中，原创的也只有7种。
一位30多岁的女士回忆起自己小时候读过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仍然两眼发光：“那本书被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太空船、机器人、电视电话……当时我就盼着时间快点带我进入2000年，那本书所描绘的未来对作为孩子的我太有诱惑力了。”相信这本书曾点燃过许多孩子对未来的憧憬和对科学的兴趣，当然，这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封闭和相对贫乏的文化氛围有关，但也必须承认，能够吸引读者的科普书肯定具备这样的品质：准确的知识，有趣的表述。一位中学教师抱怨说：“现在充斥于科普书架的很大一部分是拼凑之作，除了向学生推荐一些经过时间检验的科普书，还有什么选择呢？”而学生感觉老师推荐的书大多内容陈旧，他们更愿意看介绍新知识、反映最新科技成果的书。
这样的书谁来写？正像那位老师所说的，现在有些科普书由一些非专业人士操刀，因此存在许多知识上的错误。好，那就由站在科技前沿的科学家来写，问题又来了：首先，他们愿不愿意做？有的人认为科普肤浅，看不起，况且又不算研究成果，浪费时间。其次，他们有没有能力写？要知道，把深奥的理论用浅显的语言表述出来并非易事，霍金对写科普有这样的见解，每多一个公式，也许就会减少一半读者。而我们的科学家呢，大多是精于研究而讷于表达。
所以，怎么写，同样是个问题。在怎么写中，写的技巧是一方面，写的态度又是一方面。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科普通常是居高临下地告诉读者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读者只是“被科普”的对象，难怪一位中学生说：“我最烦有的书那种口气，好像我们都是弱智似的，让人受不了。”萨根的“三只眼睛”使他对科学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且能透彻地告诉别人，在科学知识之外，他具备丰富的人文素养。这也正是我们的大多数科学工作者所欠缺的，究其根源，与我们的学校教育分科过早过细有很大的关系。
培根说，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的价值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据中国科协公布的2001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每千人中只有14个人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不及美国十年前的1/6。
我们的科普缺什么？说到底，缺萨根这样富于激情地传播科学的明星！
期待中国的科学明星
在西方，每到圣诞节前夜，科学家们就会像其他公众人物一样，盛装华服，向大家讲述自己一年来的研究成果，展示自己的迷人风采。有人把这一古老的传统比作连接在乐曲与乐曲之间的一个高雅的“过门儿”，上周末，在北京的中国科技会堂也有这样一场“演出”，由中外科学家、科普作家与公众进行关于科普本身、关于地外文明、关于反伪科学的演讲和交流，这就是“公众与科学”论坛。
在论坛第一场“科学家及公众理解科学”中，我们认识了一个真诚的卡尔·萨根，并开始理解一个“新科普”概念——公众理解科学。
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 standing of Science)，用阿西莫夫的话说就是，要能欣赏一门科学，并非得对科学有透彻的了解。没有人认为，要欣赏莎士比亚，自己就必须能写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同样，要欣赏或享受科学的成就，也不一定非得躬身于创造性的科学劳动。卞毓麟先生认为“公众理解科学”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公众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和需求；二是公众的科学素养；三是公众对科学的态度。这一概念与我们过去所说的科普有着不同的主体，后者的行为主体是科学家这类科学素养较高的人，前者的主体则是公众。按照北大哲学系副教授刘华杰的理解，科学传播系统已由原来的上(科学家)中(媒体)下(公众)游关系发展为一种平面结构，即政府、科学家、媒体、公众作为不同的主体，平等、互动地参与并推动科普。
《追问：中国科普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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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的科学传播者
美国《每日新闻》曾这样评论萨根：“他有三只眼睛。一只眼睛探索星空，一只眼睛探索历史，第三只眼睛，也就是他的思维，探索现实社会。”
据说，在美国，连卡尔·萨根高领毛衣外套皮夹克的装扮都为年轻人所效仿，这份崇拜来自于他宣讲的科学和他宣讲科学的方式。他谈论的所有关于科学的题目都那么有趣，他看上去生机勃勃，他改变了人们对科学的印象，他使科学充满吸引力，甚至他还给科学涂上了一层时尚的色彩———既然年轻人是爱赶时髦的。但他改变的仅仅是科学的表面，他把科学的内涵原本而准确地告诉给公众，结果他成了年轻人追逐的明星，被美国青少年评为十大聪明人之一。
同许多科学家一样，卡尔·萨根沉迷于科学并在天文学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用著名科普作家卞毓麟的话说，萨根以他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就是获得两个美国科学院院士也不为过。而他与大多数科学家不同的是，他自觉地思考这样的问题：科学家还应该做什么？他认为，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希望在下个世纪生存得好，且其基本价值不受影响的话，那么就应该关心国民的思维、理解水平，并为未来作好规划。他说：“我坚持认为，科学是达到上述目的的基本手段——它不仅是专业人员所讨论的科学，更是整个人类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科学。如果科学家不来完成科学普及的工作，谁来完成？”“我们真正的危险在于构造了一个基本上依赖于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却几乎没有人懂科学和技术。”他认为理解世界是一种享乐，没有被鼓励着去积极思考的人是不幸的。于是他把这种快乐带给公众。看看70年代末由萨根自编、自导、自演的大型科学电视系列片《宇宙》，就知道他具有怎样超群的演说才能以及用通俗的语言阐释艰深的科学概念的非凡能力，也就不能不相信学生要注册登记他那限制名额的课必须得经过激烈的竞争，全世界都愿意找他演讲这种种事实。后来出版的《宇宙》一书，曾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长达70周之久，在美国印刷42次，有31种国外版本。在此前的1978年他还因科普作品《伊甸园的飞龙——人类智力进化推测》获普利策奖。卡尔·萨根被赞誉为宇宙的解说员、科学的演员。
我们的科普缺什么
回忆少年时代，卡尔·萨根说，我对科学的兴趣是通过读科学和科幻的书和杂志而保持下来的。无疑，科普读物是科学传播重要而稳定的方式之一。当我们将目光停留于书店里科普读物的柜台，也许会有眼花缭乱之感，科普，尤其是青少年科普读物，近几年的出版势头可以说是强劲的，但真正给读者留下印象的，却实在不多。
记者近日从对一批大中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中发现，他们能说出的科普书的名字仅限于《十万个为什么》、《海底两万里》、《时间简史》、《昆虫记》等经典科普书，能说出的科普作家的名字更是寥寥。这一方面说明学生的阅读视野比较狭窄，更重要的是显示了我国原创科普作品的匮乏。从刚刚结束的第二届科普好书的获奖作品中，我们再次发现国内科普原创力量薄弱的“老问题”，一等奖作品只有陈省身著《九十初度说数学》、徐星著《未亡的恐龙》两本，二等奖作品中，原创的也只有7种。
一位30多岁的女士回忆起自己小时候读过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仍然两眼发光：“那本书被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太空船、机器人、电视电话……当时我就盼着时间快点带我进入2000年，那本书所描绘的未来对作为孩子的我太有诱惑力了。”相信这本书曾点燃过许多孩子对未来的憧憬和对科学的兴趣，当然，这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封闭和相对贫乏的文化氛围有关，但也必须承认，能够吸引读者的科普书肯定具备这样的品质：准确的知识，有趣的表述。一位中学教师抱怨说：“现在充斥于科普书架的很大一部分是拼凑之作，除了向学生推荐一些经过时间检验的科普书，还有什么选择呢？”而学生感觉老师推荐的书大多内容陈旧，他们更愿意看介绍新知识、反映最新科技成果的书。
这样的书谁来写？正像那位老师所说的，现在有些科普书由一些非专业人士操刀，因此存在许多知识上的错误。好，那就由站在科技前沿的科学家来写，问题又来了：首先，他们愿不愿意做？有的人认为科普肤浅，看不起，况且又不算研究成果，浪费时间。其次，他们有没有能力写？要知道，把深奥的理论用浅显的语言表述出来并非易事，霍金对写科普有这样的见解，每多一个公式，也许就会减少一半读者。而我们的科学家呢，大多是精于研究而讷于表达。
所以，怎么写，同样是个问题。在怎么写中，写的技巧是一方面，写的态度又是一方面。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科普通常是居高临下地告诉读者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读者只是“被科普”的对象，难怪一位中学生说：“我最烦有的书那种口气，好像我们都是弱智似的，让人受不了。”萨根的“三只眼睛”使他对科学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且能透彻地告诉别人，在科学知识之外，他具备丰富的人文素养。这也正是我们的大多数科学工作者所欠缺的，究其根源，与我们的学校教育分科过早过细有很大的关系。
培根说，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的价值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据中国科协公布的2001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每千人中只有14个人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不及美国十年前的1/6。
我们的科普缺什么？说到底，缺萨根这样富于激情地传播科学的明星！
期待中国的科学明星
在西方，每到圣诞节前夜，科学家们就会像其他公众人物一样，盛装华服，向大家讲述自己一年来的研究成果，展示自己的迷人风采。有人把这一古老的传统比作连接在乐曲与乐曲之间的一个高雅的“过门儿”，上周末，在北京的中国科技会堂也有这样一场“演出”，由中外科学家、科普作家与公众进行关于科普本身、关于地外文明、关于反伪科学的演讲和交流，这就是“公众与科学”论坛。
在论坛第一场“科学家及公众理解科学”中，我们认识了一个真诚的卡尔·萨根，并开始理解一个“新科普”概念——公众理解科学。
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 standing of Science)，用阿西莫夫的话说就是，要能欣赏一门科学，并非得对科学有透彻的了解。没有人认为，要欣赏莎士比亚，自己就必须能写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同样，要欣赏或享受科学的成就，也不一定非得躬身于创造性的科学劳动。卞毓麟先生认为“公众理解科学”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公众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和需求；二是公众的科学素养；三是公众对科学的态度。这一概念与我们过去所说的科普有着不同的主体，后者的行为主体是科学家这类科学素养较高的人，前者的主体则是公众。按照北大哲学系副教授刘华杰的理解，科学传播系统已由原来的上(科学家)中(媒体)下(公众)游关系发展为一种平面结构，即政府、科学家、媒体、公众作为不同的主体，平等、互动地参与并推动科普。
《追问：中国科普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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