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农业背景中村民自治的思考

这正好是中国农村目前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两种典型关系。《组织法》还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有关部门，对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村民进行教育、帮助和监督。这一规定加了“应当”，显然已经变成了法律义务。也就是说，村民委员会至少相对于有关司法部门来说，已经成为下级机构。

　　三是《组织法》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这一规定，可能会在两个方面改变村民自治的组织结构：

　　一方面，村民自治在行政上可能从村民委员会转向党支部。在实际运作中，如果村民自治要实现，就必须要让农村党支部进一步民主化，让村民能够选举党支部，比如党支部书记在党内选举之后经过村民确认，或者村民选举出候选人，再经过党内选举确认。

　　另一方面，农村党支部和上级党委之间的关系是上下级关系，农村党支部成为村委会的领导核心，乡镇党委是乡镇政权的领导核心，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也自然而然地从非上下级关系转向实际上的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这时，如果要确保村民自治，就不仅要使农村党支部的产生过程民主化，而且还需要在职能上进一步调整与乡镇党委之间的关系。否则，村民自治就不是完整的。

　　根据这些分析，《组织法》有关村民委员会与乡镇政府之间的各种各样指导、支持、帮助和协助的条款可以删除，因为它对于村民自治有害无利。

　　至于有关党组织在农村的领导地位问题，目前更多的做法是退而求其次的办法，这就是承认基层党支部在村的核心领导权，然后在选举程序上做一些变动，让基层党支部书记和成员具有民意基础。这种做法在当前来说，有利于改善村民自治。不过，由于基层党支部与上级党委是下级服从上级的关系，这实际上一笔勾销了村民自治，除非上级党委不领导基层党支部。

　　所以，从长远来说，还需要思考在宪政结构转变条件下执政党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笔者的看法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自治的完善，政府治道变革的进行，党的执政结构也需要发生相应的变化，给经济组织、社会自治组织以自己的运作空间，在政府进行治道变革的同时，党也需要根据民主原则、法治原则来行事。在乡村治理层面，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方式不改革，村民自治就没有发展空间，很多不正常的势力，就会利用这一组织结构来破坏村民自治。如何着眼于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来改革基层党组织的运作方式，是当前需要认真考虑的法律问题。

　　四、村民自治的保障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肯定不会自动进行。所以，《组织法》规定了各种各样的保障条款。

　　《组织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本法的实施，保障村民依法行使自治权利。这一规定赋予地方人代会和常委会法制监督权。不过，这一规定现在看来几乎形同虚设。因为就现有的运作机制来看，在村民、村委会和乡镇政权等发生冲突的时候，地方人代会及其常委会并没有什么适当的介入机制。这些问题，现在一般通过上访机制来解决。在现行体制中，上访是一种行政性的介入机制，在改变过程中往往带有很强的行政偏好，解决问题具有针对性和选择性，很可能解决了一个问题，却忽略了更多相关问题。对村民自治来说，通过上访来解决《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很可能在制度上改变村民自治的结构，因为它会使得村民自治经常受到来自上级政府的行政干预。

　　《组织法》第十五条进一步规定，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举报，有关机关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当选的，其当选无效。这一规定，在制度上显然也有助于强化上级政府对村民自治的干预。因为它赋予县乡两级行政机关和代议机关权力，调查并依法处理有关不正当选举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司法调查和处置权。行政机关处理问题的程序是行政性的，具有强权干预特征；代议机关处理问题的程序是议论性的，不具有行动性。这两个权力的性质都不利于处理选举纠纷。要处理选举纠纷，最好还是规定由司法机关来处理，如向检察院举报，检察官出面调查，然后向法院控告，法院受理等。另外，这一条款规定的措词也具有事先定罪的意思，好像已经发生了确凿的不正当选举，只要告知有关部门依法处理就可以了，实际上任何不正当选举行为的举报，都可能是政治性的，都需要通过正当程序来确认。让选举纠纷通过司法程序解决，而不是通过行政和立法程序解决，可以确保依法选举，为村民委员会选举提供法治基础。

　　《组织法》第十九条规定，村民委员会不及时公布应当公布的事项或者公布的事项不真实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反映，有关政府机关应当负责调查核实，责令公布；经查证确有违法行为的，有关人员应当依法承担责任。这一段的规定，显然是把村民委员会当作乡镇或县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的下级单位了。一是这一条款为村民委员会指定了自己的主管部门；二是一旦村民有请求，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就必须调查核实并责令村委会如何做。

　　从这一规定的内在激励结构来看，它是在发现问题的时候，不鼓励村民利用现有的村民自治内在的民主程序来解决问题，而是在运作上助长县乡政府对村民委员会进行行政干预。对村务公开是否满意，实际上可能是个体意见，也可能是集体认同的意见，或者是有分歧的意见。这时候如果没有首先在村治结构内进行民主运作，个别投诉导致上级政府出面干预，显然不利于真正识别什么是合理的村务公开，什么是违法的村务不公开。如果要确保村民自治，最好是完善村治结构的内部冲突解决程序。在此基础上，再有限引入上级行政调解程序，最后打开司法程序。通过村治内在的民主程序，外在的行政辅助程序，还有被动的司法程序，可以比较好地处理村治的内在冲突。至于“经查确有违法行为的，有关人员应当依法承担责任”，则是画蛇添足了。法治的基本原理，不需要在法律条文里到处重申。

　　最后，上述三个条款之间也存在矛盾：首先，它规定《组织法》的实施保障机关是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和人代会；其次，规定乡人代会和县人大常委会、县乡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来处理不正当选举问题；第三，规定县乡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处理有关村务公开不当的问题。这三个规定，在逻辑上显然是混乱的。如果规定只有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和人代会才有保障权力，县乡两级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就没有权力来处理不正当选举和政务公开运作问题。如果有权力，则需要把县乡两级政府及其主管部门，也加在里面。

　　从道理上来说，全国人大是《组织法》的制定机关，自然它也有权保障其实施；各省人代会可以制定实施细则，自然也有权保障《组织法》的实施。所以，简单地规定只有地方人代会及其常委会的权力，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从法理上来看，公民也有保障其实施的权力，因为该法律很多方面的实施都需要村民积极主动。

　　从这些低质量的规定可以看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制定，实际上是一个行政过程，它带有大量的行政偏好和行政性文件的传统。如何去除其中的行政性因素，凸显法治的原则和价值，给村民自治提供良好的法律基础，可以说是中国村民自治顺利发展的重要挑战。
　五、村民委员会的设立与产生

　　根据《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的设立原则有两个，一是村民居住状况、人口多少，二是便于群众自治。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范围调整，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提出，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这说明，村民委员会的设立过程是行政与民主相结合的过程。由于长期以来中国治理结构是行政主导的，所以，村民委员会的设置，实际上往往是行政上的便利考虑优于村民自治的考虑。从实际来看，村民委员会的设置，往往是几个自然村一个，或者一个大村，被分割成两、三个小村。这可能适合管理，但不见得有利于村民自治。因为村民自治主要是公共事务的自治，公共事务有一个自然的范围。如果若干自然居住的村落组成一个村，或者一个自然居住的村落分割成两三个村，都不利于在整体上配置公共资源，而且很可能导致若干村在村务方面的不必要的冲突。所以，在未来，应该考虑主要由村民自主设置，而政府的程序主要是辅助性的，而不是主导性的。

　　1987年试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选举方面的规定比较简单，经过10多年的实践经验积累，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关选举方面的规定已经比较详细了。根据这些规定，村委会主任及其成员三年一届，连选连任，而且只能由年满十八周岁的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村民选举委员会由村民会议或村民小组推选产生，主持选举。选举实行无记名投票、公开计票，而且当场公布，选举还设立秘密写票处。

　　此外，第十六条还规定了罢免程序，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联名，可以要求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罢免应当提出罢免理由。被提出罢免的村民委员会成员有权提出申辩意见。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召开村民会议，投票表决罢免要求。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须经有选举权的村民过半数通过。这一程序，使得村民和村民会议有了自主解决问题的权利，而不必上访到上级政府或者人代会了。不过，其前提条件是，不满村委会成员的村民至少能够组织起来召开村民会议，而且有半数人以上的人不满村委会成员，否则还需要求助于基层政府或人代会。

　　1998年《组织法》的这部分规定是值得称道的。它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的任期，有具体的做法确保村民的权利，而且还可以罢免村民委员会。这都有利于村治从过去自上而下的压力型走向自治型。

　　六、村民委员会运作规则

　　《组织法》对村委会的运作也作了明确规定。首先，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事情，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组织法列举了七个方面的事项：乡统筹的收缴方法，村提留的收缴及使用；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数及补贴标准；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村办学校、村建道路等村公益事业的经费筹集方案；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及村公益事业的建设承包方案；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宅基地的使用方案等。而且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决定什么事情与村民利益有关，需要由村民会议来决定。

　　其次，村民委员会实行村务公开制度。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公布下列事项，其中涉及财务的事项至少每六个月公布一次，接受村民的监督：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及其实施情况；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方案；救灾救济款物的发放情况；水电费的收缴以及涉及本村村民利益、村民普遍关心的其他事项等。村民委员会应当保证公布内容的真实性，并接受村民的查询。

　　第三，村民委员会决定问题，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说明村委员的运作方式是委员制，而不是首长负责制。此外，还规定，村委会对村民要坚持说服教育，不得强迫命令，不得打击报复。这说明，村委会与村民之间的关系不是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而是以共识为基础的公共管理关系。

　　这些运作规则，有很大的针对性，主要是解决村民自治试行多年来所暴露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不过，从这些规定也可以看到，村民自治在财政关系和公共政策执行方面可能遇到一些问题：一是村的财政来源是村提留，乡财政的来源是乡统筹。村委会负责村提留的收缴及其使用，还负责乡统筹的收缴；二是村委会负责实施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救灾救济款物发放、水电费收缴等。

　　这说明，村民委员会在财政意义上，是上级政府的收入执行机构；与此同时，还是国家政策的执行机构，也是水电等公用事业机构的收费机构。

　　村民委员会是自治组织，因此在法律上，政府不能把它当作下级执行机构，只能把特定的行政职能依法授权给自治组织，并且在财政上给予支持。而水电等公用事业机构，本来就是有成本核算的，应该自己直接向村民收取水电费，或者通过合同委托给村民委员会或者其他组织和个人代收水电费。在这一方面，要确保村民自治，各级政府和公用事业单位需要学会如何直接面向村民，需要有制度安排来直接履行公共职能，如果需要村民委员会协助，则要有财政上和法律上的支持。

　　结语

　　总之，作为法律文本，《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一是在操作意义上规定了村民自治运作的技术规则，二是在集体意义上，确立了村民委员会与村民、村党支部、包括基层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和人代会等多方面的关系。

　　村民委员会的运作是否顺利，其组织法在操作层次上和集体层次上的法律规则是否完善，两个层次上是否逻辑一致，非常关键。也就是说，当在操作层次上、集体层次上的法律规则都比较完善，而且相互之间逻辑一致的时候，它就能够顺利运转，实现村民自治；如果不完善，不一致，就可能发生种种冲突，危害村民自治。本文在操作和集体两个层次上分析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逻辑上存在的缺陷，两个层次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多个方面的修改思路。

　　应该肯定，现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村民自治奠定了基本的法律基础，并且在总结多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为村民自治，尤其是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和罢免提供了良好的法律规范。但由于实行村民自治的时间比较短，各级政府还不习惯于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来提供公共服务，进行公共管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制定过程中的行政主导使得这一法律带有很多行政偏好，使得村民自治的法律规则在操作层次上和集体层次上，都存在一些缺陷。这些缺陷，不可能一下子完全弥补，但通过积累实践经验，可以逐步完善。因为中国村民自治本身就是通过逐步演进发展起来的。在未来，中国的村民自治本身也同样需要在逐步累积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得以完善。

　　回到本文的主题，即三农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在宏观上需要整个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整个国家取消城乡分治，需要各级政府顺利实现治道变革，实现政府决策民主化，政府行为法治化，同时，村民自治的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微观基础。要发展村民自治，实际中最重要的就是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村民自治的法律基础。有了稳固的法律基础，村民自治就有了运作的框架，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在制度上就有了良好的微观保障。在这个意义上，本文的努力应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

　　参考文献
《关于三农业背景中村民自治的思考(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