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教育的命——知识创新沉思录

统一），才竟然会学习那样多无用的东西，才有了脱离学生和社会需要的教材，而以学法的改革为龙头，活生生的人同活生生的人打交道，教材必定经常更新，数量必定减少很多，内容必定贴近实际，我们呼吁多年而不可得的局面就不难出现。

用民主的方法学科学
  世界上只有愚蠢的自满，没有愚蠢的问题。无疑无问只知接受，任何知识都是死的有限的都只是“鱼”，而深入思考则任何知识都是智慧都含方法都是活的无限的“渔”，都能在知识体系中放好它们的位置，揭示知识之间事物之间的固有联系而不断发展。死教死学的教育，首先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把生动活泼的知识变成死的教条，然后再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故弄玄虚死教死考这些死的东西，扼杀学生的想像力和创造性。自问自答的问题不是真正的问题，很难深入很难发展，真正的交锋不是这样的！只知接受知识而没有问别说发展，连理解也是肤浅的。有问而不是不准提问，才使人通向未知，获得突破。突破和创新就在问中，并不神秘，它是连包括小学生在内的人人都可以达到的，更不用说老师了。有学有教只是传授知识，有问有教才是探索知识创造知识。没有问的教和学最多只是“求知”（也是低层次的知），有问的教和学才是“求真”。知与真二者不同，真大大地高于知，知未必真，真则必定知。知限于自身已知是有限的，真则超越自身走向无限，知是老师就可以给予的，真则是必须自己求得的。毫不怀疑一古脑儿地传授和接受一切知识、只求知而不求真的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反科学的违背知识发展规律的。真正的求知必求真，它必然要强调创新意识、怀疑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必须用科学亦即民主的方法来获得来实现。马克思对抽象地理解真理的人的批判完全适用于对这种方法的批判。他说：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合乎真理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最终都相互结合在一起。抽象地理解真理，就像损害主体的权利一样，也损害了客体的权利，把精神变成了枯燥地记录真理的检察官（马恩全集第一卷8——9页）。在学习科学获取真理的过程中，主体不应被束缚，客体不应被歪曲，只有尊重主体才能尊重客体，真正尊重客体也必然和必须尊重主体。马克思的这种真理（知识）观，真正揭示了人和真理的本质，指出了人获得真理的途径（以后我们将另文论述马克思的真理观）。我们的教育观、知识观、真理观，就是由于“抽象地理解”真理而造成了对主客体的损害。一方面，它表面上看起来很尊重真理和知识以致于到了损害了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程度使人成为知识的奴隶，另一方面它又通过损害人的权利而歪曲真理桎梏知识使人不能真正掌握知识。这种看似最重视知识的学校和学习既扼杀和束缚了人的发展，又束缚和限制了知识的创新。只有用科学的态度学习科学，才能既促进学生的发展人格的发展，更促进科学的进步。这样办学，那时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又何止只是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是亿万生机蓬勃的良好公民，是中国科学和知识的永不停顿的创新和进步。教育和学习束缚和解放的都不只是知识，而首先和根本的是人。

科学与民主不可分
  学习、成长、求知、探索本来是一个快乐的有趣的主动的过程，教育却把它变成一个被动的枯燥的压抑的灌输的让人望而生畏生厌的过程。问问中国从幼儿园到博士后的所有学生，有几个对上学真正有兴趣？教育既是学习的扭曲和异化，也是生活和人性的扭曲和异化。把事物的本来面目完全搞反了。夸美纽斯曾把学校称为“能动性屠宰场”这是千真万确的。从问开始这不难吧，但这将给我们以最大的震撼和鞭策。这将对我们的社会产生最为重大但又是震荡最小的触动。理论有其自身的容量和逻辑，理论所能容许的高度，就是实践所能达到的高度。任何理论必然要把它的容量和逻辑发挥到极致。如同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封建纲常自然得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残酷结论，计划经济理论最终必定既不经济也无计划一样，教育必定保守僵化反人性不负责任。伟大的劝说者凯恩斯曾经说过，很多时候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是利益在影响人们的行为，实际上影响人们行为的最大因素还是思想和知识。西方人未必刻意创新，中国人更不是刻意保守停滞。然而，结论在前提中，结果在方法中。理论和思想的极限和逻辑是不能超越的，到了一定时候，就必须有理论和方法的根本性变革才能前进。必须破除保守僵化的思维定势。对于呼吁创新，企盼教育革命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来说，变革学习（教育）方法就是最为重要最为根本的事情。问就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这是真正的文化革命思想解放，是名副其实的对内开放自我革命，是对中国人心灵的解放。科学与民主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求科学必然要有民主的形式和方法，反过来说，没有民主的形式和方法也就没有科学。

对“德”、“赛”先生关系的再认识
  我们现在对于科学与民主的认识尚且如此肤浅，回头看五四时期人们的认识就更不用说了。那时人们也呼吁德先生赛先生，但认为民主是民主是政治上的事情，科学是科学是文化上的事情，废科举兴学堂不亦乐乎，学堂的教学内容和形式表面上看和西方差不多，而实际上方法还是孔子那一套，并不得他人之精髓。人们有意无意地避开了人家最好最难最根本的东西—知识的灵魂，因而学来的知识拿来的器物也就没有起到作用。科学不仅是科学知识，更是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科学不表现为知识的堆积，而是充溢着一种精神于其中。科学之有精神一如器物之有灵魂，没有制度和文化心理层面的变革再好的器物也不能发挥作用。清军甲午海战的失败就是证明。人们总是见物不见人，重物不重人，固执地以为知识多了就有本领，武器好了就能打胜仗，物质条件上去了就能发展，因而不愿也不敢进行思想深处的变革。其实知识不会自动创新，先进武器不会自动打胜仗，人是物的主人而不是相反，人有没有科学的昂扬的精神大不一样。贝尔指出：“希腊人在追求真理中表现的忘我精神普遍遭世俗庸人非难……他们追求真理是为真理本身而追求，也作为达到文明的手段，但不是为了获取权利和过舒适生活。”方法是比内容更为重要也更难变革的东西。严复是中国最早认识到科学精神的人。他说：西方科学的精神“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黜伪而崇真，于行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这些即是科学精神中强调的自由精神、创新意识、怀疑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中国人长期以来没有用民主方法学科学，以科学为模式推民主，因而使得既没有学好科学，也没有发展民主。直到现在人们也是认为科学是文化上的事情（似乎可以大谈特谈毫无禁忌，似乎死灌死学就能掌握），民主则是政治上的事情（谈起来要么禁区重重要么十分放肆）。二者相距甚远，几无联系。一切科学知识都充溢着民主（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并不是学人文学科就能具备的，如同现在的科学违背了科学精神一样。中国学生缺乏人文精神，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被我们的学校变成了一堆死知识，学生成了极端缺乏人文精神的单面人而最多达到工匠水平。让他们成为有用之材这无异于缘木求鱼，舍本求末，结果造成学习科学知识时既大而无当陈旧玄虚，又保守僵化缺乏创新；而民主建设则在激烈激进对抗冲突与率由旧章无所作为之间徘徊动摇，社会深层并没有出现我们所希望的那种变化，还很少有人把学校学习和政治民主结合起来，搞民主建设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起从学习抓起。这是中国学校的失败，也是我们今天既强烈呼吁又深感无奈的原因。中国人不是不想要不想搞民主，而是没有找到实现和发展民主的突破口和立足点，而不解决这个问题民主必然流于形式和归于沉寂。中国从一百多年前就开始了“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现代化进程，但是一百多年来人们只重视经济和政治的变革而忽略了学校“教育”改革——甚至认为不存在改革问题而只存在如何发展它的问题，对传统教育这个中国两千多年没有变化的东西还不曾触及，对孩子还放任学校处理，结果大大拖了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后腿。
  
“教书”者“育人”难成功
科学与民主何以如此难于在中国生根？难道创新与民主天生拒斥炎黄子弟？又是又不是！我们剖析了基因，找到了问题也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政治与文化相互影响密不可分，有时表面上看是政治决定文化其实正好相反，是文化决定政治，是基因决定人的生长，文化是更深层次的东西。从事物的根可以解释其成长。一个人一个国家民族和社会都是这样。学校是个小社会，社会是个大学校。传统社会“以吏为师”，中国的学校“以师为吏”，学校这池水映照着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社会民主和平等，自由和创新可以而且必然要由学校开始从娃娃开始从家庭开始。人在少年时的经历、经验、才能将在人的一生中不断地再现、反思、总结、运用，许多东西终生都难改变和具备。深层变化必定来源于底层变化草根变化，成人民主肇始于儿童民主，政治民主离不开观念民主文化民主学习民主而不是相反。空中建起的楼阁是脆弱的虚假的。从问开始的学习民主将革教育的命，改变的将是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民族观念。把学习搞成教育和灌输，不仅造成了人们知识学习上的障碍，更造成了人们民主观念上的障碍，严重戕害民族精神和公民人格。中国民主观念缺乏，民主基础薄弱，民主进程发展不理想，与人们从小就生活在没有民主的学习气氛中有直接关系。高等数学来自于初等数学，学校是社会的预科和预演，现在的小公民是将来的正式公民，学习是一个人最早最多最重要的实践活动。人在学校里在学习中是主动者参与者创新者，他在社会上在其他事务中也才能这样。小时平时是温顺屈从的绵羊长大后很难成为生龙活虎的狮子！一个人从小生活在自由民主的气氛中他就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人，就会行使自由民主的权利，就会为自由民主而

《革教育的命——知识创新沉思录(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