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职业教育：乡土创业培训的阻力和出路
在以下几个方面寻找出路：
（一）营造乡土创业的舆论导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很快。但是，我们在舆论宣传上把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等同起来．认为城市化就等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故而一切以城市为中心，农民自身也要“城市化”。如此一来．乡村丰厚的精神资源在城市化浪潮中荡然无存，农民也在“逃离农村”的行动中愈发贫困。当然，媒体的舆论导向和各级政府的业绩追求息息相关，因为一个地方的房地产业直接影响到一个地方政府所追求的GDP业绩，所以农村城市化又几乎等于买地、建房、卖房，这种模式很快可以使城市边缘的乡村被吸纳入城。这看上去很美，于是媒体也跟着鼓吹所谓“城市化建设步伐”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果”。实际上，大部分地区的农民并没有在出让土地、开发商建房和政府追求GDP业绩的链条中受益，反而因此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变成了无根的“市民”。
媒体宣传应该关注“有尊严的城市化”问题，把乡土创业培训的根本意义呈现出来。中国民生幸福之源在农村，只有农民过上了幸福生活，我们才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真正取得了成效。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蔚为壮观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黄炎培等人在不同方向和道路上的实践，都是企图超越对西方经验的简单模仿，到农村和农民中去，探索中国有别于西方的独特的教育变革和社会进步之路”。[4]在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运动中，媒体应当和学者一起成为这场运动的监督者、反思者和批判者，舆论导向应该把民生幸福放在首位．使地方政府关注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使农民用双手创造属于他们的美好生活。回头看，晏阳初当年所提出的以生计教育治“贫”现在也并不过时，“即通过学校学习、农家实验、实施推广以提高农民的生产技术和经营能力。训练科目包括农作物生产（土壤、肥料、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动物生产（科学养猪、养鸡、养蜂）；农村经济（家庭记账、农场管理、农产品市场、合作社）；家庭工艺，主要是棉花纺织。”[5]我相信，只要真正深入农村，把农村职业教育落在实处，科学改造和发展农业．就能够在根本意义上使农民致富。这个过程中，乡土创业培训有很强的实用性和职业性特征，它能够帮助农民有针对性地解决生产劳动和创业致富当中的实际问题。
（二）推进农村政治体制改革
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民头上的利益争夺者太多．而且分散性特征使农民很难建立一个监督特权阶层和争取自身权益的群众组织．这种状况使农民难以享受到劳动成果的喜悦。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业产出增长了6倍，但是很多地区的农民依然读不起书、看不起病，其凰因在于农业收入被持续膨胀的官僚机构和“吃财政者”给消耗掉了。农民对乡村经济失去了心力，他们只想逃离农村去城市，哪怕在城市里处境更糟糕，但毕竟有成功的机会和希望。因此，如果不改革农村政治体制，城市中心主义教育就不可能消失，乡土创业培训也是一句空话。
前文已说，免费的乡土创业培训很难实施，这是现有农村政治体制所决定的。事实证明，截留上级拨款“为我所用”是许多地方政府的一大法宝。如果职业教育的款项是中央财政下拨的．它所能发挥的效用是要大打折扣的：如果职业教育款项由地方政府自筹，那么“羊毛出在羊身上”，农民又多了一层负担。即便是农民自己掏出了教育款，他们也难以真正享受到所需要的教育。一方面，当权者不愿意把精力放在这项费心费力的公益事业上：另一方面，也没有合适的师资去做这项事业，其结果很可能是走一个过程。专项教育款又变成了权力的牺牲品。总之，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乡村创业培训就必然会走向形式主义。
上个世纪初叶，著名学者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结果也并不理想，这是由于知识分子所遭遇的一种必然困境所致：不与政府合作，教育实验无法推进；与政府合作，又必须改变教育理想。梁漱溟说他进行乡村建设有两大难处：一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二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因此，真正推动乡土创业培训，必须改革农村政治体制，使职业教育成为农民自己的事情。改革农村政治体制，必须要建立“农民组织”，使其有财权、人权和监督权，使农民能够“当家作主”。唯此，农民就会把脚步和心劲全部留在。自己家乡．而涉及职业教育的创业培训也有其茁壮成长的土壤。
（三）乡土创业培训需在乡土上进行
1926年，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的演讲中就指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它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生路是什么？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倘有好的乡村学校深知选种、调肥、预防虫害之种种科学农业，做个中央机关，农业推广就有了根据地、大本营……”[6]乡土创业培训不是让农民到城市大楼里上如何创业的课程，而是要深入到农民中间去，在乡土上播种育苗。
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正在做农村职业教育的公益事业．他们提出以精神生长为目标的“造血式”扶贫，但是从他们的方案可以看出，他们的农村职业教育是“城市人的设计”，并没有真正深入到乡土里。比如，该机构的《农村青年创业培训方案》列出的课程有：基础理论课程、实践技能课和周末论坛（讲座），而基础理论课程包括历史、中国近代史、地理、社会工作方法等等：实践技能课程包括文学欣赏及应用文写作、市场营销与公关、音乐基础、演讲与口才等等；周末论坛和讲座课程包括粱漱溟乡村建设理念、晏阳初与平民教育、反思全球化等等。[7]应当说，这样的培训课程是属于城市青年的．和农村的实际生活相去较远，不可能对农民构成吸引力。
乡土创业培训不是所谓“正规学校教育”．而是让农村的职业教育惠及所有农民。比如，每个村都办免费的“农民夜校”，开设文化基础课、农业技能课、乡村创业课、农民经商课、土壤与种植知识课、形势教育课……像当年晏阳初、黄炎培、陶行知、梁漱溟那样的精神．把农民从晚上闲逛和赌博当中拽到课堂学习当中．让农民真正从职业教育当中受益。这样的职业教育不用强拽学生读，也不会教农民跑到城市里做工具。因此，农村教育的出路应当是：给所有农民广泛开展免费的 《农村职业教育：乡土创业培训的阻力和出路(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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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营造乡土创业的舆论导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很快。但是，我们在舆论宣传上把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等同起来．认为城市化就等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故而一切以城市为中心，农民自身也要“城市化”。如此一来．乡村丰厚的精神资源在城市化浪潮中荡然无存，农民也在“逃离农村”的行动中愈发贫困。当然，媒体的舆论导向和各级政府的业绩追求息息相关，因为一个地方的房地产业直接影响到一个地方政府所追求的GDP业绩，所以农村城市化又几乎等于买地、建房、卖房，这种模式很快可以使城市边缘的乡村被吸纳入城。这看上去很美，于是媒体也跟着鼓吹所谓“城市化建设步伐”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果”。实际上，大部分地区的农民并没有在出让土地、开发商建房和政府追求GDP业绩的链条中受益，反而因此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变成了无根的“市民”。
媒体宣传应该关注“有尊严的城市化”问题，把乡土创业培训的根本意义呈现出来。中国民生幸福之源在农村，只有农民过上了幸福生活，我们才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真正取得了成效。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蔚为壮观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黄炎培等人在不同方向和道路上的实践，都是企图超越对西方经验的简单模仿，到农村和农民中去，探索中国有别于西方的独特的教育变革和社会进步之路”。[4]在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运动中，媒体应当和学者一起成为这场运动的监督者、反思者和批判者，舆论导向应该把民生幸福放在首位．使地方政府关注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使农民用双手创造属于他们的美好生活。回头看，晏阳初当年所提出的以生计教育治“贫”现在也并不过时，“即通过学校学习、农家实验、实施推广以提高农民的生产技术和经营能力。训练科目包括农作物生产（土壤、肥料、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动物生产（科学养猪、养鸡、养蜂）；农村经济（家庭记账、农场管理、农产品市场、合作社）；家庭工艺，主要是棉花纺织。”[5]我相信，只要真正深入农村，把农村职业教育落在实处，科学改造和发展农业．就能够在根本意义上使农民致富。这个过程中，乡土创业培训有很强的实用性和职业性特征，它能够帮助农民有针对性地解决生产劳动和创业致富当中的实际问题。
（二）推进农村政治体制改革
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民头上的利益争夺者太多．而且分散性特征使农民很难建立一个监督特权阶层和争取自身权益的群众组织．这种状况使农民难以享受到劳动成果的喜悦。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业产出增长了6倍，但是很多地区的农民依然读不起书、看不起病，其凰因在于农业收入被持续膨胀的官僚机构和“吃财政者”给消耗掉了。农民对乡村经济失去了心力，他们只想逃离农村去城市，哪怕在城市里处境更糟糕，但毕竟有成功的机会和希望。因此，如果不改革农村政治体制，城市中心主义教育就不可能消失，乡土创业培训也是一句空话。
前文已说，免费的乡土创业培训很难实施，这是现有农村政治体制所决定的。事实证明，截留上级拨款“为我所用”是许多地方政府的一大法宝。如果职业教育的款项是中央财政下拨的．它所能发挥的效用是要大打折扣的：如果职业教育款项由地方政府自筹，那么“羊毛出在羊身上”，农民又多了一层负担。即便是农民自己掏出了教育款，他们也难以真正享受到所需要的教育。一方面，当权者不愿意把精力放在这项费心费力的公益事业上：另一方面，也没有合适的师资去做这项事业，其结果很可能是走一个过程。专项教育款又变成了权力的牺牲品。总之，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乡村创业培训就必然会走向形式主义。
上个世纪初叶，著名学者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结果也并不理想，这是由于知识分子所遭遇的一种必然困境所致：不与政府合作，教育实验无法推进；与政府合作，又必须改变教育理想。梁漱溟说他进行乡村建设有两大难处：一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二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因此，真正推动乡土创业培训，必须改革农村政治体制，使职业教育成为农民自己的事情。改革农村政治体制，必须要建立“农民组织”，使其有财权、人权和监督权，使农民能够“当家作主”。唯此，农民就会把脚步和心劲全部留在。自己家乡．而涉及职业教育的创业培训也有其茁壮成长的土壤。
（三）乡土创业培训需在乡土上进行
1926年，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的演讲中就指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它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生路是什么？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倘有好的乡村学校深知选种、调肥、预防虫害之种种科学农业，做个中央机关，农业推广就有了根据地、大本营……”[6]乡土创业培训不是让农民到城市大楼里上如何创业的课程，而是要深入到农民中间去，在乡土上播种育苗。
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正在做农村职业教育的公益事业．他们提出以精神生长为目标的“造血式”扶贫，但是从他们的方案可以看出，他们的农村职业教育是“城市人的设计”，并没有真正深入到乡土里。比如，该机构的《农村青年创业培训方案》列出的课程有：基础理论课程、实践技能课和周末论坛（讲座），而基础理论课程包括历史、中国近代史、地理、社会工作方法等等：实践技能课程包括文学欣赏及应用文写作、市场营销与公关、音乐基础、演讲与口才等等；周末论坛和讲座课程包括粱漱溟乡村建设理念、晏阳初与平民教育、反思全球化等等。[7]应当说，这样的培训课程是属于城市青年的．和农村的实际生活相去较远，不可能对农民构成吸引力。
乡土创业培训不是所谓“正规学校教育”．而是让农村的职业教育惠及所有农民。比如，每个村都办免费的“农民夜校”，开设文化基础课、农业技能课、乡村创业课、农民经商课、土壤与种植知识课、形势教育课……像当年晏阳初、黄炎培、陶行知、梁漱溟那样的精神．把农民从晚上闲逛和赌博当中拽到课堂学习当中．让农民真正从职业教育当中受益。这样的职业教育不用强拽学生读，也不会教农民跑到城市里做工具。因此，农村教育的出路应当是：给所有农民广泛开展免费的 《农村职业教育：乡土创业培训的阻力和出路(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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