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胜利：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职业教育学解释
生活融为一体，无法分割，所以，与其称之为农村职业教育，还不如看作是农民生活本身．它与作为独立模块嵌入日常生活的其他教育形式有本质的不同。基于此，我们将这种传统的农村职业教育看作一种内生的、自在的教育。
二、他者的胜利
传统农村职业教育的优点非常明显，但缺点也是致命的。首先，美国教育家杜威说它不能“传递一个复杂社会的一切资源和成就”，[8]当这种内生的教育成为唯一或占主导地位的教育形式时．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消极的．尤其当进步的观念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之后；其次，由于它与生活融为一体，当农村生活遭遇外力而瓦解时，这种教育就会轻而易举地被解体。
近代中国被打开国门后，因为中外文明的“相遇”，中国的农村破坏到了“深处”，[9]农村出现了四大病态——“愚、贫、弱、私”。[10]很显然，从教育的角度来说，依赖传统农村职业教育根本无法改变这一状态，必须有外生于农村生活的其他教育形式补充进来，我们姑且将之称为一种作为他者的教育。
在传统中国．一种异于农村生活的他者的教育早就存在——科举制度统领下的私学，不过，传统的私学从未真正改变农村生活，也没有对传统的农村职业教育产生致命的影响。而到了上世纪初，起源自西方的现代教育思想、理念和形式进入中国农村，不仅终结了私学，摧毁了内生于农民生活的传统职业教育，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农村生活的基础．开启了终结农民的进程。
（一）试图进入农村生活的他者
百年前，全国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教育实验”。中华职教社发起人黄炎培有一段话大概可以看作这类实验的共同逻辑：“期以教育之力，改进农村一般生活，以立全社会革新之基”。[11]既然教育只是手段，改进农村生活才是目的．那么这些进入乡村的外来精英们就必须脱下长衫与农民打成一片，但同时，农村的生活在他们眼里是落后的，要以“先进”的生活取代之．所以他们又必须与农民保持相当的距离。因此，在这些精英眼中，他们只是这块土地的“他者”。以定县实验而著名的平名教育家晏阳初说“作为有文化的人，我们对于乡村民众知之甚少，而且还有轻视他们的倾向……我们确信帮助农民充分发展其各种能力是极有价值的。这是为了他们，特别是为了他们可作建设国家的基础。”[12]黄炎培也说，“徐公桥是徐公桥人的徐公桥，我们站在客位上帮助他们建设成功”。[13]
因为要改进农村生活，这些外来的教育者们表现出相当的谨慎，努力吧非农村因素排斥在教育活动或农村生活之外。黄炎培举例说他们曾设想组织徐公桥的青年到上海参观，但担心大城市的奢靡之风影响这些青年，所以“从来没有做过”。[14]
因为要改进农村生活，这些外来的教育者们大多把教育看作了解决裂村问题一揽子方案中的一环，如在山东邹平，乡学取代了乡公所，“村学、乡学在这里不仅是个机关，并且是个团体，它包括学长、学董、理事、教员以及一村中或一乡中男妇老少人众等”[15]尽管各个实验的方式不同，但以教育为中心，重组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几乎是共同的做法，在这个意义上，与传统的农村职业教育不同，教育不再是农民生活本身，而成了现代农村生活。
因为要改进农村生活，这些外来的教育者们并未抄袭城市里成功的教育形式，而是使教育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有发生的可能。在中华职教社的徐公桥实验中，“全区教育，可分为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两项……实互相为用也”，他们建立了农民教育馆、民众讲演厅、民众{体育场、民众问字处、民众公园、民众改良花园、公私立小学、公立流动教室等场所。[16]晏阳初宣称河北定实验共有三大教育形式，要“因时因地分工合怍，连锁进行，旨在使整个社会造成一种教育环境，把社会变成一个教育无所不在的大学校”，他这样描述三种形式：“我们的对象除使青年人（学校式）、成人老人（社会式）、旧式妇女（家庭式）都受教育外，更有广大青年农民（已过学龄时期而未受正式教育）的普遍性教育”。[17]
很显然，作为他者的教育有以下一些特点：
1．改良农村，而不是瓦解农村，是教育的目的；
2．农村生活，而不侧仅是知识，是教育的主要内容；
3．非正式教育与学校教育的结合，是教育的主要方式。
可以看出，作为他者的教育在农村生活内部主动扩张．延伸进生活的每个角落，但同时也有强烈边界意识．始终严守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的界限。这种严格的自我设限是为了保证受教育者有可能成为高素质的农民或公民，但不会离开农村。这种类型的教育方式在主观上不仅不鼓励农民的终结，反而有固化农民身份的倾向。
（二）旁观的他者
尽管做得轰轰烈烈，也名留青史，但这些实验显然不是当时农村职业教育的全部，甚至可能只是处于边缘的教育行为。首先，这些实验并未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就反对把知识分子带进农村，这当然是，由于他鼓吹工业化，反对“开倒车”[18][19]，但他也曾为在家乡设立蚕桑学校之事数次致信安徽省教育厅长，[20]这说明在当时的中国．关心农村职业教育的人并不都认可教育实验的方法。其次，1920年教育部通过“改进中等教育计划”．规定“凡普通科高中，以及普通科与师范科、商科或家事科合设之高中。应与农工科高中各占半数为原则”。[21]管计划实施并不好，但至少表明行政当局仍希望通过正规的职业学校来发展职业教育。
这些学校一般设在县城或乡镇，与今天的职业学校相似的是，围墙就是它的边界。“安徽省立绩溪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的变迁很能说明问题。学校由地方乡绅及县政府出资．1936年设于孔灵镇，因其“多荒山”，可做教学实验基地，后因战事等原因数度起落。1947年迁往县城，1948年改为普通初级中学。[22]这类学校由当地的社会精英或政府举办，以“国内大学毕业、肄业者”为主组成教师队伍，教育教学活动一般在学校的围墙内发生。学校的大门一般是关闭的，与当地农民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这从当年的课程丧可以看出：绩溪农校1944年高农艺科课程——公民、国文、英文、数学、史地、理化、作物、育种、园艺、测量、气象、农场经营、农产制品、体育、实习。[23]所以可以说，这是一种关于农业技术的教育．它不关心在农村社会中发生了什么，只是农村生活的旁观者。
（三）谁的胜利
以上我们区分了两种职业教育的倾向：基于生活的职业教育和基于技术的职业教育，前者是具有整体性的特点，无法被强制分割，而后者则遵循还原主义或要素主义原则，总是倾向于把整体的知识学科化、专门化。本文所讨论的传统情境下的农村职业教育就是一种完全生活本位的教育，学校形式的职业教育应归属基于技 《他者的胜利：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职业教育学解释(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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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他者的胜利
传统农村职业教育的优点非常明显，但缺点也是致命的。首先，美国教育家杜威说它不能“传递一个复杂社会的一切资源和成就”，[8]当这种内生的教育成为唯一或占主导地位的教育形式时．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消极的．尤其当进步的观念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之后；其次，由于它与生活融为一体，当农村生活遭遇外力而瓦解时，这种教育就会轻而易举地被解体。
近代中国被打开国门后，因为中外文明的“相遇”，中国的农村破坏到了“深处”，[9]农村出现了四大病态——“愚、贫、弱、私”。[10]很显然，从教育的角度来说，依赖传统农村职业教育根本无法改变这一状态，必须有外生于农村生活的其他教育形式补充进来，我们姑且将之称为一种作为他者的教育。
在传统中国．一种异于农村生活的他者的教育早就存在——科举制度统领下的私学，不过，传统的私学从未真正改变农村生活，也没有对传统的农村职业教育产生致命的影响。而到了上世纪初，起源自西方的现代教育思想、理念和形式进入中国农村，不仅终结了私学，摧毁了内生于农民生活的传统职业教育，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农村生活的基础．开启了终结农民的进程。
（一）试图进入农村生活的他者
百年前，全国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教育实验”。中华职教社发起人黄炎培有一段话大概可以看作这类实验的共同逻辑：“期以教育之力，改进农村一般生活，以立全社会革新之基”。[11]既然教育只是手段，改进农村生活才是目的．那么这些进入乡村的外来精英们就必须脱下长衫与农民打成一片，但同时，农村的生活在他们眼里是落后的，要以“先进”的生活取代之．所以他们又必须与农民保持相当的距离。因此，在这些精英眼中，他们只是这块土地的“他者”。以定县实验而著名的平名教育家晏阳初说“作为有文化的人，我们对于乡村民众知之甚少，而且还有轻视他们的倾向……我们确信帮助农民充分发展其各种能力是极有价值的。这是为了他们，特别是为了他们可作建设国家的基础。”[12]黄炎培也说，“徐公桥是徐公桥人的徐公桥，我们站在客位上帮助他们建设成功”。[13]
因为要改进农村生活，这些外来的教育者们表现出相当的谨慎，努力吧非农村因素排斥在教育活动或农村生活之外。黄炎培举例说他们曾设想组织徐公桥的青年到上海参观，但担心大城市的奢靡之风影响这些青年，所以“从来没有做过”。[14]
因为要改进农村生活，这些外来的教育者们大多把教育看作了解决裂村问题一揽子方案中的一环，如在山东邹平，乡学取代了乡公所，“村学、乡学在这里不仅是个机关，并且是个团体，它包括学长、学董、理事、教员以及一村中或一乡中男妇老少人众等”[15]尽管各个实验的方式不同，但以教育为中心，重组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几乎是共同的做法，在这个意义上，与传统的农村职业教育不同，教育不再是农民生活本身，而成了现代农村生活。
因为要改进农村生活，这些外来的教育者们并未抄袭城市里成功的教育形式，而是使教育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有发生的可能。在中华职教社的徐公桥实验中，“全区教育，可分为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两项……实互相为用也”，他们建立了农民教育馆、民众讲演厅、民众{体育场、民众问字处、民众公园、民众改良花园、公私立小学、公立流动教室等场所。[16]晏阳初宣称河北定实验共有三大教育形式，要“因时因地分工合怍，连锁进行，旨在使整个社会造成一种教育环境，把社会变成一个教育无所不在的大学校”，他这样描述三种形式：“我们的对象除使青年人（学校式）、成人老人（社会式）、旧式妇女（家庭式）都受教育外，更有广大青年农民（已过学龄时期而未受正式教育）的普遍性教育”。[17]
很显然，作为他者的教育有以下一些特点：
1．改良农村，而不是瓦解农村，是教育的目的；
2．农村生活，而不侧仅是知识，是教育的主要内容；
3．非正式教育与学校教育的结合，是教育的主要方式。
可以看出，作为他者的教育在农村生活内部主动扩张．延伸进生活的每个角落，但同时也有强烈边界意识．始终严守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的界限。这种严格的自我设限是为了保证受教育者有可能成为高素质的农民或公民，但不会离开农村。这种类型的教育方式在主观上不仅不鼓励农民的终结，反而有固化农民身份的倾向。
（二）旁观的他者
尽管做得轰轰烈烈，也名留青史，但这些实验显然不是当时农村职业教育的全部，甚至可能只是处于边缘的教育行为。首先，这些实验并未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就反对把知识分子带进农村，这当然是，由于他鼓吹工业化，反对“开倒车”[18][19]，但他也曾为在家乡设立蚕桑学校之事数次致信安徽省教育厅长，[20]这说明在当时的中国．关心农村职业教育的人并不都认可教育实验的方法。其次，1920年教育部通过“改进中等教育计划”．规定“凡普通科高中，以及普通科与师范科、商科或家事科合设之高中。应与农工科高中各占半数为原则”。[21]管计划实施并不好，但至少表明行政当局仍希望通过正规的职业学校来发展职业教育。
这些学校一般设在县城或乡镇，与今天的职业学校相似的是，围墙就是它的边界。“安徽省立绩溪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的变迁很能说明问题。学校由地方乡绅及县政府出资．1936年设于孔灵镇，因其“多荒山”，可做教学实验基地，后因战事等原因数度起落。1947年迁往县城，1948年改为普通初级中学。[22]这类学校由当地的社会精英或政府举办，以“国内大学毕业、肄业者”为主组成教师队伍，教育教学活动一般在学校的围墙内发生。学校的大门一般是关闭的，与当地农民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这从当年的课程丧可以看出：绩溪农校1944年高农艺科课程——公民、国文、英文、数学、史地、理化、作物、育种、园艺、测量、气象、农场经营、农产制品、体育、实习。[23]所以可以说，这是一种关于农业技术的教育．它不关心在农村社会中发生了什么，只是农村生活的旁观者。
（三）谁的胜利
以上我们区分了两种职业教育的倾向：基于生活的职业教育和基于技术的职业教育，前者是具有整体性的特点，无法被强制分割，而后者则遵循还原主义或要素主义原则，总是倾向于把整体的知识学科化、专门化。本文所讨论的传统情境下的农村职业教育就是一种完全生活本位的教育，学校形式的职业教育应归属基于技 《他者的胜利：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职业教育学解释(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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