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调研报告
制约了农业增收的空间，农民增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打工收入。资料显示，近些年来我市农民打工收入快速增长，1999年为1.94亿元，2004年达到5.59亿元，5年增加3倍。2004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615元，比1999年的2946元增加了669元，增长了22.7％；但同期我市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655元增加到6895元，增加了2240元，增长了48.1％。因此，城镇居民收入不仅比农民收入绝对数要高出1倍左右，而且增幅也要高出1倍，加上城镇居民在医疗、教育、保险等方面的较好保障，使得农民在收入分配上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过低，潜藏着引发社会矛盾的可能性。
2、城市贫民处境艰难。城市贫民主要是指部分下岗失业职工、农民工和少数城市失地农民以及其他特困群体。这个群体面临的困难主要有：一是生活难。很多城市贫民基本生活没有保障，有的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靠低保金过日子的不在少数，甚至连吃饭都成问题，而这部分人绝大多数年龄在40~50岁，“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生活压力很大。有些农民工在城市缺乏社会保障，缺乏生存的本领，生活也非常艰难。二是就业难。相比其他群体而言，这部分人往往文化水平相对较低，能力较弱，就业机会相对较少，存在就业无门问题。绝大多数就业在收入水平较低、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三是就医难。大部分城市贫民有病无钱医，特别是重症病人根本就看不起病。四是教育难。主要是子女上学问题，有限的生活费用很难支付起高额的教育费用。
3、改革发展欠帐太多。这几年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很快，特别是在体制改革和招商引资方面力度很大，但发展过程中也存在“阵痛”，在某些方面作出了较大牺牲，遗留问题较多。一是土地征占问题。随着招商引资力度加大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征占的土地不断增多，由于征地补偿标准过低以及失地农民安置补偿资金难到位等原因，在土地征占过程中群众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二是下岗职工安置问题。我市国有集体企业改革一直走在全省的前列，绝大部分企业职工通过付现、转股、投保等多种补偿方式顺利实现再就业。但受多种因素影响，还是有少数职工补偿标准偏低、养老保险没有交齐、再就业没有落实、低保金没有到位，引发群众的抵触与不满。三是环境污染问题。我市的产业定位主要是轻纺型，绝大多数企业污染较小。但在少数地方、少数项目仍然摆放了一些污染较重的企业，直接影响了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此外，在城市管理、农业结构调整、体制改革等过程中，都存在着一些需要迫切解决而又非常棘手的问题，如推进农业规模经营与农民失地的矛盾、城市建设与拆迁补偿的矛盾等。
4、政策落实难以到位。政策落实的弹性是引发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样是一个政策，但在落实过程中、在具体操作中由于各种利益关系往往会千差万别。国家先后出台许多利民惠农的政策，如取消农业税、实行粮食差价直补，但这些政策在少数地方并没得到完全落实，有些资金甚至被克扣、占用。造成政策落实难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执法执纪的不公正性，包括司法腐败、执法执纪标准弹性过大以及“三乱”现象严重等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三个方面：
1、思想观念的大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社会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发生着显著而深刻的变化。过去那种僵化的、束缚的思想观念被解放，人们的法律意识逐渐增强，民主观念、人本主义思想正在生成和发展，追求公平、正义，维护私有财产和个人利益的理念逐渐形成。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认为完全合理、天经地义的，认为是和谐的事情，现在也逐步开始质疑，逐步改变过去那种“不能问、不敢问、也不想问”的局面。这种思想观念的变化直接导致社会行为方式的转变，从而带来一些社会矛盾。
2、利益格局的大调整。改革开放实质上是一场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在这次大调整中，在许多具体和直接利益上往往又表现出矛盾和冲突，尤其是以农民和企业下岗职工两大群体受到的利益损害最大。这种利益格局调整的不公平性，决定了社会不和谐的必然性。和谐社会应该是一种追求的目标，是治国安邦的过程，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指望有什么灵丹妙药，指望仅靠出台一个文件，就会使和谐社会一蹴而就。同时，和谐社会是相对和谐、总体和谐，往往一时的和谐被打破，又会逐步形成新的和谐，在社会的动态发展中逐步实现和谐。构建和谐社会要坚决反对“人造和谐”和“花钱买和谐”。在对待群众上访、社会稳定等问题上，不能过分追求零上访、零纠纷，而忽视问题的成因，忽视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把主要精力全部放在“人盯人”、当“灭火器”上，一味地想办法“捂盖子”，用钱来买稳定，用钱来营造和谐氛围，这实质上是一种不作为，是一种“假和谐”。
3、转型时期的大磨合。当前正值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经济成分、分配方式和利益主体日益多样化，利益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和分化，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碰撞磨合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些矛盾。比如由于干部与群众在执政理念上难以对接，在理解执行党的政策上难以取得一致，在 《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调研报告(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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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655元增加到6895元，增加了2240元，增长了48.1％。因此，城镇居民收入不仅比农民收入绝对数要高出1倍左右，而且增幅也要高出1倍，加上城镇居民在医疗、教育、保险等方面的较好保障，使得农民在收入分配上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过低，潜藏着引发社会矛盾的可能性。
2、城市贫民处境艰难。城市贫民主要是指部分下岗失业职工、农民工和少数城市失地农民以及其他特困群体。这个群体面临的困难主要有：一是生活难。很多城市贫民基本生活没有保障，有的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靠低保金过日子的不在少数，甚至连吃饭都成问题，而这部分人绝大多数年龄在40~50岁，“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生活压力很大。有些农民工在城市缺乏社会保障，缺乏生存的本领，生活也非常艰难。二是就业难。相比其他群体而言，这部分人往往文化水平相对较低，能力较弱，就业机会相对较少，存在就业无门问题。绝大多数就业在收入水平较低、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三是就医难。大部分城市贫民有病无钱医，特别是重症病人根本就看不起病。四是教育难。主要是子女上学问题，有限的生活费用很难支付起高额的教育费用。
3、改革发展欠帐太多。这几年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很快，特别是在体制改革和招商引资方面力度很大，但发展过程中也存在“阵痛”，在某些方面作出了较大牺牲，遗留问题较多。一是土地征占问题。随着招商引资力度加大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征占的土地不断增多，由于征地补偿标准过低以及失地农民安置补偿资金难到位等原因，在土地征占过程中群众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二是下岗职工安置问题。我市国有集体企业改革一直走在全省的前列，绝大部分企业职工通过付现、转股、投保等多种补偿方式顺利实现再就业。但受多种因素影响，还是有少数职工补偿标准偏低、养老保险没有交齐、再就业没有落实、低保金没有到位，引发群众的抵触与不满。三是环境污染问题。我市的产业定位主要是轻纺型，绝大多数企业污染较小。但在少数地方、少数项目仍然摆放了一些污染较重的企业，直接影响了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此外，在城市管理、农业结构调整、体制改革等过程中，都存在着一些需要迫切解决而又非常棘手的问题，如推进农业规模经营与农民失地的矛盾、城市建设与拆迁补偿的矛盾等。
4、政策落实难以到位。政策落实的弹性是引发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样是一个政策，但在落实过程中、在具体操作中由于各种利益关系往往会千差万别。国家先后出台许多利民惠农的政策，如取消农业税、实行粮食差价直补，但这些政策在少数地方并没得到完全落实，有些资金甚至被克扣、占用。造成政策落实难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执法执纪的不公正性，包括司法腐败、执法执纪标准弹性过大以及“三乱”现象严重等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三个方面：
1、思想观念的大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社会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发生着显著而深刻的变化。过去那种僵化的、束缚的思想观念被解放，人们的法律意识逐渐增强，民主观念、人本主义思想正在生成和发展，追求公平、正义，维护私有财产和个人利益的理念逐渐形成。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认为完全合理、天经地义的，认为是和谐的事情，现在也逐步开始质疑，逐步改变过去那种“不能问、不敢问、也不想问”的局面。这种思想观念的变化直接导致社会行为方式的转变，从而带来一些社会矛盾。
2、利益格局的大调整。改革开放实质上是一场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在这次大调整中，在许多具体和直接利益上往往又表现出矛盾和冲突，尤其是以农民和企业下岗职工两大群体受到的利益损害最大。这种利益格局调整的不公平性，决定了社会不和谐的必然性。和谐社会应该是一种追求的目标，是治国安邦的过程，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指望有什么灵丹妙药，指望仅靠出台一个文件，就会使和谐社会一蹴而就。同时，和谐社会是相对和谐、总体和谐，往往一时的和谐被打破，又会逐步形成新的和谐，在社会的动态发展中逐步实现和谐。构建和谐社会要坚决反对“人造和谐”和“花钱买和谐”。在对待群众上访、社会稳定等问题上，不能过分追求零上访、零纠纷，而忽视问题的成因，忽视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把主要精力全部放在“人盯人”、当“灭火器”上，一味地想办法“捂盖子”，用钱来买稳定，用钱来营造和谐氛围，这实质上是一种不作为，是一种“假和谐”。
3、转型时期的大磨合。当前正值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经济成分、分配方式和利益主体日益多样化，利益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和分化，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碰撞磨合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些矛盾。比如由于干部与群众在执政理念上难以对接，在理解执行党的政策上难以取得一致，在 《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调研报告(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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