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社会流动人口的调研报告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社会管理方面呈现出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特别是社会流动人口的管理、刑释解教人员的重新犯罪、社会青少年犯罪问题，已经引起了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市司法局组织课题调研组，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先后在*县召开机关、学校、企业、社区座谈会，并查阅大量资料，对*市社会流动人口、刑释解教人员、社会闲散青少年的状况进行调研。现将调研结果报告如下：
一、当前社会流动人口的基本规律和特点
关于流动人口、刑释解教人员、闲散青少年的概念，有着自身的内涵和外延，不能排列和等同，更不能混淆。流动人口的内涵可以包容刑释解教人员和社会闲散青少年，流动人口在外延上大于刑释解教人员和闲散青少年。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看，虽然都属于社会管理的范畴，但有其自身的规律性。
社会流动人口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结构中所处位置的变动，亦称社会流动。它通常是指社会成员从一个阶层向另一个阶层的流动，有时只限于从一个职业群体向另一个职业群体的流动。这是一个深层次的社会管理学问题又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实践问题，具有社会历史性、综合性和动态性特征，折射在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社会主义转型期的社会流动人口状况，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素逐步渗透，尤其是生产力中人的活跃因素，其作用大于经济和技术引起的流动，同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个体系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开放，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出现了社会各种利益阶层或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阶层或利益集团和政治、经济、文化均开始显示独立性，而且影响力日渐加大，引发了新的社会流动。（一）经济发展型。*市和全国一样，自“三线建设”以来，以**为代表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建设和发展，一大批优秀人才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进入*市，加快了工业化进程。同时存在的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经济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推动了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日益增长，为社会流动人口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建设的进程中，加快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省级公路四通八达，为人流、物流提供了交通便利，促进了地方区域经济的发展，成为周边省、市人们向往发展的“宝地”，市中心城区人口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50,000余人，增加到现在300,000多人。
（二）政策引导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来，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政策从沿海、东南向内陆延伸，人民的政治权利上升，把主要精力集中投向地位变动和经济生活的富裕上来。在城市进行新的经济体制改革，大量的股份制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涌动，推动企业所有制结构调整，产权制度的改革，企业资产重组，客观上引导一部分才华精英的社会成员流向了*市，也刺激了当地的有用人才向东南沿海流动，就是人们常说的“孔雀东南飞”。在农村推行各种各样的承包制，政府部门的部分权利下放，逐步放宽了农村与城市人口流动的限制，在传统体制下的绝大多数农民深刻地理解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科学道理，遵循“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自然规律。于是，农村社会流动人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展开，直到如今仍然保持着“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势头。实行土地承包之后的农民有了自主经营的权利和支配劳动时间的权利，在人多地少，石漠化严重的偏僻山区，农业成本上升、农业效益下降的压力下，面对城市较多的社会福利，纷纷离开家乡，涌入城市寻找生存的空间。
（三）资源分配型。社会流动意味着个人社会位置的改变，其目的是改变自己所处位置上的社会资源的质和量的分布状况，大多数人争取自己所期望或应得到的经济利益、政治权利、职业声望等社会资源，对整个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市自然资源极为丰富，素有“江南煤都”之称，通过对煤炭资源开发，钢铁、建材、电力、铝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小城镇建设步伐加快，服务业长足发展，基本形成有矿必有城，有厂必有镇，外地人口的流入，本地人口的自发流动，社会经济关系、人口、生活方式等由农村向都市型转化，必然形成人口集中和生活方式的传播，使得城市人口相对于整个地区人口的比例上升，同时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道德规范、闲暇娱乐发生了变化，生产方式不断更新，对社会资源重新再分配。如盘县境内的盘江矿区、城关镇和红果镇片区人口比例占盘县总人口116万的60%左右。城乡人口互动表明了投资的增长，推动了整个社会消费的增长，促进了经济的良性循环。
二、社会流动因素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社会流动人口的闸门是依次被突破的，有着自身的运行规律。社会流动人口的浪潮第一波是从农村开始，亿万农民工主动适应社会化分工，打破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使社会各个成员阶层的人员处于不断的更新变换、互动之中，增加改变社会地位的机会，向东西南沿海转移，形成前所未有农民工浪潮；社会流动人口的第二波是从没有职业社会闲散人员出于谋生的需要，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纷纷加入个体、私营经济活动，借政策的倾斜和市场的短缺迅速致富；社会流动人口的第三波是从公有制内部流动的，一些人不愿意吃“大锅饭”，不甘于平庸生活，又有一定能力和胆量的“公家人”跃入商品经济的海洋，通过经济致富改变社会地位。流动者成功的示范效应逐步扩散，更多的人受到启示，开始对人生重新定位，希望通过变换新的职业或寻找第二职业带来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变化。这一切都是在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宏观背景下发生，改革使社会流动人口的条件逐步形成，以往禁锢社会流动的政策与制度调整了，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劳动用工制度、人事制度、农民进 《关于对社会流动人口的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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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社会流动人口的基本规律和特点
关于流动人口、刑释解教人员、闲散青少年的概念，有着自身的内涵和外延，不能排列和等同，更不能混淆。流动人口的内涵可以包容刑释解教人员和社会闲散青少年，流动人口在外延上大于刑释解教人员和闲散青少年。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看，虽然都属于社会管理的范畴，但有其自身的规律性。
社会流动人口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结构中所处位置的变动，亦称社会流动。它通常是指社会成员从一个阶层向另一个阶层的流动，有时只限于从一个职业群体向另一个职业群体的流动。这是一个深层次的社会管理学问题又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实践问题，具有社会历史性、综合性和动态性特征，折射在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社会主义转型期的社会流动人口状况，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素逐步渗透，尤其是生产力中人的活跃因素，其作用大于经济和技术引起的流动，同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个体系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开放，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出现了社会各种利益阶层或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阶层或利益集团和政治、经济、文化均开始显示独立性，而且影响力日渐加大，引发了新的社会流动。（一）经济发展型。*市和全国一样，自“三线建设”以来，以**为代表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建设和发展，一大批优秀人才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进入*市，加快了工业化进程。同时存在的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经济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推动了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日益增长，为社会流动人口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建设的进程中，加快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省级公路四通八达，为人流、物流提供了交通便利，促进了地方区域经济的发展，成为周边省、市人们向往发展的“宝地”，市中心城区人口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50,000余人，增加到现在300,000多人。
（二）政策引导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来，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政策从沿海、东南向内陆延伸，人民的政治权利上升，把主要精力集中投向地位变动和经济生活的富裕上来。在城市进行新的经济体制改革，大量的股份制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涌动，推动企业所有制结构调整，产权制度的改革，企业资产重组，客观上引导一部分才华精英的社会成员流向了*市，也刺激了当地的有用人才向东南沿海流动，就是人们常说的“孔雀东南飞”。在农村推行各种各样的承包制，政府部门的部分权利下放，逐步放宽了农村与城市人口流动的限制，在传统体制下的绝大多数农民深刻地理解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科学道理，遵循“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自然规律。于是，农村社会流动人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展开，直到如今仍然保持着“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势头。实行土地承包之后的农民有了自主经营的权利和支配劳动时间的权利，在人多地少，石漠化严重的偏僻山区，农业成本上升、农业效益下降的压力下，面对城市较多的社会福利，纷纷离开家乡，涌入城市寻找生存的空间。
（三）资源分配型。社会流动意味着个人社会位置的改变，其目的是改变自己所处位置上的社会资源的质和量的分布状况，大多数人争取自己所期望或应得到的经济利益、政治权利、职业声望等社会资源，对整个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市自然资源极为丰富，素有“江南煤都”之称，通过对煤炭资源开发，钢铁、建材、电力、铝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小城镇建设步伐加快，服务业长足发展，基本形成有矿必有城，有厂必有镇，外地人口的流入，本地人口的自发流动，社会经济关系、人口、生活方式等由农村向都市型转化，必然形成人口集中和生活方式的传播，使得城市人口相对于整个地区人口的比例上升，同时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道德规范、闲暇娱乐发生了变化，生产方式不断更新，对社会资源重新再分配。如盘县境内的盘江矿区、城关镇和红果镇片区人口比例占盘县总人口116万的60%左右。城乡人口互动表明了投资的增长，推动了整个社会消费的增长，促进了经济的良性循环。
二、社会流动因素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社会流动人口的闸门是依次被突破的，有着自身的运行规律。社会流动人口的浪潮第一波是从农村开始，亿万农民工主动适应社会化分工，打破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使社会各个成员阶层的人员处于不断的更新变换、互动之中，增加改变社会地位的机会，向东西南沿海转移，形成前所未有农民工浪潮；社会流动人口的第二波是从没有职业社会闲散人员出于谋生的需要，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纷纷加入个体、私营经济活动，借政策的倾斜和市场的短缺迅速致富；社会流动人口的第三波是从公有制内部流动的，一些人不愿意吃“大锅饭”，不甘于平庸生活，又有一定能力和胆量的“公家人”跃入商品经济的海洋，通过经济致富改变社会地位。流动者成功的示范效应逐步扩散，更多的人受到启示，开始对人生重新定位，希望通过变换新的职业或寻找第二职业带来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变化。这一切都是在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宏观背景下发生，改革使社会流动人口的条件逐步形成，以往禁锢社会流动的政策与制度调整了，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劳动用工制度、人事制度、农民进 《关于对社会流动人口的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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