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快乐
活，只须实用。
实用主义鼻祖之一杜威在20世纪初来中国讲过他的教育思想，也就是工蜂式教育思想。中国学者钱穆在当时还很年轻,看了报纸的报道之后极感兴趣，可是又觉得杜威的说法与自己心目中的良好教育有大相违异处。于是，钱穆下决心自我下放,从高小到初小,去当娃娃王，作一番从头开始之实验。下面是两个实验案例：
一。“如体操唱歌,明是一种生活，但排定为课程,则学生亦以课程视之，今当废去此两课,每日上下午必有体操唱歌,全体学生必同时参加,余等三人(校长教师)亦当参加。”
二。学生作文，让学生带着纸笔石板等去到生活中的有关场景处，引导学生观察比较，各抒心得。写苍松，就去古墓边，写雨景，就坐楼上廊下观雨,写故事，就“或闻自家庭，或传自街坊,或有关附近名胜古迹，桥梁寺庙。择其最动人者，或赴其处踏看,或径下笔。每作一文，必经讨论观摩,各出心裁，必令语语从心中吐出，而又如在目前。”
实验结果非常成功：有一个后进生杨锡麟,在钱穆的帮助鼓励下，“意态亦渐发舒，视其前若两人”，转折点是一次课堂演唱，“诸生皆惊，鼓掌声久不息……自此后，诸生再不歧视锡麟。”如果不是把唱歌融入生活，这样的效果就很难取得。作文实验的效果也非常成功：“诸生乃以作文课为一大乐事，竞问，今日是否又要作文……。诸生皆踊跃,认为作文乃日常人生中一乐事。”[6]
进行素质教育，教师本身首先应该具有较高的素质。如果教师自己是“工蜂”，课堂中的教学内容与实际生活是两张皮，那么，无论放假多少时间，也不是什么素质教育,仍然只是工蜂式教育。放了假去搞家教，不过是换个地方推行工蜂教育。
生活中的教育素材是生动的活教材。笔者的儿子六年级时，学习比较努力，但有时流露出骄傲情绪，盛气凌人。有一次听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故事，笔者借机问他：“为什么那些起义的人要用手枪逼着黎元洪当头儿？”
儿子说：“黎元洪是投机革命。”
笔者说：“要是黎元洪一开始就想投机，为什么死活都不当头儿？”
儿子开始思考，因为写故事说故事的人们与孩子的语境隔阂较大，儿子本来当作笑话听。
笔者解释说：“黎元洪虽然当了大官，可是平常待人很好，不摆架子,所以大家都认为他是个好人。”
孩子没有坚持说“黎元洪是投机革命。”笔者趁热打铁：“一个人不管做了多大的事儿，都不能瞧不起别人。你看,黎元洪本来没有很大的本事，连头儿都不想当，可就是因为待人很好，后来一直当上了总统。”
一个孩子在精神上的成长，当然不可能靠着一两个故事。
但是作为家长,却应该尽量抓住生活中的机会为孩子助推。
独生子女很容易沾染强词夺理的毛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的教育资源要比西方的阶级分析或内容分析重要得多：不能只讲理,还要晓之以情。反过来,还要利用讲理来强化人间的感情：儿子在六年级时，有一次与外婆发生口角，笔者质问他,他就为自己寻找理由,说“她先骂我”，还说外婆刚才讲了什么什么话。外婆立即纠正，说自己讲的没那么重。儿子强烈地为自己辩护。
笔者说：“我不管刚才说了些什么,你这样对待外婆，就是你不对。没有外婆就没有你妈，没有你妈就没有你,小孩不能和大人平等！你不尊敬老人，这本身就不对，而且是大大的不对！”
儿子说：“那为什么？她不对，干嘛要说我？”
笔者说：“小孩不能和大人平等，是几万年进化的经验教训。不尊敬老人的民族，都会被历史淘汰；不尊敬老人的家庭，都不能延续下去。你不是也知道进化论吗？”
儿子说：“哼，凭什么呀？”
笔者说：“凭事实。只有中国人五千年不灭，因为中国人最尊敬老人；还有,孔子一家是天下第一家，因为他们最主张尊敬老人，不主张小孩与大人平等。埃及和罗马都有过古文明,可是没有延续到今天，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们的孔子。”
儿子说：“那埃及人呢？”
笔者说：“古埃及人被阿拉伯人灭了，现在的埃及人都说阿拉伯语。阿拉伯人受更强的约束：你愿意去听真主的吗？”
儿子说：“不愿意。”又问“那罗马人呢？”
笔者说：“罗马人被哥特人灭了，哥特人就是后来的欧洲人。他们也受更强的约束：你愿意去听基督的吗？”
儿子说：“不愿意。”没有提问，也没有继续与外婆口角。
在孩子强词夺理的时候，如果装个糊涂就过去了，对孩子的教育十分不利。如果简单地训斥或动手“教训”，孩子会觉得父母“没理”，压而不服。即使说透了道理,有些顽皮的孩子仍可能无理取闹。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应该相互配合，至少有一个人在孩子无理取闹时充当“黑脸包公”，决不能姑息纵容。否则，不但不是爱孩子,反倒会害了孩子：他(或她)在日后走上社会之后，将会难以适应，甚至被淘汰，正如古埃及人和古罗马人。
有许多悲剧都不能去责怪孩子。
21世纪之初,天津的一个12岁男孩把爷爷摔成瘫痪，起因是没大没小的平等观念：爷爷69岁,所受教育已在新文化运动普及之后，与孙子的日常关系如同亲密的伙伴。有一天男孩放学回家，见爷爷也向家中走来，便躲在门后想开个玩笑，伸出一只脚把爷爷绊倒，见爷爷起不来了，不禁放声大哭。家人把爷爷送往医院，爷爷因颈椎骨折而导致下肢瘫痪[7]。孩子是天真的，自幼的教育使他以为爷爷与自己一样，与学校中的同学一样。
事实却是：同学摔十次也不会瘫痪，爷爷摔一次就够了。
进入学龄之后，鼓励孩子背诵《三字经》和《四书》、《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中的部分内容，以及唐诗宋词，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组成。西方的孩子甚至不背九九表，结果，一个在美国小学3年级读书的华裔女孩儿说：“中文的乘法口诀比英文的死记硬背容易多了。美国的同学都惊奇，在做乘法题时我的速度快得不可思议。”[8]
这个小姑娘不知道：把乘法口诀像念经一样 《上学快乐(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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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鼻祖之一杜威在20世纪初来中国讲过他的教育思想，也就是工蜂式教育思想。中国学者钱穆在当时还很年轻,看了报纸的报道之后极感兴趣，可是又觉得杜威的说法与自己心目中的良好教育有大相违异处。于是，钱穆下决心自我下放,从高小到初小,去当娃娃王，作一番从头开始之实验。下面是两个实验案例：
一。“如体操唱歌,明是一种生活，但排定为课程,则学生亦以课程视之，今当废去此两课,每日上下午必有体操唱歌,全体学生必同时参加,余等三人(校长教师)亦当参加。”
二。学生作文，让学生带着纸笔石板等去到生活中的有关场景处，引导学生观察比较，各抒心得。写苍松，就去古墓边，写雨景，就坐楼上廊下观雨,写故事，就“或闻自家庭，或传自街坊,或有关附近名胜古迹，桥梁寺庙。择其最动人者，或赴其处踏看,或径下笔。每作一文，必经讨论观摩,各出心裁，必令语语从心中吐出，而又如在目前。”
实验结果非常成功：有一个后进生杨锡麟,在钱穆的帮助鼓励下，“意态亦渐发舒，视其前若两人”，转折点是一次课堂演唱，“诸生皆惊，鼓掌声久不息……自此后，诸生再不歧视锡麟。”如果不是把唱歌融入生活，这样的效果就很难取得。作文实验的效果也非常成功：“诸生乃以作文课为一大乐事，竞问，今日是否又要作文……。诸生皆踊跃,认为作文乃日常人生中一乐事。”[6]
进行素质教育，教师本身首先应该具有较高的素质。如果教师自己是“工蜂”，课堂中的教学内容与实际生活是两张皮，那么，无论放假多少时间，也不是什么素质教育,仍然只是工蜂式教育。放了假去搞家教，不过是换个地方推行工蜂教育。
生活中的教育素材是生动的活教材。笔者的儿子六年级时，学习比较努力，但有时流露出骄傲情绪，盛气凌人。有一次听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故事，笔者借机问他：“为什么那些起义的人要用手枪逼着黎元洪当头儿？”
儿子说：“黎元洪是投机革命。”
笔者说：“要是黎元洪一开始就想投机，为什么死活都不当头儿？”
儿子开始思考，因为写故事说故事的人们与孩子的语境隔阂较大，儿子本来当作笑话听。
笔者解释说：“黎元洪虽然当了大官，可是平常待人很好，不摆架子,所以大家都认为他是个好人。”
孩子没有坚持说“黎元洪是投机革命。”笔者趁热打铁：“一个人不管做了多大的事儿，都不能瞧不起别人。你看,黎元洪本来没有很大的本事，连头儿都不想当，可就是因为待人很好，后来一直当上了总统。”
一个孩子在精神上的成长，当然不可能靠着一两个故事。
但是作为家长,却应该尽量抓住生活中的机会为孩子助推。
独生子女很容易沾染强词夺理的毛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的教育资源要比西方的阶级分析或内容分析重要得多：不能只讲理,还要晓之以情。反过来,还要利用讲理来强化人间的感情：儿子在六年级时，有一次与外婆发生口角，笔者质问他,他就为自己寻找理由,说“她先骂我”，还说外婆刚才讲了什么什么话。外婆立即纠正，说自己讲的没那么重。儿子强烈地为自己辩护。
笔者说：“我不管刚才说了些什么,你这样对待外婆，就是你不对。没有外婆就没有你妈，没有你妈就没有你,小孩不能和大人平等！你不尊敬老人，这本身就不对，而且是大大的不对！”
儿子说：“那为什么？她不对，干嘛要说我？”
笔者说：“小孩不能和大人平等，是几万年进化的经验教训。不尊敬老人的民族，都会被历史淘汰；不尊敬老人的家庭，都不能延续下去。你不是也知道进化论吗？”
儿子说：“哼，凭什么呀？”
笔者说：“凭事实。只有中国人五千年不灭，因为中国人最尊敬老人；还有,孔子一家是天下第一家，因为他们最主张尊敬老人，不主张小孩与大人平等。埃及和罗马都有过古文明,可是没有延续到今天，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们的孔子。”
儿子说：“那埃及人呢？”
笔者说：“古埃及人被阿拉伯人灭了，现在的埃及人都说阿拉伯语。阿拉伯人受更强的约束：你愿意去听真主的吗？”
儿子说：“不愿意。”又问“那罗马人呢？”
笔者说：“罗马人被哥特人灭了，哥特人就是后来的欧洲人。他们也受更强的约束：你愿意去听基督的吗？”
儿子说：“不愿意。”没有提问，也没有继续与外婆口角。
在孩子强词夺理的时候，如果装个糊涂就过去了，对孩子的教育十分不利。如果简单地训斥或动手“教训”，孩子会觉得父母“没理”，压而不服。即使说透了道理,有些顽皮的孩子仍可能无理取闹。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应该相互配合，至少有一个人在孩子无理取闹时充当“黑脸包公”，决不能姑息纵容。否则，不但不是爱孩子,反倒会害了孩子：他(或她)在日后走上社会之后，将会难以适应，甚至被淘汰，正如古埃及人和古罗马人。
有许多悲剧都不能去责怪孩子。
21世纪之初,天津的一个12岁男孩把爷爷摔成瘫痪，起因是没大没小的平等观念：爷爷69岁,所受教育已在新文化运动普及之后，与孙子的日常关系如同亲密的伙伴。有一天男孩放学回家，见爷爷也向家中走来，便躲在门后想开个玩笑，伸出一只脚把爷爷绊倒，见爷爷起不来了，不禁放声大哭。家人把爷爷送往医院，爷爷因颈椎骨折而导致下肢瘫痪[7]。孩子是天真的，自幼的教育使他以为爷爷与自己一样，与学校中的同学一样。
事实却是：同学摔十次也不会瘫痪，爷爷摔一次就够了。
进入学龄之后，鼓励孩子背诵《三字经》和《四书》、《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中的部分内容，以及唐诗宋词，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组成。西方的孩子甚至不背九九表，结果，一个在美国小学3年级读书的华裔女孩儿说：“中文的乘法口诀比英文的死记硬背容易多了。美国的同学都惊奇，在做乘法题时我的速度快得不可思议。”[8]
这个小姑娘不知道：把乘法口诀像念经一样 《上学快乐(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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