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农民贫困的原因
了结构性的变化。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变革。
为什麽家庭经营能够把公社制度瓦解掉呢？因为人民公社後期，工业化进步後，拖拉机、化肥等生产资料要下乡，和农村进行交换，国家是希望通过公社得到农村更多的农产品转移到城面来。但公社体制束缚了农民积极性，粮食等农产品的产量难以增长，城乡交换时，城吃亏，乡下人也吃亏。这时候城市人和乡下人的利益在公社体制下都在减少。在这种状态下，当家庭经营使每亩增加200多斤的粮食产量，除了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农民还剩下大头是自己的时候，国家不吃亏，集体不吃亏，农民也不吃亏。所以，国家废除了捆绑农民手足的人民公社。实际上，农民获得的自主生产的权利是农民创造的巨大增量赎买回的。
当农民有了剩馀以後，就要投资，就要消费，就要创办乡镇企业；而乡镇企业发展以後，农民觉得农村的天地太小了，就要到城，也就有了1亿多农民工进城。这都是由於家庭经营解放了生产力，农民创造的增量不断增加，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所以不断赎买权利又不断发展而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所以，人民公社的垮台以後的一系列变化是中国农民的一次"和平演变"。成本是巨大的，但比起农民革命的代价要小多了。
◆中国的未来，在民主和集权之间
今天，我们要改变诸多的二元结构，农民是否还有足够的力量创造巨大的增量去赎买权利呢？似乎很难，最近十几年来没有看到任何的希望和机会，所以，不合理的结构更加固化了。怎麽办呢？只有三个方法来打破：第一，强势的一方妥协和让步；第二，通过暴力来打破；第三，通过民主来打破。
我们到底要采用什麽样的路径、方法、方式，去改变现有不合理的二元结构呢？指望既得利益阶层能够主动的放弃一些东西，这似乎不现实，这不符合资本的本性；通过暴力实现实在是灾难，是应该极力避免的；最好通过民主的办法来实现，似乎更没有可能，我感觉有越来越强的力量推动中国走向更加集权。
为了说明我对走向更加集权的担心，请大家回味我开场时讲的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都潜伏着一个道理：当西部的资源（煤、电、天然气等）很廉价的让东部的资本家"开发"的时候，实际上是西部的资源转化成了东部的资本；当西部的资源不断的廉价输入东部和大城市的时候，会进一步促进东部和大城市的产业发展，会吸引更多的西部劳动力流向东部和大城市流动；当西部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都非常廉价的流向东部和大城市的时候，东部和大城市的产业资本怎麽会西进呢？防止西部开发演变成"西部殖民"是必须面对的一个潜在的大问题。
现在，主流社会解决三农问题的共识是要工业化（当然是东部）、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还有什麽什麽"化"，很多的"化"，要实现这些"化"，前提都是一个──那就是加快、加大东西部的不等价交换和城乡的不等价交换。这种不等价交换，不是在民主政体下的按照市场原则进行的公平交易，是集权政体下的不平等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代表着强势集团的利益，保证东部飞速发展和城市膨胀。我常想，不要多少年，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城市都会是2，000万人、1，000万人的国际大都市；省会城市和东部的经济总量会占到全国的经济总量的90左右。到时候“稳定压倒一切”内涵自然就是维护大城市和东部的繁荣昌盛。"稳定压倒一切"的结果会是民主吗？到时候不"稳定压倒一切"也不行啊！其结果是民主还是集权呢？
当百分之60～70以上的处於社会底层的农民没有权力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化"，包括城市化，都只会更加使农民边缘化！当越来越多的人边缘化的时候会有民主化吗？！
中国的未来道路到底怎麽走啊？！
同学们，借用一句官话──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很多的重大问题我没有能力想清楚，我把这些问题留给你们，留给大学的老师，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些问题。我们有责任找到一些比较好的途径、方式、方法，来改变现有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状况。好在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把以人为本写到了党的旗帜上，为我们思考中国的未来打开了自由的窗户。我相信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解决发展中各种新问题的思想武器和金钥匙。
民自己修的，农民修了公路，国家去收费，路坏了之後又要农民自己修。农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自己集资的，当然国家也有财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车薪。都是中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是不一样的。剑川县黑桃树乡大满山红的那个村子，农民自己集资来办电，一根电杆，从山下运到山上去，要用40个人抬两天，中途回不了家，还得在半山腰过一夜。城的人什麽时候这样自力更生过啊！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覆盖农民的。这个极大的不平等说也是白说，不说也就罢了。可是，主流社会的人却破坏农民自己的保障制度。去年3月1日生效的《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30年、50年不变。假设我今年有15、6岁，过5、6年，要娶妻、生子，我这一家人一分地也没有，政府也不给我任何的补偿，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包含我，我怎麽生存啊！生在农村，是一个农民，就应该天然的有拥有土地的权利，谁有权力剥夺人生存的权利？！每一部法律都不能违背《宪法》，《宪法》要保障人权，农民最基本的权利就是拥有土地，拥有生存的权利。站在城人的视角，《土地承包法》这是一部很好的法律，固化土地承包关系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廉价的农产品，供给城人消费。我们有没有考虑到、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他们怎麽生活？我们为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麽样的社会保障呢？
◆第四，金融制度
银行的银行叫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叫国有商业银行。城人可以用身分证贷款买房，乡下人不可以；城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也是房子，为什麽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呢？
农民也是国民，为什麽国家的银行不承认呢？农民的财富也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也是人民币的基础，为什麽中国的银行不承认呢？如果我们农民的身分、农民的山、农民的地、农民的房，也能在银行抵押，那农村也不缺投资，农民也有钱发展。现在，农民贷款生产农产品供城市人享用，贷款也是那麽、那麽的难，利息还高於城几倍。
外国银行不下乡，中国的银行也进了城，国家又不允许乡村民间金融存在，难道农村指望太空人提供金融服务不成！
◆第五，税收制度
农民的人均收入是（每年）2000多块钱，不是可支配收入，这些收入中还含着种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粮食。国家按农户农产品产量的8．4来收取农业税，但如果把农民自己消费和投入生产的这一块除开，那肯定是20多或更高的税率了。再如果把粮食加工流通环节的税率考虑进去，农业的税率可能就在30以上了。一个农民1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几百块钱，要交税；城人1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社会保障。城人做生意亏本，可以不做；农民种地亏本，可不可以不种？不种（的话）可不可以不纳税？不可以，不种地照样纳税。农业是最弱质的产业，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却面对最不优惠的税收政策。农民怎麽不贫困呢？
◆第六，资源的配置制度
就说说扶贫的资源配置制度吧。国家的扶贫资源是属於穷人的钱，这个资源是由谁来配置的？是干部来配置的。谁跑步"钱"进、谁跑的勤就给谁。跑到扶贫资源是要付成本的，资源通过一级一级的下拨是要雁过拔毛的。这些资源到了项目点、到了社区该怎麽使用，还是没有穷人的发言权，还是国家干部说了算。不少贫困地区搞工程招标，
谁主持，是干部，谁有权参加投标，极少数有钱的人，穷人在哪呢？占99的穷人被排斥在外了。
我们在贵州大山扶贫，不到1万块钱可以修1公里5米宽的山路，而政府去做扶贫，修1公里同样的路要8～10万块钱。那我们怎麽配置资源呢？到村去跟老百姓谈，群众说要修路，我们问怎麽修，他们说只要乐施会提供炸药、铁锤、碎石机、碾压机、技术员就可以了，劳动力由他们自己组织。这样1公里路3，000～8，000元钱就够了。钱给他们，我们来做协作者，跟村民一起买炸药、机器，铁锤，风来、雨去，两年6万多块钱修了26公里路。26公里路要是政府修，至少要200多万。
如果法律制度来配置扶贫资源，肯定会比干部权力配置更有效力；如果资源到了社区，由老百姓主导资源的使用，就可以用很少的钱办很大的事，因为中国农村有的是过剩的劳动力。
有权力的人相信权力配置资源，有钱的人相信市场配置资源。其实，在解决贫困的问题上，权力配置资源不是最有效的，这个好理解；市场配置扶贫资源解决贫困问题也不是最有效的，这点很多人还没有认识。中国农村每天有3亿的劳动力在家打麻将，中国农村每天有大量的事情没人干，过剩的劳动力市场配置不起来。中国解决农村贫困的最大资源是农村劳动力，配置农村劳动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靠农民自己的组织。只有民间组织把劳动力资源配置起来与其他资源相结合，资源的利用效率才能最大化。
我们这个国家，权力和市场配置财政资源，配置的结果，是绝大部分配置给了强势阶层。医疗资源80都在县以上；教育资源主要是配置在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配置在城市。在不少地方，扶贫资源和公共资源配置成了权力和权力、权力和资本的交易游戏。
◆第七，教育制度、医疗制度
这两个制度差不多，只说教育。人们似乎公认："教育改变命运"。中西部的教育能改变中西部人民的命运吗？我看不能，反而使他们越来越苦难。我在我的《扶贫日记》写过一个高中生，他的父母亲为了培养他这个高中生，借了一身的债，他高中毕业到城打工，每月的工资400元，要用十几年的时间打工来还债。他说只要还清债攒够2，000元钱，他就准备回到他的那个小山村去结婚，再不来打工了。那时候他大概有40岁了，不回山城人也不会要他打工了。现在的农村教育是什麽？贫穷的父母亲，负了一身的债，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高中生。高中生给了父母什麽回报？没有！
他把20～40岁黄金的时间给了城，他得到了什麽？没有！到了40岁，快要老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不要他了，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中部，甩给了穷人。教育是不是抽水机？教育不断的把中西部的资源向发达地区抽，不断的把穷人的资源往富人抽啊！
我读小学时，几毛或1块钱读1年；初中时，1年2块钱；高中时，3块、5块读1年；大学时，国家1个月补贴20多块钱、35斤粮票。现在我的孩子读书呢？小学100多，中学1，000多，中考把录取分数线提得高高的，缺一分100元、几百元不等。现在我们读大学，国家给一点钱甚至不给，更多的是学校收钱。我计算了一下，从85年到目前为止，农产品的价格涨了不到7倍。以稻谷为例，85年的价格0．095元，今年可能高些，涨到了0．6～0．7元，以前是0．4～0．5元。算涨了7倍，相当於农民的收入（在价格上）长了7倍。但现在农民教育支出涨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你说农民怎麽不穷！农民能够卖的一点钱，就被我们的教育吸得一乾二净，农民是要负债来培养自己的孩子，并且是给发达地方培养人才就像北大、清华给美国人培养人才一样。
医疗制度和教育制度一个样，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赘述了。
◆第八，就业制度。
很长时期，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人，农民不在这个话语。直到今天，劳动法能保护的还是城的职工，失业保障与农民工没有关系。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依然还存在严重的就业歧视。
更为严重的是在财政税收资源解决就业问题时，农民依然是极少考虑的，常说的再就业工程根本与农民无关。
国家的金融资源也偏向解决城市居民和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每年有数百亿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证券市场也有更多的资源被输入国有企业。重要的职能就是保障就业。
谁给了农民这样的政策资源呢？
解决农民的就业是不是没有办法呢？不是的。国家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为农民提供就业。例如，1998年大洪水後，国家拿出数百亿元治理大江大河，长江大堤每方土12元，这样的好事给了大资本家做了，大资本家转包给农村的拖拉机施工，每方土3。6元承包出去，一方土坐地净赚8元多。如果是从农民就业的角度去考虑，几百亿可以解决多少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数百亿收入。再如，农村还有很多的水利工程待建，有的是要恢复原有功能。假如国家一时拿不出钱来，可不可以让农民先干上，发给农民劳动工积累券，农民可以凭券购买教育、医疗等服务或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
主流社会，面对农民就业难的时候，总是指责农民文化水平低，素质差，不适应城市社会，不适应市场经济等等，全是歧视性的语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把农民的就业问题当成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没有把创造农民就业岗位当成政府的基本职责。中国的农村什麽最多，劳动力最多。每天有几亿农民没有活干，能挣钱的活专给有钱的人干，你说农民能不穷吗？
◆第九，工资制度
工资制度是一个最大的抽水机。城人的工资面包含有结婚、生儿育女、孝敬父母的部分，还有再教育和养老部分。农民工的工资呢？它包含这些吗？不包含。农民工一个月就500元钱左右，他们不可能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承担不了赡养老人的义务，自己养老的问题也无法解决。一个社会劳动力再生产不能完成，那比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更加残酷。
根据陆学艺、郭书田等先生的计算，平均每个农民工在城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但每个农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资只有6，000～8，000元（这是高估了）。城市和发达地区每年从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馀价值。如果进城1亿农民，农民工每年被剥夺的就有1．6万多个亿。
工资制度对农民工严重的不人道，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後果。
据统计，全国现在有千万以上的娶不上媳妇的农民和农民工。乡下的女孩子都嫁到城去了，她们不愿意在乡下找一个养不起孩子和老人的老公，有的女孩子做二奶也不愿嫁给农民为妻。社会学家樊平呼吁，农村"美女"的流失将导致农村社会"荒漠化"！我们追求的城市化难道要以农村社会"荒漠化"为代价的吗？这样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第十，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可能是第2大抽水机了。宪法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产权再明晰不过了。但农民的土地不能自主的进入市场交易，只能先给国家征用，再由国家出卖。国家征用1亩地几千、几万不等，转手就卖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不等 《李昌平：农民贫困的原因(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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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麽家庭经营能够把公社制度瓦解掉呢？因为人民公社後期，工业化进步後，拖拉机、化肥等生产资料要下乡，和农村进行交换，国家是希望通过公社得到农村更多的农产品转移到城面来。但公社体制束缚了农民积极性，粮食等农产品的产量难以增长，城乡交换时，城吃亏，乡下人也吃亏。这时候城市人和乡下人的利益在公社体制下都在减少。在这种状态下，当家庭经营使每亩增加200多斤的粮食产量，除了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农民还剩下大头是自己的时候，国家不吃亏，集体不吃亏，农民也不吃亏。所以，国家废除了捆绑农民手足的人民公社。实际上，农民获得的自主生产的权利是农民创造的巨大增量赎买回的。
当农民有了剩馀以後，就要投资，就要消费，就要创办乡镇企业；而乡镇企业发展以後，农民觉得农村的天地太小了，就要到城，也就有了1亿多农民工进城。这都是由於家庭经营解放了生产力，农民创造的增量不断增加，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所以不断赎买权利又不断发展而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所以，人民公社的垮台以後的一系列变化是中国农民的一次"和平演变"。成本是巨大的，但比起农民革命的代价要小多了。
◆中国的未来，在民主和集权之间
今天，我们要改变诸多的二元结构，农民是否还有足够的力量创造巨大的增量去赎买权利呢？似乎很难，最近十几年来没有看到任何的希望和机会，所以，不合理的结构更加固化了。怎麽办呢？只有三个方法来打破：第一，强势的一方妥协和让步；第二，通过暴力来打破；第三，通过民主来打破。
我们到底要采用什麽样的路径、方法、方式，去改变现有不合理的二元结构呢？指望既得利益阶层能够主动的放弃一些东西，这似乎不现实，这不符合资本的本性；通过暴力实现实在是灾难，是应该极力避免的；最好通过民主的办法来实现，似乎更没有可能，我感觉有越来越强的力量推动中国走向更加集权。
为了说明我对走向更加集权的担心，请大家回味我开场时讲的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都潜伏着一个道理：当西部的资源（煤、电、天然气等）很廉价的让东部的资本家"开发"的时候，实际上是西部的资源转化成了东部的资本；当西部的资源不断的廉价输入东部和大城市的时候，会进一步促进东部和大城市的产业发展，会吸引更多的西部劳动力流向东部和大城市流动；当西部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都非常廉价的流向东部和大城市的时候，东部和大城市的产业资本怎麽会西进呢？防止西部开发演变成"西部殖民"是必须面对的一个潜在的大问题。
现在，主流社会解决三农问题的共识是要工业化（当然是东部）、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还有什麽什麽"化"，很多的"化"，要实现这些"化"，前提都是一个──那就是加快、加大东西部的不等价交换和城乡的不等价交换。这种不等价交换，不是在民主政体下的按照市场原则进行的公平交易，是集权政体下的不平等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代表着强势集团的利益，保证东部飞速发展和城市膨胀。我常想，不要多少年，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城市都会是2，000万人、1，000万人的国际大都市；省会城市和东部的经济总量会占到全国的经济总量的90左右。到时候“稳定压倒一切”内涵自然就是维护大城市和东部的繁荣昌盛。"稳定压倒一切"的结果会是民主吗？到时候不"稳定压倒一切"也不行啊！其结果是民主还是集权呢？
当百分之60～70以上的处於社会底层的农民没有权力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化"，包括城市化，都只会更加使农民边缘化！当越来越多的人边缘化的时候会有民主化吗？！
中国的未来道路到底怎麽走啊？！
同学们，借用一句官话──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很多的重大问题我没有能力想清楚，我把这些问题留给你们，留给大学的老师，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些问题。我们有责任找到一些比较好的途径、方式、方法，来改变现有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状况。好在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把以人为本写到了党的旗帜上，为我们思考中国的未来打开了自由的窗户。我相信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解决发展中各种新问题的思想武器和金钥匙。
民自己修的，农民修了公路，国家去收费，路坏了之後又要农民自己修。农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自己集资的，当然国家也有财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车薪。都是中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是不一样的。剑川县黑桃树乡大满山红的那个村子，农民自己集资来办电，一根电杆，从山下运到山上去，要用40个人抬两天，中途回不了家，还得在半山腰过一夜。城的人什麽时候这样自力更生过啊！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覆盖农民的。这个极大的不平等说也是白说，不说也就罢了。可是，主流社会的人却破坏农民自己的保障制度。去年3月1日生效的《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30年、50年不变。假设我今年有15、6岁，过5、6年，要娶妻、生子，我这一家人一分地也没有，政府也不给我任何的补偿，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包含我，我怎麽生存啊！生在农村，是一个农民，就应该天然的有拥有土地的权利，谁有权力剥夺人生存的权利？！每一部法律都不能违背《宪法》，《宪法》要保障人权，农民最基本的权利就是拥有土地，拥有生存的权利。站在城人的视角，《土地承包法》这是一部很好的法律，固化土地承包关系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廉价的农产品，供给城人消费。我们有没有考虑到、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他们怎麽生活？我们为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麽样的社会保障呢？
◆第四，金融制度
银行的银行叫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叫国有商业银行。城人可以用身分证贷款买房，乡下人不可以；城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也是房子，为什麽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呢？
农民也是国民，为什麽国家的银行不承认呢？农民的财富也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也是人民币的基础，为什麽中国的银行不承认呢？如果我们农民的身分、农民的山、农民的地、农民的房，也能在银行抵押，那农村也不缺投资，农民也有钱发展。现在，农民贷款生产农产品供城市人享用，贷款也是那麽、那麽的难，利息还高於城几倍。
外国银行不下乡，中国的银行也进了城，国家又不允许乡村民间金融存在，难道农村指望太空人提供金融服务不成！
◆第五，税收制度
农民的人均收入是（每年）2000多块钱，不是可支配收入，这些收入中还含着种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粮食。国家按农户农产品产量的8．4来收取农业税，但如果把农民自己消费和投入生产的这一块除开，那肯定是20多或更高的税率了。再如果把粮食加工流通环节的税率考虑进去，农业的税率可能就在30以上了。一个农民1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几百块钱，要交税；城人1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社会保障。城人做生意亏本，可以不做；农民种地亏本，可不可以不种？不种（的话）可不可以不纳税？不可以，不种地照样纳税。农业是最弱质的产业，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却面对最不优惠的税收政策。农民怎麽不贫困呢？
◆第六，资源的配置制度
就说说扶贫的资源配置制度吧。国家的扶贫资源是属於穷人的钱，这个资源是由谁来配置的？是干部来配置的。谁跑步"钱"进、谁跑的勤就给谁。跑到扶贫资源是要付成本的，资源通过一级一级的下拨是要雁过拔毛的。这些资源到了项目点、到了社区该怎麽使用，还是没有穷人的发言权，还是国家干部说了算。不少贫困地区搞工程招标，
谁主持，是干部，谁有权参加投标，极少数有钱的人，穷人在哪呢？占99的穷人被排斥在外了。
我们在贵州大山扶贫，不到1万块钱可以修1公里5米宽的山路，而政府去做扶贫，修1公里同样的路要8～10万块钱。那我们怎麽配置资源呢？到村去跟老百姓谈，群众说要修路，我们问怎麽修，他们说只要乐施会提供炸药、铁锤、碎石机、碾压机、技术员就可以了，劳动力由他们自己组织。这样1公里路3，000～8，000元钱就够了。钱给他们，我们来做协作者，跟村民一起买炸药、机器，铁锤，风来、雨去，两年6万多块钱修了26公里路。26公里路要是政府修，至少要200多万。
如果法律制度来配置扶贫资源，肯定会比干部权力配置更有效力；如果资源到了社区，由老百姓主导资源的使用，就可以用很少的钱办很大的事，因为中国农村有的是过剩的劳动力。
有权力的人相信权力配置资源，有钱的人相信市场配置资源。其实，在解决贫困的问题上，权力配置资源不是最有效的，这个好理解；市场配置扶贫资源解决贫困问题也不是最有效的，这点很多人还没有认识。中国农村每天有3亿的劳动力在家打麻将，中国农村每天有大量的事情没人干，过剩的劳动力市场配置不起来。中国解决农村贫困的最大资源是农村劳动力，配置农村劳动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靠农民自己的组织。只有民间组织把劳动力资源配置起来与其他资源相结合，资源的利用效率才能最大化。
我们这个国家，权力和市场配置财政资源，配置的结果，是绝大部分配置给了强势阶层。医疗资源80都在县以上；教育资源主要是配置在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配置在城市。在不少地方，扶贫资源和公共资源配置成了权力和权力、权力和资本的交易游戏。
◆第七，教育制度、医疗制度
这两个制度差不多，只说教育。人们似乎公认："教育改变命运"。中西部的教育能改变中西部人民的命运吗？我看不能，反而使他们越来越苦难。我在我的《扶贫日记》写过一个高中生，他的父母亲为了培养他这个高中生，借了一身的债，他高中毕业到城打工，每月的工资400元，要用十几年的时间打工来还债。他说只要还清债攒够2，000元钱，他就准备回到他的那个小山村去结婚，再不来打工了。那时候他大概有40岁了，不回山城人也不会要他打工了。现在的农村教育是什麽？贫穷的父母亲，负了一身的债，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高中生。高中生给了父母什麽回报？没有！
他把20～40岁黄金的时间给了城，他得到了什麽？没有！到了40岁，快要老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不要他了，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中部，甩给了穷人。教育是不是抽水机？教育不断的把中西部的资源向发达地区抽，不断的把穷人的资源往富人抽啊！
我读小学时，几毛或1块钱读1年；初中时，1年2块钱；高中时，3块、5块读1年；大学时，国家1个月补贴20多块钱、35斤粮票。现在我的孩子读书呢？小学100多，中学1，000多，中考把录取分数线提得高高的，缺一分100元、几百元不等。现在我们读大学，国家给一点钱甚至不给，更多的是学校收钱。我计算了一下，从85年到目前为止，农产品的价格涨了不到7倍。以稻谷为例，85年的价格0．095元，今年可能高些，涨到了0．6～0．7元，以前是0．4～0．5元。算涨了7倍，相当於农民的收入（在价格上）长了7倍。但现在农民教育支出涨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你说农民怎麽不穷！农民能够卖的一点钱，就被我们的教育吸得一乾二净，农民是要负债来培养自己的孩子，并且是给发达地方培养人才就像北大、清华给美国人培养人才一样。
医疗制度和教育制度一个样，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赘述了。
◆第八，就业制度。
很长时期，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人，农民不在这个话语。直到今天，劳动法能保护的还是城的职工，失业保障与农民工没有关系。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依然还存在严重的就业歧视。
更为严重的是在财政税收资源解决就业问题时，农民依然是极少考虑的，常说的再就业工程根本与农民无关。
国家的金融资源也偏向解决城市居民和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每年有数百亿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证券市场也有更多的资源被输入国有企业。重要的职能就是保障就业。
谁给了农民这样的政策资源呢？
解决农民的就业是不是没有办法呢？不是的。国家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为农民提供就业。例如，1998年大洪水後，国家拿出数百亿元治理大江大河，长江大堤每方土12元，这样的好事给了大资本家做了，大资本家转包给农村的拖拉机施工，每方土3。6元承包出去，一方土坐地净赚8元多。如果是从农民就业的角度去考虑，几百亿可以解决多少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数百亿收入。再如，农村还有很多的水利工程待建，有的是要恢复原有功能。假如国家一时拿不出钱来，可不可以让农民先干上，发给农民劳动工积累券，农民可以凭券购买教育、医疗等服务或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
主流社会，面对农民就业难的时候，总是指责农民文化水平低，素质差，不适应城市社会，不适应市场经济等等，全是歧视性的语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把农民的就业问题当成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没有把创造农民就业岗位当成政府的基本职责。中国的农村什麽最多，劳动力最多。每天有几亿农民没有活干，能挣钱的活专给有钱的人干，你说农民能不穷吗？
◆第九，工资制度
工资制度是一个最大的抽水机。城人的工资面包含有结婚、生儿育女、孝敬父母的部分，还有再教育和养老部分。农民工的工资呢？它包含这些吗？不包含。农民工一个月就500元钱左右，他们不可能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承担不了赡养老人的义务，自己养老的问题也无法解决。一个社会劳动力再生产不能完成，那比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更加残酷。
根据陆学艺、郭书田等先生的计算，平均每个农民工在城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但每个农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资只有6，000～8，000元（这是高估了）。城市和发达地区每年从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馀价值。如果进城1亿农民，农民工每年被剥夺的就有1．6万多个亿。
工资制度对农民工严重的不人道，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後果。
据统计，全国现在有千万以上的娶不上媳妇的农民和农民工。乡下的女孩子都嫁到城去了，她们不愿意在乡下找一个养不起孩子和老人的老公，有的女孩子做二奶也不愿嫁给农民为妻。社会学家樊平呼吁，农村"美女"的流失将导致农村社会"荒漠化"！我们追求的城市化难道要以农村社会"荒漠化"为代价的吗？这样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第十，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可能是第2大抽水机了。宪法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产权再明晰不过了。但农民的土地不能自主的进入市场交易，只能先给国家征用，再由国家出卖。国家征用1亩地几千、几万不等，转手就卖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不等 《李昌平：农民贫困的原因(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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