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研究综述
突发性事件和各类社会危机的统一指挥协调权利。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博士也认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有一个政府分级管理、分级定位的问题。中国版图这么大,不能不分级管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只有中央政府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划是合一的,其他各级政府都不可能完全重合起来,这是由市场配置资源的规律所决定的,不是以地方长官意志为转移的。如果基层政府硬要把自己管辖的行政区划当作一个完整独立的经济体,结果必然是造成人为的市场分割,这与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对于一个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来说,分级管理和分级定位就意味着行政管辖权和主要职责就是服务。
⒍政府治理结构创新。进一步规范行政收费行为,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按照把全能管理的“大政府”逐步改造成有限服务的“小政府”的要求,大规模取消审批项目,将部分行政审批项目作改变管理方式处理,移交行业组织或社会中介机构管理。制定《行政收费法》,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要将行政命令和审批收费型的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型的政府。
改革干部政绩考核和责任体系。目前,是考核干部政绩的主要指标。经济发展目标被看得过重,数字中水分很大。如果加入失业率、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吃穿住行、教育卫生、政府的文明程度等社会发展指标考核政绩,并且与干部使用和责罚结合起来,就会促使干部勤学习、善思考、干实事,把自己的政治前途与为民做事结合起来,解决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问题。
⒎大力发展民间组织,架起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桥梁。应该大力发展民间的商会、协会、中介组织和其它民间组织,发挥它们在结构转型和市场经济中的政治和经济功能,营造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和协作机制。调动民间组织力量,支持政府改革。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认为,民间组织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桥梁。引导和发展民间组织,建立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对话、协商和沟通机制,实现社会自律和自治,可以有力支持政府的各项改革,将传统体制下政府的许多事务转由民间组织去做,既可以稳定社会,缓解矛盾,又可以节省政治成本。
⒏专家提出的其他值得注意的问题
()“明租、征税、除费”。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博士提出,政府改革的关键就是要通过“明租、征税、除费”,解决好政府的越位、错位和缺位。“明租”就是国有资产特别是土地资产的有偿使用。“征税”是国民收入的强制性分配,是政府的权力。“除费”就是废除那些不合理的行政收费和变相摊派,减轻广大农民和市场主体的负担。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资金来源要靠征税的方式来解决,绝对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动用国家的土地租金收入,也不能运用各种收费手段,把原本属于商业行为的东西,变成政府的强制性权力。一个负责任的地方政府,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过程中,一定要脚踏实地从具体问题入手。各级政府应该明白,国家财产不等于政府财产,国家财产只能有偿使用,而政府财产的来源只能依靠税收。
()有限政府和与社会、市场的契约关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博士:要使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实践真正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得以深化,还需要重点把握这样一些基本的理论原则:一是确定政府的功能边界,使政府真正成为一个有限的公共政府,这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前提;二是重新确立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使政府在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中,履行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这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关键所在;三是强化自下而上的激励机制和考核机制,这是建立服务型政府必须的内在机制。总之,建设服务型政府,不仅仅是服务态度的改变和服务项目的增加,而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求,以服务为目标导向的现代政府管理体制或新管理模式的探索,是在重新界定政府功能边界的前提下,按照有限权力的公共政府内在要求,在确立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新型关系基础上,导入激励、监督机制和全新的服务理念、服务行为、服务管理系统。
()通过转变政府职能,解决好“越位”、“错位”、“缺位”问题。一是解决政府管理“越位”问题。应改变过去包揽一切的管理体制,缩小、分解政府的管理权限和范围,把不该由政府承担或政府管理不了的职能转移出去,实现政府与企业、社会、市场之间的合理分工。二是解决政府管理“错位”问题。主要是理顺中央和地方之间、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关系,合理界定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的职能边界,明确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的职责范围,避免因分工不当、责任不明导致政出多门、交叉错位。三是解决政府管理“缺位”问题。就是把应当由政府办的事情真正抓起来,负起责任,避免管理出现“断档”,公共服务出现“真空”。总的原则就是要收缩权限,越位的要复位,错位要正位,缺位的要补位,有效解决“该管的无人管,不该管的多头管”的问题。
四、如何建设服务型政府
如何适应目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满足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既是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目前中国改革中遇到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许多国家在对政府的建设方面有成功经验,但中国的政府职能转变却不是简单地改革,就象迟福林所说,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不仅在于实现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更重要的在于要实现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不仅在于政府应当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更重要的在于政府要为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不仅涉及政府机构的调整,更在于实现“政府再造”和推进政府“自身革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不是简单地对现有政府管理体制的修修补补,不是单纯地对现有行政管理体制的增增减减,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研究综述(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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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博士也认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有一个政府分级管理、分级定位的问题。中国版图这么大,不能不分级管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只有中央政府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划是合一的,其他各级政府都不可能完全重合起来,这是由市场配置资源的规律所决定的,不是以地方长官意志为转移的。如果基层政府硬要把自己管辖的行政区划当作一个完整独立的经济体,结果必然是造成人为的市场分割,这与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对于一个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来说,分级管理和分级定位就意味着行政管辖权和主要职责就是服务。
⒍政府治理结构创新。进一步规范行政收费行为,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按照把全能管理的“大政府”逐步改造成有限服务的“小政府”的要求,大规模取消审批项目,将部分行政审批项目作改变管理方式处理,移交行业组织或社会中介机构管理。制定《行政收费法》,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要将行政命令和审批收费型的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型的政府。
改革干部政绩考核和责任体系。目前,是考核干部政绩的主要指标。经济发展目标被看得过重,数字中水分很大。如果加入失业率、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吃穿住行、教育卫生、政府的文明程度等社会发展指标考核政绩,并且与干部使用和责罚结合起来,就会促使干部勤学习、善思考、干实事,把自己的政治前途与为民做事结合起来,解决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问题。
⒎大力发展民间组织,架起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桥梁。应该大力发展民间的商会、协会、中介组织和其它民间组织,发挥它们在结构转型和市场经济中的政治和经济功能,营造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和协作机制。调动民间组织力量,支持政府改革。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认为,民间组织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桥梁。引导和发展民间组织,建立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对话、协商和沟通机制,实现社会自律和自治,可以有力支持政府的各项改革,将传统体制下政府的许多事务转由民间组织去做,既可以稳定社会,缓解矛盾,又可以节省政治成本。
⒏专家提出的其他值得注意的问题
()“明租、征税、除费”。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博士提出,政府改革的关键就是要通过“明租、征税、除费”,解决好政府的越位、错位和缺位。“明租”就是国有资产特别是土地资产的有偿使用。“征税”是国民收入的强制性分配,是政府的权力。“除费”就是废除那些不合理的行政收费和变相摊派,减轻广大农民和市场主体的负担。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资金来源要靠征税的方式来解决,绝对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动用国家的土地租金收入,也不能运用各种收费手段,把原本属于商业行为的东西,变成政府的强制性权力。一个负责任的地方政府,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过程中,一定要脚踏实地从具体问题入手。各级政府应该明白,国家财产不等于政府财产,国家财产只能有偿使用,而政府财产的来源只能依靠税收。
()有限政府和与社会、市场的契约关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博士:要使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实践真正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得以深化,还需要重点把握这样一些基本的理论原则:一是确定政府的功能边界,使政府真正成为一个有限的公共政府,这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前提;二是重新确立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使政府在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中,履行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这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关键所在;三是强化自下而上的激励机制和考核机制,这是建立服务型政府必须的内在机制。总之,建设服务型政府,不仅仅是服务态度的改变和服务项目的增加,而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求,以服务为目标导向的现代政府管理体制或新管理模式的探索,是在重新界定政府功能边界的前提下,按照有限权力的公共政府内在要求,在确立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新型关系基础上,导入激励、监督机制和全新的服务理念、服务行为、服务管理系统。
()通过转变政府职能,解决好“越位”、“错位”、“缺位”问题。一是解决政府管理“越位”问题。应改变过去包揽一切的管理体制,缩小、分解政府的管理权限和范围,把不该由政府承担或政府管理不了的职能转移出去,实现政府与企业、社会、市场之间的合理分工。二是解决政府管理“错位”问题。主要是理顺中央和地方之间、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关系,合理界定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的职能边界,明确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的职责范围,避免因分工不当、责任不明导致政出多门、交叉错位。三是解决政府管理“缺位”问题。就是把应当由政府办的事情真正抓起来,负起责任,避免管理出现“断档”,公共服务出现“真空”。总的原则就是要收缩权限,越位的要复位,错位要正位,缺位的要补位,有效解决“该管的无人管,不该管的多头管”的问题。
四、如何建设服务型政府
如何适应目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满足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既是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目前中国改革中遇到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许多国家在对政府的建设方面有成功经验,但中国的政府职能转变却不是简单地改革,就象迟福林所说,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不仅在于实现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更重要的在于要实现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不仅在于政府应当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更重要的在于政府要为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不仅涉及政府机构的调整,更在于实现“政府再造”和推进政府“自身革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不是简单地对现有政府管理体制的修修补补,不是单纯地对现有行政管理体制的增增减减,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研究综述(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