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竞争性民主政治比较研究

并没有得到承认。“共和党人在野的时候，从未承认联邦党是一个合法的执政党，而在他们执政的时候，也从未承认联邦党是一个合法的反对党。” 反之，联邦党人亦然。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经过一、二百年的政治实践之后，资产阶级终于发现，在承认和服从现有基本法律制度的情况下，允许反对党的合法存在并参与政治事务，并不会造成什么太大的政治风险，相反，有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如1822年英国一家权威性刊物《季度评论》所说：
一个能干的反对党存在的必要，……仅次于内阁的存在。尽管这一团体是自封的，难以得到宪法的书面承认。反对党必须对国家履行极为重要的政治职责。它必须扮演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者和拥护者，大臣们行为的检查者，大臣们失职和不端行为的告发者的角色，并作为民族的领导者反对大臣的议案，试图把他们赶出政府。
于是，在英国和美国，合法反对原则率先得以确立，随后，又在法德等西方国家发展开来。
在传统社会，由于不存在合法反对原则，因而反对集团不得不采取宫廷政变、暴动等阴谋手段夺取政权。而统治集团也往往把反对派看作政权的最大威胁，并利用掌握国家政权的优势，采取种种办法压制、打击和消灭其他的集团。执政集团“随时要提防着觊觎他的权力的可能的政敌，经常把大量的时间投入维持权位的权力斗争中去，甚至国家政治体制的设置也围绕着有利于执政者保持政治权力，以政治控制为体制配置和变迁的主要依据。” 相形之下，现代社会把反对者从阴谋家变成了可接受的持不同政见者，把充满恶意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敌对转化为在朝或在野的，日常的，可容忍的对抗。这无疑更为经济、安全得多。
西方政治竞争的特色之三，执政党间接影响国家政权的运作。西方政党的最大功能似乎就是夺权而不是执政：一旦竞争胜利，上升为执政党后，其作用反而下降，所谓的执政党实际上起不到执政的作用。执政党的意志主要是通过本党领袖的政务活动渗透到行政机关的职能中去。执政党无论权势多大、威望多高，都不直接介入政府的决策程序和政府的实际运作。政党领袖作为政府首脑，他们独揽行政大权，自主决定政府的一切大政方针，各部门的事务，不受政府之外的任何机构的指挥，控制和干预。也就是说，政府的运作和政党的运作是分开的。政党没有被纳入政府运作的程序之中，它是政府之外的政治力量，不介入政府内部事务。总之，这种党政分开的体制不仅有利于执政党的自身建设，而且保证政府发挥独立行使权力的作用，避免了双重领导和政出多门的现象,有利于国家机关及官员队伍更加精练和提高工作效率，也使政府工作更加透明和便于对它进行监督。
（三）西方政治竞争的影响
西方政治竞争不仅对非西方社会而且对整个世界政治发展都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近二百年来，世界政治发展的历史就是西方政治文明不断扩张的历史。如亨廷顿所说，“古代社会各文明间时断时续的有限碰撞，让位于西方文化对其它文明持续的、不可抗拒的单方向的冲击。” 以西方为中心，不断向外衍射，是近现代民主发展的特点。西方政治文明之所以能够对其他文明产生强劲的冲击波，主要缘于它的个人主义精神。它提倡个人理性的张扬，强调个人优于集体，反对集体对个人的自主性、独立性进行压制，这符合人的本性的需要，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尽管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许多国家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治竞争体制，但总的说来，它们仍然是以西方政治制度为摹本的，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西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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