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竞争导论(下)
标志。一个不受批评的政府，也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政府。（3）发表言论宣传和支持各种政治见解、政治观点、政治学说和政治信仰的言论的自由。一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如果将某种思想学说加以特殊保护，不允许发表对他们批评的言论，此种国家里就没有言论自由。（4）在现代政党政治国家，还包括批评执政党的言论的自由。任何一个政党，即使它无论有多么先进，它也不可能不犯错误。对于执政党的纲领政策措施以及执政党的执政表现都应当允许公民自由发表批评的言论。
结社自由。现代民主建立在结社的基础上。意大利政治学家马斯泰罗内指出：“民主的社会条件与结社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结社是为了某一共同的目标而自愿实现的一种社会结合的话，那么就应该承认，从本原上讲，民主就是一种结社；结社与民主之间的这种深刻联系使我们可以肯定，在不允许成立以社会目标为宗旨的和平的结社团体的地方，是不可能存在民主的。” 一个国家不能只允许某些政党可以合法存在，而不允许人们享有真正的结社权利
出版自由。出版自由是人们自由的圣经。马克思指出：“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马克思坚决反对对书报进行检查，认为检查制度是政府垄断了的批评，并强烈要求废除书报检查制度，“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一无用处的”。
舆论自由。舆论自由的核心是新闻自由。在西方国家，新闻媒体被称为“无冕之王”、“第四种权力”，它独立于政府并强有力地监督着政府的行为。而在我国，目前的新闻媒介“无不隶属于各种各样的党政部门，不但很难以公众媒体的姿态对社会生活进行广泛、经常和制度化的舆论监督，而且容易成为主管部门昭显政绩、隐恶忌医的自我宣传、自我保护工具”。 所以，推进新闻媒体的独立化，应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五）推进司法独立
对于政治竞争过程中出现的争议，是通过暴力解决，还是通过司法途径和平解决，这往往反映了一个国家民主和法治发展的程度。例如，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由于共和党候选人布什和民主党候选人戈尔在佛罗里达州所得选票十分接近，根据该州规定，必须进行再次自动计票， 从而引发了美国总统选举史上史无前例的大选风波。在争议的全过程，支持两党的选民不时举行游行，民主党人指控布什“盗窃”了选举，共和党人则频频提醒戈尔“游戏”已经结束，认输的时候到了。僵持了二个月后，联邦最高法院于2000年12月12日作出了支持布什的裁决，戈尔虽然不满，但接受裁决，承认失败，并号召他的支持者为了国家的利益转而支持新总统。这虽然是一场“闹剧”，但“闹剧”的背后却是一个相当开放、透明、有秩序、按规则进行的过程。“最重要的，所有关于选举的争议最终能在法院获得和平解决，即使是输家（如戈尔）也毫不犹豫地服从最高法院的决定，并公开与政治对手和解。……美国的选举争议最后通过法律手段而获得解决，丝毫没有出现像菲律宾弹劾总统期间出现的动乱与暴乱事件，确实体现了其法治与民主体制的成熟。大选‘闹剧’竟然在法院获得终结与平息，这一事件本身就足够耐人寻味。” 美国总统大选风波之所以能够得到和平解决，在我看来，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司法独立并且司法拥有足够的权威，谁不服从它的裁决，谁就会因藐视司法而受到制裁，即是贵为国家元首也不例外。司法机关不受任何势力的操纵，因而能够秉承法律作出令当事人双方都较为信服的裁决。
司法独立是建设现代民主与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也是政治竞争顺利推行的基本保障。司法独立包括以下几层涵义：（1）体制独立。司法机关独立于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上下级法院之间相互独立。（2）财政独立。司法机关的财政经费由议会统一拨付，不受制于行政机关；（3）法官独立。法官不得参加任何政党活动，也不随政府的更迭而进退；法官在法院内地位平等，不得互相干涉办案。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了“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在现实中，干预司法的情况履见不鲜，主要表现在：（1）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口号下，干预司法机关依法办案；（2）在“加强人大监督”的口号下，进行所谓的“个案监督”，插手司法活动。（3）司法机关的财政不独立，依靠行政的供给；人事任免权实际上也掌握在行政机关的人事部门手中（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政府的人事部门与党的组织人事部门是合二为一的），因此，司法工作常常受到行政的掣肘。由此可见，改革司法体制，推进司法独立，已成为发展中国民主，保障政治竞争顺利进行的迫切要求。
结束语
当代世界，全球化已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虽然人们对全球化尚存有诸多争议，当它毕竟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而是一个铁的事实。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彼此交流，互相影响。任何国家无视全球化，都终将会受到全球化的惩罚。中国加入WTO，不仅意味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而且意味着整个中国都会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对于中国政治来说，尤其如此。纵观近代中国政治发展，无不受着外来的影响。细究起来，对中国政治影响最大的国家，无非是日本、美国和前苏联。日本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始于明治维新以后，美国的影响可追溯到旧民主主义时期。而从当代中国的政治中，仍可窥视到前苏联政治的阴影。
前苏联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风云叱咤七十年，但它的政治发展模式毕竟是失败了。当代，还有谁愿意步它的后尘？如果我们孤芳自赏，不客观地正视中国政治的缺陷，不大力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政治民主化之路，也许会像前苏联那样，亡掉的不仅仅是一个党，而是一个国家。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对于稍有一点政治激情的人来说，都会痛心疾首：毕竟中国的政治安定局面来得太不容易了。
因此，我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搞意识形态争论，搞所谓的姓社姓资争论，是无济于事的。必须看到中国政治与西方政治的差距，并积极吸收西方政治发展的先进经验，自觉主动地融入全球化潮流中，惟有如此，中国才有进步，中国才有希望。盲目追求标新立异，追求所谓的“中国特色”，只能是自欺欺人之举。
古人云，“位卑未敢忘忧国”。笔者历时数月，终成此 《政治竞争导论(下)(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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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社自由。现代民主建立在结社的基础上。意大利政治学家马斯泰罗内指出：“民主的社会条件与结社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结社是为了某一共同的目标而自愿实现的一种社会结合的话，那么就应该承认，从本原上讲，民主就是一种结社；结社与民主之间的这种深刻联系使我们可以肯定，在不允许成立以社会目标为宗旨的和平的结社团体的地方，是不可能存在民主的。” 一个国家不能只允许某些政党可以合法存在，而不允许人们享有真正的结社权利
出版自由。出版自由是人们自由的圣经。马克思指出：“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马克思坚决反对对书报进行检查，认为检查制度是政府垄断了的批评，并强烈要求废除书报检查制度，“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一无用处的”。
舆论自由。舆论自由的核心是新闻自由。在西方国家，新闻媒体被称为“无冕之王”、“第四种权力”，它独立于政府并强有力地监督着政府的行为。而在我国，目前的新闻媒介“无不隶属于各种各样的党政部门，不但很难以公众媒体的姿态对社会生活进行广泛、经常和制度化的舆论监督，而且容易成为主管部门昭显政绩、隐恶忌医的自我宣传、自我保护工具”。 所以，推进新闻媒体的独立化，应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五）推进司法独立
对于政治竞争过程中出现的争议，是通过暴力解决，还是通过司法途径和平解决，这往往反映了一个国家民主和法治发展的程度。例如，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由于共和党候选人布什和民主党候选人戈尔在佛罗里达州所得选票十分接近，根据该州规定，必须进行再次自动计票， 从而引发了美国总统选举史上史无前例的大选风波。在争议的全过程，支持两党的选民不时举行游行，民主党人指控布什“盗窃”了选举，共和党人则频频提醒戈尔“游戏”已经结束，认输的时候到了。僵持了二个月后，联邦最高法院于2000年12月12日作出了支持布什的裁决，戈尔虽然不满，但接受裁决，承认失败，并号召他的支持者为了国家的利益转而支持新总统。这虽然是一场“闹剧”，但“闹剧”的背后却是一个相当开放、透明、有秩序、按规则进行的过程。“最重要的，所有关于选举的争议最终能在法院获得和平解决，即使是输家（如戈尔）也毫不犹豫地服从最高法院的决定，并公开与政治对手和解。……美国的选举争议最后通过法律手段而获得解决，丝毫没有出现像菲律宾弹劾总统期间出现的动乱与暴乱事件，确实体现了其法治与民主体制的成熟。大选‘闹剧’竟然在法院获得终结与平息，这一事件本身就足够耐人寻味。” 美国总统大选风波之所以能够得到和平解决，在我看来，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司法独立并且司法拥有足够的权威，谁不服从它的裁决，谁就会因藐视司法而受到制裁，即是贵为国家元首也不例外。司法机关不受任何势力的操纵，因而能够秉承法律作出令当事人双方都较为信服的裁决。
司法独立是建设现代民主与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也是政治竞争顺利推行的基本保障。司法独立包括以下几层涵义：（1）体制独立。司法机关独立于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上下级法院之间相互独立。（2）财政独立。司法机关的财政经费由议会统一拨付，不受制于行政机关；（3）法官独立。法官不得参加任何政党活动，也不随政府的更迭而进退；法官在法院内地位平等，不得互相干涉办案。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了“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在现实中，干预司法的情况履见不鲜，主要表现在：（1）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口号下，干预司法机关依法办案；（2）在“加强人大监督”的口号下，进行所谓的“个案监督”，插手司法活动。（3）司法机关的财政不独立，依靠行政的供给；人事任免权实际上也掌握在行政机关的人事部门手中（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政府的人事部门与党的组织人事部门是合二为一的），因此，司法工作常常受到行政的掣肘。由此可见，改革司法体制，推进司法独立，已成为发展中国民主，保障政治竞争顺利进行的迫切要求。
结束语
当代世界，全球化已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虽然人们对全球化尚存有诸多争议，当它毕竟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而是一个铁的事实。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彼此交流，互相影响。任何国家无视全球化，都终将会受到全球化的惩罚。中国加入WTO，不仅意味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而且意味着整个中国都会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对于中国政治来说，尤其如此。纵观近代中国政治发展，无不受着外来的影响。细究起来，对中国政治影响最大的国家，无非是日本、美国和前苏联。日本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始于明治维新以后，美国的影响可追溯到旧民主主义时期。而从当代中国的政治中，仍可窥视到前苏联政治的阴影。
前苏联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风云叱咤七十年，但它的政治发展模式毕竟是失败了。当代，还有谁愿意步它的后尘？如果我们孤芳自赏，不客观地正视中国政治的缺陷，不大力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政治民主化之路，也许会像前苏联那样，亡掉的不仅仅是一个党，而是一个国家。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对于稍有一点政治激情的人来说，都会痛心疾首：毕竟中国的政治安定局面来得太不容易了。
因此，我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搞意识形态争论，搞所谓的姓社姓资争论，是无济于事的。必须看到中国政治与西方政治的差距，并积极吸收西方政治发展的先进经验，自觉主动地融入全球化潮流中，惟有如此，中国才有进步，中国才有希望。盲目追求标新立异，追求所谓的“中国特色”，只能是自欺欺人之举。
古人云，“位卑未敢忘忧国”。笔者历时数月，终成此 《政治竞争导论(下)(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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