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竞争导论(下)
其领导人兴奋不已。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人举行的茶话会上发表演说时说：“本党将来担任政治事业，第一应研究者，即为政党内阁问题。……本党将来担任政治事业，实行本党之党纲，其他之在野党，则处于监督之地位”； 宋教仁更是踌躇满志地展开种种活动，“以期造成议院政治”， 甚至秘密酝酿，选举黎元洪取代袁世凯为总统。
第一次国会竞选主要政党得票简表
总席位 国民党 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
得票 ％ 共和 民主 统一 总数 ％
众议院 596 269 45.2 120 16 18 154 25.8
参议院 274 123 44.8 55 8 6 69 25.2
合计 870 392 45 175 24 24 223 25.5
袁世凯把宋教仁的政党内阁看成是对其权力的严重挑战和极大威胁，他深有感触地说：“以暴动手段夺取政权尚易应付，以合法手段取代政权，置总统于无权无勇之地，却厉害得多了”。 根据国会选举的结果，国民党组阁已成定局，但袁世凯不甘做无权无勇的总统，决心破坏内阁制原则以阻止国民党组阁，乃一面派人刺杀宋教仁，使国民党丧失头脑；一面加紧收买国民党员，使国民党分散分化；同时加紧推动政党合并，使其能用以与国民党抗衡。在正式当上大总统后，袁世凯于1913年底宣布国民党为“乱党”，并下令解散国民党。１９１４年初，袁世凯又下令解散国会。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至此彻底失败。
（二）民初竞争性政治的历史进步性
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的兴起，绝非历史的偶然，而是近代中国特定条件下政治发展变迁过程的某种产物，各政党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民国初年民主共和的政治发展趋向，阻滞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进程，并最终加速了其失败。
民国初年，政党勃然兴起。据台湾学者张玉洁初步统计，民初出现的政党与政党性组织共为312个。其中较大的党有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和进步党等。它们围绕着执政权这一核心展开了激烈的政治竞争，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政党政治活动的第一个高潮。除少数御用党和投机性政党集团外，各政党活动大致如下 ：
首先，利用舆论以进行政治动员。
民初政党非常重视舆论宣传，较大的党派都各自有自己的报刊等言论机关。如自由党的《民权报》，中国社会党的《社会日报》，中华民国工党的《觉民报》、中国共和研究会的《共和报》，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的《女子共和日报》等等。国民党、进步党等大党，则各自拥有数十家报刊，遍布许多省市，并创办了自己的通讯社。利用上述舆论阵地，各政党积极进行政治动员，主张“发挥民主立宪之精神，巩固共和建国之基础”，“监督政府、指导国民”，乃至鼓吹“实行共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尽管声音颇为纷杂，相互的攻击有时也相当激烈，但在宣传共和与民主制度方面，大家往往是较为一致的，同时，各政党还举办各种演讲会、报告会，邀约各自领袖及重要成员发抒政见，使得民初政治性的演讲、报告会一度蔚然成风。所有这些，对于民初各阶层民众政治觉悟的提高和社会民主氛围的形成，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其次，发展组织以扩大政治参与。
在20世纪初政治世俗化达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各党利用民初较为有利的政治环境，积极谋求组织发展以壮大自己的队伍。同盟会转入公开活动后，立即在各地扩展分支组织，会员人数很快高达50多万人。1912年，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合组为国民党后，党势也进一步扩大。鼎盛之际，国民党系统的交通部、支部、分部以及事务所等下属地方组织达数百个，遍及各个省、各商埠及海外华侨密集之地。其他党派亦不甘示弱。如共和党，据初步统计，下属支部34个，分部293个；党员人数号称50万，其中仅上海事务所下属党员即达6万余人。除政党系统之外，民初许多政党还设有协进会、研究会、联谊会等专业性、交际性的外围组织，以此作为各自活动的支持性结构，进一步壮大了自己党的声势。通过政党的组织化渠道，大批党员及其所影响的社会成员更为积极地进入到社会政治生活中来。尽管民初政党的有关活动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缺陷，但它对于当时社会政治参与行为，尤其是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阶层成员政治参与行为的扩展，仍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再次，进行选举与议会活动以干预政府行为。
民初政党活动的基本目的是为了赢得议会多数，进而控制或影响国家政权的运行。在争取议会席位方面，各政党经过宣传和组织上的努力，的确是获得了巨大成功。第一届国会之中，绝大多数席位落入了国民党、进步党之手。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国民党、进步党同样占有巨大优势。同议会选举方面的辉煌成就相比，民初政党对于政权运转和对政府行为的影响和干预却是微不足道的。袁世凯始终不肯让出政权，在重大政治事务上也始终不就范于国会，结果国会由名义上的权力机构变成了实际上令不出院门的政治摆设。尽管如此，国民党仍然以国会为阵地，进行了反对和制约袁世凯专制统治的积极努力。甚至如进步党，在总统选举、宪法起草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也先后采取了反对袁世凯的立场。从实际政治效果看，除较为枝节性的行政问题外，国民党乃至进步党对袁世凯政府的干预和制约基本是以失败告终。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后者的完全胜利。因为国会是袁世凯政府之合法性的基本来源之一，他对国会行为的一次次压制和打击，同时就意味着其合法性的一步步的削弱和丧失。乃至袁世凯解散国民党、肢解进步党以及解散国会，其统治的合法性丧失殆尽，他最后的末日也就快要来临了。
通过上述诸点，我们可以发现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的某些积极作用。第一，它扩大了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规模，提高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各新兴阶层的政治主体意识，强化了民主共和制度的社会政治基础和政治文化氛围。第二，它在选举中的成功和在国会中的活动，一方面阻滞和延缓了袁世凯政治专制化的进程，一方面从反面逐步削弱了专制统治的政治合法性。第三，由于许多政党在极其重大问题上尚能保持一定的原则立场，这就为它们在袁世凯公开帝制自为之际的联合奋起提供了有利的政治基础。正是这些方面，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 《政治竞争导论(下)(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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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会竞选主要政党得票简表
总席位 国民党 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
得票 ％ 共和 民主 统一 总数 ％
众议院 596 269 45.2 120 16 18 154 25.8
参议院 274 123 44.8 55 8 6 69 25.2
合计 870 392 45 175 24 24 223 25.5
袁世凯把宋教仁的政党内阁看成是对其权力的严重挑战和极大威胁，他深有感触地说：“以暴动手段夺取政权尚易应付，以合法手段取代政权，置总统于无权无勇之地，却厉害得多了”。 根据国会选举的结果，国民党组阁已成定局，但袁世凯不甘做无权无勇的总统，决心破坏内阁制原则以阻止国民党组阁，乃一面派人刺杀宋教仁，使国民党丧失头脑；一面加紧收买国民党员，使国民党分散分化；同时加紧推动政党合并，使其能用以与国民党抗衡。在正式当上大总统后，袁世凯于1913年底宣布国民党为“乱党”，并下令解散国民党。１９１４年初，袁世凯又下令解散国会。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至此彻底失败。
（二）民初竞争性政治的历史进步性
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的兴起，绝非历史的偶然，而是近代中国特定条件下政治发展变迁过程的某种产物，各政党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民国初年民主共和的政治发展趋向，阻滞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进程，并最终加速了其失败。
民国初年，政党勃然兴起。据台湾学者张玉洁初步统计，民初出现的政党与政党性组织共为312个。其中较大的党有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和进步党等。它们围绕着执政权这一核心展开了激烈的政治竞争，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政党政治活动的第一个高潮。除少数御用党和投机性政党集团外，各政党活动大致如下 ：
首先，利用舆论以进行政治动员。
民初政党非常重视舆论宣传，较大的党派都各自有自己的报刊等言论机关。如自由党的《民权报》，中国社会党的《社会日报》，中华民国工党的《觉民报》、中国共和研究会的《共和报》，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的《女子共和日报》等等。国民党、进步党等大党，则各自拥有数十家报刊，遍布许多省市，并创办了自己的通讯社。利用上述舆论阵地，各政党积极进行政治动员，主张“发挥民主立宪之精神，巩固共和建国之基础”，“监督政府、指导国民”，乃至鼓吹“实行共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尽管声音颇为纷杂，相互的攻击有时也相当激烈，但在宣传共和与民主制度方面，大家往往是较为一致的，同时，各政党还举办各种演讲会、报告会，邀约各自领袖及重要成员发抒政见，使得民初政治性的演讲、报告会一度蔚然成风。所有这些，对于民初各阶层民众政治觉悟的提高和社会民主氛围的形成，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其次，发展组织以扩大政治参与。
在20世纪初政治世俗化达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各党利用民初较为有利的政治环境，积极谋求组织发展以壮大自己的队伍。同盟会转入公开活动后，立即在各地扩展分支组织，会员人数很快高达50多万人。1912年，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合组为国民党后，党势也进一步扩大。鼎盛之际，国民党系统的交通部、支部、分部以及事务所等下属地方组织达数百个，遍及各个省、各商埠及海外华侨密集之地。其他党派亦不甘示弱。如共和党，据初步统计，下属支部34个，分部293个；党员人数号称50万，其中仅上海事务所下属党员即达6万余人。除政党系统之外，民初许多政党还设有协进会、研究会、联谊会等专业性、交际性的外围组织，以此作为各自活动的支持性结构，进一步壮大了自己党的声势。通过政党的组织化渠道，大批党员及其所影响的社会成员更为积极地进入到社会政治生活中来。尽管民初政党的有关活动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缺陷，但它对于当时社会政治参与行为，尤其是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阶层成员政治参与行为的扩展，仍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再次，进行选举与议会活动以干预政府行为。
民初政党活动的基本目的是为了赢得议会多数，进而控制或影响国家政权的运行。在争取议会席位方面，各政党经过宣传和组织上的努力，的确是获得了巨大成功。第一届国会之中，绝大多数席位落入了国民党、进步党之手。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国民党、进步党同样占有巨大优势。同议会选举方面的辉煌成就相比，民初政党对于政权运转和对政府行为的影响和干预却是微不足道的。袁世凯始终不肯让出政权，在重大政治事务上也始终不就范于国会，结果国会由名义上的权力机构变成了实际上令不出院门的政治摆设。尽管如此，国民党仍然以国会为阵地，进行了反对和制约袁世凯专制统治的积极努力。甚至如进步党，在总统选举、宪法起草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也先后采取了反对袁世凯的立场。从实际政治效果看，除较为枝节性的行政问题外，国民党乃至进步党对袁世凯政府的干预和制约基本是以失败告终。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后者的完全胜利。因为国会是袁世凯政府之合法性的基本来源之一，他对国会行为的一次次压制和打击，同时就意味着其合法性的一步步的削弱和丧失。乃至袁世凯解散国民党、肢解进步党以及解散国会，其统治的合法性丧失殆尽，他最后的末日也就快要来临了。
通过上述诸点，我们可以发现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的某些积极作用。第一，它扩大了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规模，提高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各新兴阶层的政治主体意识，强化了民主共和制度的社会政治基础和政治文化氛围。第二，它在选举中的成功和在国会中的活动，一方面阻滞和延缓了袁世凯政治专制化的进程，一方面从反面逐步削弱了专制统治的政治合法性。第三，由于许多政党在极其重大问题上尚能保持一定的原则立场，这就为它们在袁世凯公开帝制自为之际的联合奋起提供了有利的政治基础。正是这些方面，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 《政治竞争导论(下)(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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